著作

王夫之學識極其淵博。舉凡經學、子學、史學、文學、政法、倫理等各門學術，造詣無不精深，天文、歷數、醫理、兵法乃至卜筮、星象，亦旁涉兼通，且留心當時傳入的“西學”。

他的著述存世的約有73種，401卷，散佚的約有20種。主要哲學著作有：《永曆實錄》《周易外傳》《周易內傳》《尚書引義》《張子正蒙注》《讀四書大全說》《詩廣傳》《思問錄》《老子衍》《莊子通》《相宗絡索》《黃書》《噩夢》《續春秋左氏傳博議》《春秋世論》《讀通鑑論》《宋論》等。

晚節

王夫之為了事業和理想，從來不為利祿所誘，不受權勢所壓，就是歷盡千辛萬苦，也矢志不渝。明朝滅亡後，在家鄉衡陽抗擊清兵，失敗後，隱居石船山，從事思想方面的著述。晚年身體不好，生活又貧困，寫作時連紙筆都要靠朋友周濟。每日著述，以至腕不勝硯，指不勝筆。在71歲時，清廷官員來拜訪這位大學者，想贈送些吃穿用品。王夫之雖在病中，但認為自己是明朝遺臣，拒不接見清廷官員，也不接受禮物，並寫了一副對聯，以表自己的情操：
清風有意難留我，明月無心自照人。
清指清廷，明指明朝，王夫之借這副對子表現了自己的晚節。
分析：為了事業與理想，為了保持自己的氣節與情操，有多少像王夫之這樣的人啊！他們的高風亮節將光耀千古。
王夫之1672年得聞方以智殉難的訊息，作《聞極丸翁凶訊，不禁狂哭，痛定輒吟二章》，摘錄兩句“長夜悠悠二十年，流螢死焰燭高天。春浮夢裡半歸鶴，敗葉雲中哭杜鵑。”
他投奔南明永曆而不得時有一首詩“天涯天涯，吾將何之？頸血如泉欲迸出，紅潮湧上光陸離。漣水東流資水北，精衛欲填填不得。”
在康熙二十八年（1690）其自題墓石中特別告誡兒子“墓石可不作，徇汝兄弟為之，止此不可增損一字。行狀原為請志銘而設，既有銘，不可贅作。若汝兄弟能老而好學，可不以譽我者毀我，數十年後，略紀以示後人可耳，勿庸問世也。背此者自昧其心。己巳九月朔書授攽”
墓志銘中說的“戊申紀元”，是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元年，即明朝開國的時間。王夫之特彆強調“墓石可不作”，但如果作，則“不可增損一字”，“背此者自昧其心”，其心跡可見。

紀念
王夫之出生地紀念館位於回雁峰景區西側半山腰，為紀念出生於回雁峰下王衙坪的明末清初大思想家、文學家、哲學家王夫之修建的。紀念館主體占地面積101平方米，檐高4.42米，為青磚黛瓦古色古香的仿明清建築，為衡陽市第二批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王夫之故居——湘西草堂，座落於衡陽市衡陽縣曲蘭鄉湘西村，始建於清康熙十四年(1675年)，有茅屋三間，左為住房，右為書房。王船山後半生在此潛修十七年，遺著 800 余萬字。1981 年湖南省文化局撥款重修草堂，定為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現草堂占地 2100 平方米，建築面積 180 平方米。正廳面首橫掛趙朴初先生書寫的《湘西草堂》匾額，廳堂內正面牆上掛著船山畫像，像下分別掛放“岳衡仰止”等稱道船山先生的橫幅金匾，廳堂內兩側牆上掛著清代著名人物題寫的楹聯。正廳的左邊正房為住室，陳列有船山的床鋪、被席、書桌、七弦琴等複製品；右邊的正房是書房，陳列有船山的部分著作，還有當代全國著名書畫家撰寫的條屏、楹聯。

人物生平

早年生涯
萬曆四十七年（1619年），九月初一（10月7日）子時，王夫之生於衡陽府城南回雁峰。其父王朝聘50歲，母譚氏47歲。

天啟二年（1622年）王夫之開始跟隨長兄王介之學習。

天啟五年（1625年）王夫之跟隨長兄王介之學習，完成了十三經的學習。

天啟六年（1626年）王夫之的父親王朝聘國子監畢業，因拒絕賄賂選官，被罷選返鄉。

崇禎元年（1628年）王夫之跟隨父親王朝聘學習經義。

崇禎四年（1631年）王夫之的父親王朝聘在京城拒絕權相溫體仁黨羽索賄，氣憤之下撕毀薦貼，自誓不出“賕吏胯下以重辱先人”。

崇禎五年（1632年）王夫之中秀才，湖廣提學僉事王志堅欣賞王夫之才能，薦其入衡陽縣學。

崇禎六年（1633年）王夫之與長兄王介之、仲兄王參之赴武昌參加鄉試，均落第。

崇禎七年（1634年）王夫之跟隨叔父王廷聘學習作詩。王夫之被湖廣前後兩任提學僉事水佳胤、王澄川列為歲試一等的第一名。

崇禎八年（1635年）王夫之作詩《中秋里人張燈和牧石先生》與叔父王廷聘唱和。

崇禎九年（1636年）王夫之與兄長王介之、王參之參加鄉試，皆落榜。在歸途，王夫之作《蕩婦高樓月》，無限惆悵。

崇禎十年（1637年）王夫之娶同里首富陶萬梧之女陶氏，陶氏時年16歲。

崇禎十一年（1638年）王夫之就讀於長沙嶽麓書院，與同窗好友鄺鵬升結“行社”。（註：鄺鵬升，字南鄉）

崇禎十二年（1639年）王夫之與長兄王介之、仲兄王參之赴鄉試。只有長兄王介之中副榜。在武昌王夫之結識了黃岡人熊渭公和漢陽人李雲田。十月，王夫之與好友郭鳳躚、管嗣裘、文之勇結成“匡社”。

