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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闓運

王闓運

王闓(kǎi)運(1833—1916)晚清經學家、文學家。字壬秋,又字壬父,號湘綺,世稱湘綺先生。鹹豐二年(1852)舉人,曾任肅順家庭教師,後入曾國藩幕府。1880年入川,主持成都尊經書院。後主講於長沙思賢講舍、衡州船山書院、南昌高等學堂。授翰林院檢討,加侍讀銜。辛亥革命後任清史館館長。著有《湘綺樓詩集、文集、日記》等。► 1篇詩文

主要著作

王闓運好治經學,並以致用為目的,尤其擅長公羊學。著作豐富,有《湘綺樓集》4冊,《湘綺樓文集》4冊,《湘綺樓箋啟》4冊,《八代詩選》10冊,《唐七言詩選》6冊,《楚辭注》1冊,以及《尚書義》、《尚書大傳》、《詩經補箋》、《禮記箋》、《春秋公羊傳箋》、《穀梁傳箋》、《周易說》、《周官箋》、《論語注》、《爾雅集解》及墨子、莊子、鶡冠子義解等。其經學著作和詩文,後人合刊《湘綺樓全書》,因被曾國荃認為輕詆湘軍及曾國藩而遭毀版,後由成都尊經書院學生出資重刻。

文論註疏類

《周易說》、 《尚書義》、《尚書大傳》、《詩經補箋》、《禮記箋》、《春秋公羊傳箋》、《穀梁傳箋》、《周易說》、《周官箋》、《論語注》、《爾雅集解》、《墨子注》、《莊子注》

詩集

《秋醒詞》

《圓明園詞》

《寄懷辛眉》

《獨游妙相庵,觀道、鹹諸卿相刻石》

《曉上空泠峽》

《重悼師芳》

《人日立春對新月憶故情》

名聯

(自撰)春秋表未成,幸有佳兒讀詩禮

縱橫計不就,空留高詠滿江山

(輓聯)長船山院,為一代師,才子本多情,只怕周公來問禮

登湘綺樓,望七里舖,佳人難再得,莫隨王子去求仙

曠古聖人才,能以逍遙通世法

平生帝王學,只今顛沛愧師承

生平

據王氏族譜記載,其先祖於明代自江西徙居湖南衡陽西鄉,居數世,後於憲宗成化年間遷居湘潭城外。王闓運生於道光十三年(1833年),少孤,為叔父教養。自幼資質駑鈍但好學,《清史稿》說他“昕所習者,不成誦不食;夕所誦者,不得解不寢。”“經、史、百家,靡不誦習。箋、注、抄、校,日有定課。”9歲能文。稍長,肄業長沙城南書院。性高曠,不事營利。

鹹豐七年(1857年),湖南補行壬子(鹹豐二年)乙卯(鹹豐五年)兩科鄉試,他中第五名舉人,獲學政張金鏞賞識,一時頗負時譽。曾周鏇於湘軍將領間,受曾國藩厚待,但只為清客不受事。

鹹豐九年(1859年),王闓運赴京師應禮部會試,落第,應肅順聘,在其家任教讀,甚受禮遇。不久辭去。十一年“祺祥政變”,肅順等顧命八大臣被誅,他曾撰《祺祥故事》,為肅順被殺辨解。

同治元年(1862年),王闓運入曾國藩幕,所議多不合,不久離去,以貧就食四方,專門從事講學。光緒五年(1879年),王闓運應四川總督丁寶楨之邀來到成都,擔任尊經書院山長,既愛護學生,又要求嚴格,每天有日記,每月有課卷,廖平、戴光等皆出其門下。王闓運後辭退回湖南,先後主持長沙思賢講舍,衡州船山書院。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主辦南昌高等學堂,但不久即辭退回湘,在湘綺樓講學授徒。前後得弟子數千人,有門生滿天下之譽。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王闓運已是風燭殘年的老人,湖南巡撫岑春萱上書表其德行,清政府授於他翰林院檢討的官職,宣統三年(1911年)又加封他為翰林院侍講。民國三年(1914年)受袁世凱聘入國史館任館長,編修國史。兼任參議院參政,復辟聲潮中辭歸。民國五年(1916年),83歲高齡的王闓運在家鄉無疾而終,自題輓聯:“春秋表未成,幸有佳兒述禮;縱橫計不就,空餘高詠滿江山。”逝世後,當時總統黎元洪親作神道碑文,湖南、四川等省均致公祭之文,享譽極盛。