崇禎十三年（1640年）春，王夫之作詩《送伯兄赴北雍》。

崇禎十四年（1641年）湖廣提學僉事高世泰歲試衡州，列王夫之為一等。（註：高世泰，字彙旃，南直隸無錫人。）

崇禎十五年（1642年）王夫之與兩位兄長同赴武昌鄉試，王夫之以《春秋》第一，中湖廣鄉試第五名。王夫之的長兄王介之也中舉第40名，好友夏汝弼、郭鳳躚、管嗣裘、李國相、包世美皆中舉。（註：王夫之結識了分考官沔州知州章曠，字於野、長沙推官蔡道憲，字元白。王夫之後來參加章曠的抗清活動，失敗後，章曠絕食自殺，王夫之撫養其子章載。）秋，王夫之與王源曾等百餘人在黃鶴樓結盟，稱為“須盟大集”。

崇禎十六年（1643年）春，王夫之與兄長王介之自崇禎十五年十一月北上參加會試，因李自成軍克承天，張獻忠軍攻陷蘄水，道路被阻，王夫之兄弟自南昌而返。十月，張獻忠所部攻克衡州，艾能奇招納地方賢能，拘王夫之的父親王朝聘為人質。王夫之刺傷自己的臉和腕，偽傷救出其父王朝聘。

崇禎十七年（1644年）五月，王夫之聽聞崇禎皇帝自縊，作《悲憤詩》一百韻（已佚）。

抗擊清軍
順治二年（1645年）三月，王夫之結識抗清將領堵胤錫。秋，王夫之為避免鎮將縱兵剽掠，與父兄逃到耒陽、興寧、永興。

順治三年（1646年）八月，朱聿鍵在汀州為清兵執殺，王夫之再續《悲憤詩》一百韻。王夫之隻身赴汀陰找章曠，請章曠調和何騰蛟與堵胤錫的矛盾，協同作戰和聯合農民軍一起抗清，並對軍隊後勤提出了自己的建議，未被章曠採納。

順治四年（1647年）春，孔有德率軍攻陷湖廣各地，王夫之往湘鄉。四月，王夫之與好友夏汝弼投奔永曆帝被困在湘鄉西南的車架山，作《哀歌示叔直》。五月，清軍攻陷衡州，王夫之全家逃散，父王朝聘、叔王廷聘、二兄王參之及叔母在戰亂中死亡。王夫之的父親王朝聘囑其子女要抗清到底。

順治五年（1648年）王夫之有志於《易》。十月，王夫之與夏汝弼、管嗣裘、僧性翰在南嶽方廣寺舉行武裝抗清起義，後戰敗。王夫之的《河田營中夜望》詩記其事。冬，王夫之至肇慶投奔永曆。

順治六年（1649年）王夫之結識了瞿式耜、嚴起恆、金堡、方以智等。秋，在德慶，者胤錫授所作《軍謠》十首。

順治七年（1650年）春，王夫之繼娶襄陽鄭儀珂之女鄭氏。王夫之至梧州傷永曆朝行人司行人介子。四月，王夫之為營救被誣陷下獄的金堡，三次上書彈劾王化澄，王化澄欲殺王夫之，被義軍將領高一功所救，逃桂林投瞿式耜。八月，清兵至桂林，王夫之夫婦逃到永福，困於水砦，斷食四天。

順治八年（1651年）正月，王夫之與妻鄭氏，侄王敉回到衡州，避居雙髻峰續夢庵，誓不剃髮。

順治九年（1652年）春，李定國大敗清軍，收復廣西。八月，李定國進軍湖南，收復衡陽，派人請王夫之。王夫之有鑒於孫可望把持永曆朝政，猶豫不決，沒有成行。

順治十年（1653年）李定國抗清功績昭著，被孫可望忌嫌，李定國率部從湖廣退回廣西，清兵再占湖廣，王夫之避居耶姜山。

順治十一年（1654年）王夫之被清廷偵緝，被迫離開耶姜山，變姓名為瑤人，流亡常寧，為常寧文士講授《周易》、《春秋》。

順治十二年（1655年）王夫之流亡至興寧，寓荒山僧寺，為學者講授《春秋》。八月，王夫之完成《老子衍》，這是王夫之第一部理論著作。

順治十三年（1656年）三月，王夫之完成《黃書》。冬，王夫之從常寧返回衡陽，有詩《重登雙髻峰》。

順治十四年（1657年）王夫之常訪友人劉近魯，劉近魯藏書六千餘卷，向其借閱研究。

順治十五年（1658年）王夫之完成《家世節錄》。

順治十六年（1659年）清兵下永昌，王夫之深痛山河易主，作詩《山居雜體縣名》。

順治十七年（1660年）王夫之由續夢庵徙居湘西金蘭鄉高節里“敗葉廬”。

順治十八年（1661年）六月，王夫之的妻子鄭氏病卒。九月，王夫之作《初度日占》。王夫之把《續落花詩》、《廣落花詩》、《補落花詩》等六十九首與《正落花詩》合編為《落花詩集》。

終老林泉
康熙元年（1662年）四月，王夫之驚聞永曆帝在昆明亡，李定國、李來亨先後殉國，悲憤至極，續作《悲憤詩》一百韻。

康熙二年（1663年）六月，王夫之作《遣興詩》七十六首、《廣遣興詩》五十八首，號一瓠道人，修《尚書引義》六捲成。

康熙三年（1665年）新年，王夫之寫《和梅花百詠詩》。中秋，王夫之作《王百穀梅花絕句》。王夫之重定《讀四書大全說》。

康熙四年（1666年）衡陽唐端笏拜在王夫之門下，直至歿，前後二十六年。

康熙六年（1668年）七月，王夫之修成《春秋家說》三卷，《春秋世論》五卷。王夫之自二十八歲受父命編寫《春秋家說》，先後用時二十二年。

康熙七年（1669年）王夫之娶張氏。王夫之寫成《續春秋左氏傳博議》二卷、《洞庭秋詩》三十首、《雁字詩》十九首。輯三十歲以來所作詩編成《五十自定稿》一卷。冬，王夫之築“觀生居”於石船山下。

康熙十一年（1672年）春，王夫之修定《老子衍》，定本被學生唐端笏攜歸家遇火災燒毀，今存本為三十七歲時的初稿。八月，王夫之聽聞方以智逝世，作“哭方詩”二章。

康熙十二年（1673年）王夫之的《禮記章句》初稿成。三藩之亂爆發。

康熙十三年（1674年）正月，吳三桂兵至衡州，王夫之避至湘鄉。秋，王夫之與唐端笏渡洞庭。

康熙十四年（1675年）二月，王夫之去長沙水陸洲，劉思肯為王夫之繪畫像。六月，王夫之與李緩山、章有謨登衡陽回雁峰。八月，王夫之在萍鄉度中秋。九月，王夫之去觀生居二里許石船山下里人舊址茅屋，名“湘西草堂”。

康熙十六年（1677年）七月，王夫之居湘西草堂完成《禮記章句》四十九卷定稿。

康熙十七年（1678年）三月，吳三桂稱帝衡州，求王夫之的勸進表，被王夫之拒絕。王夫之遁入深山作《祓禊賦》以明志。《祓禊賦》今失傳，《姜齋公行述》保留有一段。

康熙十八年（1679年）王夫之著《莊子通》一卷。

康熙十九年（1680年）王夫之輯五十歲以後未收入《柳岸吟》之詩章為《六十自定稿》一卷。王夫之修成《宋論》初稿。

康熙二十年（1681年）王夫之完成《莊子解》三十三卷、《相宗絡索》一卷、《廣哀詩》十九首。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九月，王夫之完成《說文廣義》兩卷。十月，完成《噩夢》一卷。十一月，王夫之生重病。湖南巡撫與衡州知州拜會，王夫之拒不見，禮物全數退還。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正月，王夫之完成《經義》一卷，重定《詩廣傳》五卷。七月，鄭克塽投降清廷。十一月，王夫之撰《顯考武夷府君行狀》和《顯妣譚太孺人行狀》。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春，王夫之大病垂危。秋，王夫之病見起色，王夫之在病中完成《俟解》一卷。十月，王夫之舊病復發。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春，王夫之完成《張子正蒙注》九卷。八月，完成《楚辭通釋》十四卷。為學生們撰《周易內傳》六卷、《周易內傳發例》一卷。

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王夫之大病，險些病亡。五月，王夫之跋《耐園家訓》。六月，王夫之書《傳家十四戒》。夏，王夫之回憶二十九歲前十餘年詩作成《憶得》一卷。八月，王夫之重新修定《周易內傳》、《周易內傳發例》。秋，王夫之撰《石崖先生傳略》。冬，王夫之奔赴長樂鄉治喪，歸來作《孤鴻賦》。

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正月，王夫子病情加重，完成《讀通鑑論》初稿。九月，王夫子抱病送兄柩入土。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五月，王夫子完成《南窗漫記》一卷。秋，完成《霜賦》，撰寫《武夷先生暨譚太孺人合葬墓誌》。冬，王夫子輯六十歲後詩作《七十自定稿》一卷。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王夫之病中著《識小錄》一卷。四月，重定《尚書引義》。九月，劉思肯來為王夫之畫像，王夫之為自己的畫像題詞《鷓鴣天》。王夫之為自己的墓碑書《自題墓石》。撰《自巳九月書攽》。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正月，王夫之完成《夕堂永日緒論》二卷。夏，王夫之重定《張子正蒙注》。

康熙三十年（1691年）四月，王夫之咳喘中定稿《讀通鑑論》三十卷，《宋論》十五卷。

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正月初二午時（2月18日），王夫之卒於湘西草堂，終身沒有剃髮。十月，王夫之葬衡陽金蘭鄉高節里大羅山。墓碑鐫“遺命墓銘”如下：“有明遺臣行人王夫之字而農葬於此，其左則繼配襄陽鄭氏之所袝也。自為銘曰：抱劉越石之孤忠而命無從致，希張橫渠之正學而力不能企。幸全歸於茲丘，固銜恤以永世。”

事跡

家世
王夫之4歲時，隨長兄介之入塾問學。自幼天資聰明，對古文化的興趣令人不敢置信，7歲時就初步通讀了文字艱深的十三經，10歲時父親做監生，教他學了五經經義，14歲考中秀才。越二年，開始致力於詩文，在短短的兩年間閱讀了《離騷》、漢魏《樂府》歷代詩人的佳作名篇約10萬餘首。崇禎壬午（1642年），王夫之與兄王介之參加科舉考試，同榜中舉。

志向
21歲，仿照復社，組建“匡社”，意在匡國濟民。一次又一次試圖輔佐南明政權，卻一次又一次失敗。永曆二年（1648）秋，王夫之招集一支義軍在衡陽起義。義軍領導是缺乏行伍生活的書生，戰士是未經訓練的農民，缺乏給養，孤立無援，苦撐數月，被清軍打敗。最後一次抗清鬥爭失敗後，王夫之決心歸隱山林，在孤獨中做學問。直到57歲，才定居石船山草堂。為草堂題寫了一副對聯“芷香沅水三閭國，羌綠湘西一草堂”。

學術
王夫之一生著書320卷，錄於《四庫》的有：《周易稗疏》、《考異》、《尚書稗疏》、《詩稗疏》、《春秋稗疏》等。著述流傳至今的，還有70餘種、401卷、470多萬字。這些著述構成船山先生精深縝密而又博大的學術體系，多方面地發展了中國傳統學術思想。哲學上總結並發展中國傳統的唯物主義。在哲學上最重要的有《周易外傳》、《尚書引義》、《讀四大全說》、《張子正蒙注》、《思錄內外篇》、《黃書》、《噩夢》等。墨跡傳世稀少。《大雲山歌》書風神清氣舒，可謂難得珍品。
其思想，尤其在歷史觀和政治思想方面，表現在《讀通鑑論》和《宋論》兩部書里。在哲學上的造詣極為精深綿密，不但能批判地繼承前人學說中合理的部分加以發展，並且善於也勇於創新；唯物主義哲學思想極富戰鬥的批判精神，對中國兩千年來各種唯心主義的思潮如老莊哲學、魏晉玄學、佛教哲學等，進行了總結式的清算，以深入批判和揭露宋明理學的唯心主義理論基礎，從而建立起他的樸素唯物主義哲學體系。王夫之的這一體系堪稱前無古人，達到了當時的最高峰、在世界唯物主義哲學流派中也居於領先地位。
他最後17年住在湘西草堂，《四書訓義》、《莊子通》、《莊子解》、《思問錄》內外篇，《張子正蒙注》重訂《尚書引義》等重要哲學著作，《讀通鑑論》、《宋論》等系統史論著作，以及詩論《南窗漫記》、《夕堂永同緒論》等著作在這裡寫成。
王夫之不僅對後世的傳統哲學、傳統文化進行了系統的總結，同時開創了有清一代的嶄新學風。隨著國內“船山學”的研究和深入，“船山學”正逐步走向世界，日本、前蘇聯、美國、法國、德國、加拿大、英國、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湧現一批又一批“船山學”的研究者，成立了學術團體，“船山學”不斷植入世界文明之林。

相關
船山書院是清末最著名的書院，光緒四年（1878年）在彭玉麟的支持下，張憲和創於回雁峰下的王衙坪王氏宗祠，光緒八年，曾國荃將家藏《船山遺書》332卷珍本捐給書院。
光緒十一年改建東洲島，並由彭玉麟親聘，國學大師王闓運任山長，從此，東洲島船山書院名之日顯，“海內傳經問學者踵相接”，“嶽麓、城南，淥江書院學子紛紛南下”，一時有“學在船山”之稱。著名書畫家曾熙主講於此。
船山書院培養了大量有真才實學的人。湖南省藝術名家、教育界前輩、政界俊傑皆出此門。曠代奇才楊度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光緒8年（1882年）湖南提學使朱逌然倡議建立“船山書院”衡州鄉坤彭玉麟、王之春、楊概、程商霖、蔣霞初等集捐，將王船山出生地衡陽城內王衙坪的“船山祠”，創辦為“船山書院”；書院內仍祭祀船山神位，旨在學習、研究“船山學說”、傳播“船山思想”，這是中國最早以“船山”命名的學堂。
光緒27年（1901年），彭玉麟聘請王闓運為山長，因為王闓運嫌該書院後房狹小，彭玉麟又捐銀在書院後重建樓房5間，題名“湘綺樓”，作為王闓運的書齋及住房，自此王闓運在此主持書院達20餘年。船山書院的經費為衡永郴桂道四府州所屬士坤捐集，每年田租2500餘石；以及衡州團防捐餘款購置田地（由丁良駿、程商霖提議），每年田租15000餘石；加上每年省里撥給的補助費和書院自收款項；船山書院每年總收入，總計折谷達5000餘石。
該書院每年2月初旬，定期招收生徒；“該書院集衡、永、郴、桂府州所屬舉、貢、生、監。肄業其中”，“延聘師儒，甄別生徒，整飭院規，給發膏獎，皆應歸衡永郴桂道台主持其事”（《彭剛直公奏稿》卷六，《改建船山書院片》）；即衡、永、郴、桂四府所屬縣經考試，擇優選送，再由衡州道應試錄取，方可入院就讀；書院規定王船山先生後裔，每屆可保舉1人入院讀書，免收費用；對遵守學規，成績優異的生徒，給發膏獎（即獎學金）；書院山長及掌教人選，須推舉學識、名望皆優秀的人才，由四府士紳“商請”（協商聘請對象，不準濫薦），報送巡道，再由巡道轉報學政聘請；掌教不到院授課者不發薪金；船山書院藉助其經濟實力翻刻增補《船山遺書》【光緒13年（1887年）對曾國荃贈送的《船山遺書》板片進行修補，增刻使其達65種，328卷；光緒19年（1893年）又重刊《船山遺書》64種】及其他著作10餘種；如《湘綺樓全集》《周易說》《尚書箋》《周官經》《爾雅集解》、王之春的《國朝柔運記》《何東洲集》《曠庵文集》卷六等，為研究和傳播船山學說起了很重要的積極作用。

思想

他的哲學論斷富有批判精神。別開生面地注釋經學，以發揮自己的思想。他把以往的學術明確地劃分為“貞邪相競而互為畸勝”的對立陣營，自覺地繼承、發揚《易》學系統中的樸素辯證法和從王充到張載的唯物主義氣一元論。同時，大體把各種宗教神學和唯心唯識之說都歸入“異端”陣營，主張對它們“伸斧鉞於定論”，給以嚴厲批判。另一方面，他又主張採取“入其壘，襲其輜，暴其恃而見其瑕”的批判方法，對老莊哲學、佛教理論深入研討，在批判中注意吸取其中合理內容，從而積累了大量先世的思想資料，創立了具有總結歷史意義的博大哲學體系。

“太虛一實”的唯物論思想
在本體論方面，王夫之發展了張載“知太虛即氣則無’’無’’”的思想，對“氣”範疇給以新的哲學規定，對理氣關係、道器關係問題，進行了較深入的理論探討，作了明確的唯物主義解釋，強調氣是一切變化著的物質現象的實體，是客觀存在。王夫之在中國古代哲學的一些基本問題上，如理氣問題、道器問題、有與無的關係問題等都進行了研究，作出了重要貢獻。
他認為，整個宇宙除了“氣”，更無他物。他還指出“氣”只有聚散、往來而沒有增減、生滅，所謂有無、虛實等，都只有“氣”的聚散、往來、屈伸的運動形態。他按當時科學發展水平，舉例論證“氣”的永恆不滅性，認為這種永恆無限的“氣”乃是一種實體，並提出“太虛，一實者也”，“充滿兩間，皆一實之府”等命題，力圖對物質世界最根本的屬性進行更高的哲學抽象。他把“誠”訓為“實有”，以真實無妄的“實有”來概括物質世界的最一般屬性。他還認為，客觀世界萬事萬物的本質和現象都是客觀實在的，“從其用而知其體之有”，“日觀化而漸得其原”，可以通過認識各種物質現象而概括出它們的共同本質。從而否定了唯心主義空無本體的虛構。
在理氣關係問題上，王夫之堅持“理依於氣”的氣本論，駁斥了程朱理學以理為本的觀點。他強調 “氣”是陰陽變化的實體，理乃是變化過程所呈現出的規律性。理是氣之理，理外沒有虛託孤立的理。從而批判了從周敦頤到朱熹所堅持的氣外求理的唯心主義理論。王夫之結合對“統心、性、天於理”的客觀唯心主義體系的批判，強調指出：“蓋言心言性，言天言理，俱必在氣上說，若無氣處，則俱無也。”明確地堅持了唯物主義的氣本論。提出“理即氣之理，而後天為理之義始成”，有力地批判了宋明理學的“理在氣先”、“理在事先”，即精神先於物質存在的唯心論，否認了離開物質運動而獨立存在的客體精神--理。發展了張載“理也順而不妄”的觀點，說明了理不僅在氣中，而且是氣的運動變化，有它的“必然”——規律性。

唯物主義的道器觀
王夫之堅持“無其器則無其道”、“盡器則道在其中”的唯物主義道器觀，系統地駁斥了割裂、顛倒道器關係的唯心主義思想。他給傳統道與器範疇以新的解釋，認為“形而上”的“道”與“形而下”的“器”所標誌的一般（共同本質、普遍規律）和個別（具體事物及其特殊規律），兩者是“統此一物”的兩個方面，是不能分離的。他提出“天下惟器而已矣”的命題，肯定宇宙間一切事物都是具體的存在，任何具體事物都具有特殊本質，又具有同類事物的共同本質，“道者器之道”，一般只能在個別中存在，只能通過個別而存在，“終無有虛懸孤致之道”。猶如沒有車馬便沒有御道，沒有牢醯、璧幣、鐘磬、管弦便沒有禮樂之道一樣。他明確指出，在器之外、器之先安置一個“無形之上”的精神本體，乃是一種謬說。他通過論證“道”對於“器”的依存性，得出了“據器而道存，離器而道毀”的結論，駁斥了“理在事先”、 “道本器末”的觀點。王夫之的唯物主義是中國古代唯物主義思想的發展頂峰。
王夫之在道器關係上，批判了宋明理學中的“離器言道”的唯心主義論調，對道器關係作了新的發展。他說：“據器而道存，離器而道毀”。所謂“器”，就是指客觀存在的各種具體物質，所謂“道”是具體事物的規律；沒有事物，運動的規律就是不存在的，所以“道不離器”。還認為，“無其器則無其道”，即沒有事物就沒有事物的規律，只能說規律是事物的規律，而決不能說事物是規律的事物。總之，當有某種事物的時候才會有關於它的原則、道理和規律。同時還認為，隨著“器日盡，而道愈明”，意思是說，隨著事物向前發展，它所表現的規律也就愈明顯了。他的“道不離器”的觀點，堅持了物質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的唯物主義觀點，為唯物主義體系奠定了基礎。

“太虛本動天地日新”的辯證法思想
在發展觀方面，王夫之綜合以往豐富的認識成果，並對自己所面對的複雜的社會矛盾運動進行哲學概括，對中國古代辯證法的理論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王夫之基於“□□生化”的自然史觀，與宋明以來流行的主靜說相對立而堅持主動論。他提出“物動而已”，“動以入動，不息不滯”，“天地之氣，恒生於動而不生於靜”，把自然界看作永恆運動化生著的物質過程。他否定了周敦頤、朱熹所宣揚的太極動靜而生陰陽的觀點，指出：“動而生陽，動之動也，靜而生陰，動之靜也，廢然無動而靜，陰惡從生哉”。說明運動是物質世界所固有的，否定從氣以外尋找事物運動原因的外因論。他針對王弼“靜為躁君”、“靜非對動”的動靜觀，明確肯定“靜由動得”而“動靜皆動”。但他並不否認靜止的意義和作用，以為相對的靜止是萬物得以形成的必要條件。陽變陰合的運動過程本身包含著動靜兩態：絕對的動，相對的靜。這樣，否定了主靜說，又批判了割裂動靜的各種形上學的運動觀，更深一層地闡述了動靜兩者的辯證聯繫。
王夫之發展張載的氣化論，強調“天地之化日新”，把榮枯代謝、推移吐納看作是宇宙的根本法則。他認為任何生命體都經歷著胚胎、流蕩、灌注、衰減、散滅諸階段，前三者是生長過程，後二者是衰亡過程，而就在“衰減”、“散滅”過程中已經孕育“推故而別致其新”的契機，舊事物的死亡準備了新事物誕生的條件，“由致新而言之，則死亦生之大造矣”。這種變化發展觀，有一定的理論深度，並富於革新精神。
王夫之把事物運動變化的原因，明確地歸結為事物內部的矛盾性，認為“萬殊之生，因乎二氣”。他在張載“一物兩體”學說的基礎上開展了他的矛盾觀，提出“乾坤並建”，“陰陽不孤行於天地之間”，肯定矛盾的普遍性。對於矛盾著的對立面之間的關係，他進一步分析指出，任何矛盾都是相反相成的，一方面“必相反而相為仇”，這是排斥關係；另一方面“相反而固會其通”，這是同一關係。這兩重關係，不可分割，“合二以一者，就分一為二之所固有”。但他更強調“由兩而見一”，認為矛盾雙方絕非截然分開，而是“反者有不反者存”。按他的分析，“陰陽者，恆通而未必相薄，薄者其不常矣”。矛盾雙方互相逼迫、激烈搏鬥的狀態是“反常”的，而互相聯合、貫通，保持同一性狀態才是“正常”的。在他看來矛盾是相互轉化的，有時會發生突變，但在更多的情況下，轉化是在不斷往復、消長中保持某種動態平衡而實現的。
王夫之的辯證發展觀，尤其是他的矛盾學說，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但他過分強調矛盾的同一性，則是時代給予他的局限。
因所以發能、能必副其所的唯物主義認識論
王夫之利用和改造了佛教哲學的“能、所”範疇，對認識活動中的主體和客體、主觀認識能力和客觀認識對象加以明確的區分和規定，強調“所不在內”，“必實有其體”和“能不在外”、“必實有其用”，二者不容混淆、顛倒。他認為“能”和“所”的關係，只能是“因所以發能”，“能必副其所”，主觀認 識由客觀對象的引發而產生，客觀是第一性的，主觀是客觀的副本。從而抓住了認識論的核心問題，表述了反映論的基本原則。據此，他批判了沿襲佛教的陸王心學“消所以入能”、“以能為所”的觀點，並揭露其內在矛盾，認為：“惟心惟識之說，抑矛盾自攻而不足以立。”他對“惟心惟識之說”的批判，並非簡單否定，而是在否定心學唯心論誇大主觀精神作用的同時，吸取和改造其中的某些思辨內容,如把認識對象規定為“境之俟用者”，把人的認識能力規定為“用之加乎境而有功者”，注意到人的認識的能動性。
在知行關係問題上，他力圖全面清算“離行以為知”的認識路線，注意總結程朱學派與陸王學派長期爭鳴的思想成果，在理論上強調“行”在認識過程中的主導地位，得出了“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的重要結論。他以知源於行、力行而後有真知為根據，論證行是知的基礎和動力，行包括知，統率知。同時，他仍強調“知行相資以為用”。王夫之進一步提出“知之盡，則實踐之”的命題，認為“可竭者天也，竭之者人也。人有可竭之成能，故天之所死，猶將生之；天之所愚，猶將哲之；天之所無，猶將有之；天之所亂，猶將治之。”人可以在改造自然、社會和自我的實踐中，發揮重大作用。這種富於進取精神的樸素實踐觀，是王夫之認識論的精華。

即民見天的歷史觀和社會政治思想
王夫之在歷史觀方面系統批判了歷代史學中瀰漫著的神學史觀和復古謬論，把對當時湘桂少數民族生活的實地觀察與歷史文獻研究結合起來，大膽地打破美化三代古史的迷信，駁斥了“泥古薄今”的觀點，闡明了人類歷史由野蠻到文明的進化過程。依據他“理依於氣”、“道器相須”的一貫思想，提出了“理勢相成”的歷史規律論和“即民見天”的歷史動力論。
王夫之反對在歷史運動之外談論“天命”、“神道”、“道統”主宰歷史，主張從歷史本身去探索其固有的規律，“只在勢之必然處見理”。他說的“勢”，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和現實過程，“理”，是體現於歷史現實過程中的規律性。他肯定理勢相成，“理”、“勢”不可分，理有順逆之別，勢有可否之分。人們的歷史實踐有各種複雜情況，形成歷史事變的複雜性，應當“推其所以然之由，辨別不盡然之實”，從“理成勢”和“勢成理”等多方面去探討，才能闡明人類史的必然趨勢和內在規律。
王夫之沿用傳統範疇，把“天”看作支配歷史發展的決定力量，但用“理勢合一”來規定“天”的內涵。他進一步利用“天視聽自我民視聽”等古老命題，把“天”直接歸結為“人之所同然者”，“民心之大同者”，賦予“天”以現實的客觀內容。因而在肯定人民的“視聽”、“聰明”、“好惡”、“德怨”、“莫不有理”的前提下，為強調必須“畏民”、“重民”而提出了“即民以見天”、“舉天而屬之民”，意識到了民心向背的巨大歷史作用。

有欲斯有理的倫理思想
王夫之主張人性變化發展，強調理欲統一的道德
學說。他提出了“性者生理也”的觀點，認為仁義等道德意識固然是構成人性的基本內容，但它們離不開“飲食起居，見聞言動”的日常生活，這兩者是“合兩而互為體”的。在他看來，人性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它“日生而日成”。人性的形成發展，就是人們在“習行”中學、知、行的能動活動的過程，以此否定人性二元論、人性不變論的觀點。王夫之還反對程朱學派“存理去欲”的觀點，肯定道德與人的物質生活欲求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繫。他認為物質生活欲求是“人之大共”，“有欲斯有理”，道德不過是調整人們的欲求，使之合理的準則。他也反對把道德同功利等同起來的傾向，強調“以理導欲”、“以義制利”，認為只有充分發揮道德的作用，社會才能“秩以其分”、“協以其安”。從上述觀點出發，王夫之主張生和義的統一，強調志節對人生的意義，認為人既要“珍生”，又要“貴義”，輕視生命、生活是不行的，但人的生命、生活不依據道德準則，也沒有價值。他指出：志節是人區別於動物的標誌，一個人應當懂得生死成敗相因相轉的道理，抱定一個“以身任天下”的高尚目標，矢志不渝地為之奮鬥。
王夫之的倫理思想，沒有超出封建主義的範疇，但其中包含著一些啟蒙思想因素，具有愛國主義精神，對中國近代改良主義倫理思想（見中國近代倫理思想）的形成產生了深刻影響。
內極才情外周物理的美學思想
王夫之對於美學問題的論述，不但直接見之於他的文藝批評著作《姜齋詩話》、《古詩評選》、《唐詩評選》、《明詩評選》，而且見之於他的哲學著作《周易外傳》、《尚書引義》等。王夫之在唯物主義哲學的基礎上，認為美的事物就存在於宇宙之間，這種美並非一成不變的，而是在事物的矛盾、運動中產生和發展的。他很強調親身經歷對於美的藝術創造的重要性，認為作家所創造的藝術美，就是運動著的事物所產生的美經過審美主體的擇取淘選的一種創造。因此，對於作家來說，最重要的就是要“內極才情，外周物理”，要經過作者主觀的藝術創造，去反映客觀事物的本質和規律。
王夫之對藝術創作中情與景的關係，曾有精闢的論述，他認為二者“雖有在心、在物之分”，但在任何真正美的藝術的創造中，景生情，情生景，二者又是相輔相成、不可割裂的。精於詩藝者，就在於善於使二者達到妙合無垠、渾然一體的地步。真正美的藝術創作，應該“含情而能達，會景而生心，體物而得神”。王夫之繼承了中國傳統美學思想中情景交融的觀點，對此作了深入的闡發，在客觀上啟迪了後來王國維對於這一問題的論述。
在論述美的創造時，王夫之借用因明學的“現量”說，很強調好詩要從“即目”、“直尋”中求得具象感知，“不得以名言之理相求”。此外，王夫之在文學創作中的文與質、意與勢、真與假、空與實、形與神，以及“興、觀、群、怨”等等諸多重要問題上，對於傳統的美學思想都有新的發揮和闡述。

動靜學說
王夫之在物質運動問題上，認識到物質運動的絕對性，批判宋明理學的形上學不變論。他說：“天下之變萬千，而要歸於兩端。”意思：世界變化無窮無盡，究其原因，是由於氣中存在著兩端，“兩端”就是事物存在的兩個方面，比如陰和陽、剛和柔、動和靜、聚和散等。任何一個事物都包含著這“兩端”。他認為靜與動的關係是辯證的，他說：“靜者靜動，非不動也”， “方動即靜，方靜施動，靜即含動，動不捨靜”。這就是說，動是絕對的，靜是相對的，如江河之水，表面看來，似乎古今一樣，其實今水已非古水。他認為“天地萬物，恒生於動而不生於靜”，他還闡述了“道日新”、“質日代”的發展變化觀點。他說：“天地生物，其化不息”，是說事物是永遠發展變化的，不可能“廢然而止”。修正了張載的“日月之形，萬古不變”的觀點，更有力地抨擊了宋明理學：天不變，道也不變的唯心主義觀點。

唯物主義自然觀
唯物主義自然觀去觀察歷史，提出“理”、“勢”統一的歷史觀。他把歷史發展的客觀過程和必然趨勢，叫做“勢”，把歷史發展的規律性叫做“理”。提出了“於勢之必然處見理”的觀點，即人們必須從“勢之必然處”認識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他還進一步提出，歷史既然有“理”和“勢”，治天下就必須要“循理”、“乘勢”，按照客觀規律辦事。因此，他強調，歷史發展不能憑主觀意志，而必須遵守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同時，他還重視人的能動作用。他認為，從一種客觀可能性變為社會現實，必須通過人的有目的的活動。

詩歌創作理論
關於“勢”的文學理論，王夫之提出了一整套很有見地的詩歌創作理論，“勢”便是其中一個重要範疇。“把定一題、一人、一事、一物，於其上求形模，求比擬，求詞采，求故實；如鈍斧子劈櫟柞，皮屑紛霏，何嘗動得一絲紋理？以意為主，勢次之。勢者，意中之神理也”。他認為文意是第一位的：“意猶帥也。無帥之兵，謂之烏合”，那么無意之文也就是濫造之文了。意不能離開勢，勢是“意中之神理”。 王夫之所講的“意中之神理”，並非神乎其神，玄而又玄的東西，而是指詩人在創作激情到來，聯想和想像充分調動之時，意象之間、情景之間突發的一種內在邏輯，它不是什麼神明之道，而是按必然規律建立起來的自然結構。簡言之，“勢”標誌著言內之意與言外之意，情語和景語的內在聯繫和必然規律。它逐情而起，“不由作意”，卻在詩歌中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

評價
譚嗣同評價“萬物招蘇天地曙，要憑南嶽一聲雷”。章太炎稱道“當清之季，卓然能興起頑懦，以成光復之績者，獨賴而農一家而已”。前蘇聯人弗·格·布洛夫稱：“研究王船山的著作是有重要意義的，因為他的學說是中世紀哲學發展的最高階段……他是真正百科全書式的學者”。
王夫之的哲學思想，是17世紀中國特殊歷史條件下的時代精神的精華，在中國哲學史上占有很高的地位。但他的哲學受時代和階級的局限，既顯示出可貴的價值，也有受到封建傳統意識嚴重束縛的弱點。王夫之思想中這種矛盾，是17世紀中國時代矛盾的一面鏡子。

影響
王夫之的思想對後世產生過很大影響。譚嗣同對王夫之作了高度評價，說，“萬物招蘇天地曙，要憑南嶽一聲雷”（《論六藝絕句》），認為是五百年來真正通天人之故者。章太炎也稱道說“當清之季，卓然能興起頑懦，以成光復之績者，獨賴而農一家而已”（《船山遺書序》）。
王夫之僻居荒野發憤著書，其全部著作生前都未刊布。他死後，由其子選刻的10餘種著作，也流傳甚少。直到鴉片戰爭後，中國進步思想家尋求民族自救的思想武器，王夫之著作才被重視起來，得以彙編為《船山遺書》，先後多次刊行，傳播海內。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王夫之遺著的整理出版、佚文的蒐集刊布等受到重視，在日本、蘇聯和歐美各國已有船山論著、詩文的譯本，王夫之的學術遺產已成為人類共同的思想財富。葛兆光教授在文中指出，“封建君主不能變，能變的只是具體的措施與制度，封建思想觀念不能變，能變的只是個別的方法與觀點，這便成了王夫之思想中一個永遠難以擺脫的矛盾。他理智上承認了“勢之所趨”即“理”這樣一個哲學命題，但在感情上卻不能接受真正撲面而來的“勢”，無論是反抗傳統的異端思想，還是反抗封建王朝的農民起義。他是敏銳的，又是迂腐的，在總體的歷史上看出了變革的必然，卻在無數具體的史論上又被多年積澱的保守觀念拖住了後腿。因此，當他尖銳地提出了不少新穎的思想時，也猛烈地抨擊著同樣新穎的異端思想。當張獻忠請他加入起義隊伍時，他“剺面傷腕，誓死不肯”，而清兵南下時，他卻舉兵反抗，將民族大義與忠君思想揉在了一起。這種充滿了矛盾的行為，正是充滿了矛盾的思想的產物。”
王夫之比較關心現實生活，注重實際考察社會，從小就喜歡向旁人問四面八方的事情至於江山地利之學，食貨經濟之學，典章制度之學，都很感興趣，著意研究。以求經世致用，施展抱負。青年時代的王夫之，風華正茂，激揚文字，一方面仍走著讀書、科舉、入仕的老路，另一方面則十分關心動盪的時局，踴躍參加帶一定政治色彩的民間學術團體，諸如“行社”、“匡社”、“須盟”等，以文會友，指點江山，在某種程度上已經表現出試圖突破傳統樊籬的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