其為人狂狷諧謔,軼聞甚多。門生眾多,在教育事業上頗有成就,較著名的弟子有楊度、夏壽田、廖平、楊銳、劉光第、齊白石、張晃、楊莊等。

主要成就

經學

王闓運為學主治《春秋公羊傳》,宗今文經學。他早年先從《禮》開始,詳盡考察三代的制度,20餘歲即作《儀禮演》13篇;,而後再探討《公羊春秋》中的微言大義,申張東漢何休的學說。他見清代乾嘉學者專習註疏,只有對經書的解釋但沒有紀述,僅僅重考證而忽略了論辨,閱者往往未竟十行就想睡覺的狀況,深為感慨地說:“文者聖之所託,禮之所寄,史賴之以信後世,人賴之以為語言,詞不修則意不達,意不達則藝文廢。……今若此,文之道幾乎息矣。”所以他作經籍註解,既不效宋儒的侈談義理,也不效乾嘉學者的專尊古注,而是根據自己的體會作簡要的詮釋。對古書文字連自己都實在難弄懂的地方,他也就不強作解釋。王闓運曾表明自己治經的目的只在“尋其宏旨”,用以“佐治道,存先典,明古訓,雄文章。”為使讀者有所解悟,發蒙悅心,他的著作文字汪洋縱肆,頗具莊子散文的風格。這種治學的方法,對當時的學風有一定的影響。終其一生,王闓運的經學著作有《周易說》、《尚書箋》、《尚書大傳補註》、《經補箋》、《禮經箋》、《周官箋》、《禮記箋》、《春秋例表》、《春秋公羊傳箋》、《論語訓》、《爾雅集解》等10餘種,200多卷。著述之眾,用力之深,影響之大,在近代罕見。

史學

王闓運在史學方面頗有撰述。他在同光年間主編和定稿的地方志有《桂陽州志》、《東安縣誌》、《衡陽縣誌》、《湘潭縣誌》等多鍾。這些方誌敘述翔實,文筆優美,其中的《山水篇》尤為精彩,描繪景物的風韻不減《水經注》。後人曾評價它們“斂雄才於方紀,納萬變於小篇”,認為“史

裁之麗密”超出了同時代著名史家的著作。王闓運自認為最得意的史學著作是應曾國荃之請而寫,反映湘軍完整歷史的《湘軍志》。為寫此書,他除親身所經歷及走訪口碑外,還設法借閱了軍機處的大量檔案,並請人製作了地圖,先後花了7年時間才完稿。王闓運本人與許多湘軍將領關係很深,對曾國藩也頗為推崇,但在書中除褒揚湘軍的功勳戰績外,對太平軍前期聲勢的凌厲,清朝內部各派勢力的矛盾,湘軍初期曾屢戰屢敗的竭蹶之狀,以及曾國荃攻破江寧後縱軍擄掠,吞沒財物的情況都不加掩飾,一一加以敘述。所以此書一刻印就遭到一些湘軍將領的攻擊,認為它是“謗書”,迫使王闓運將原版交郭嵩燾毀掉才得以免禍。以後曾國荃又請幕僚王安定另撰《湘軍記》,試圖抵消它的影響。《湘軍記》雖然記事詳盡,可補《湘軍志》的缺略和偏頗,但它對曾氏兄弟一味奉承,故意迴避或彌縫各方的矛盾,因而無論是真實性,還是敘事的簡潔,文筆的雄健都比不上《湘軍志》。為此,後代有學者稱《湘軍志》“文筆高朗,為我國近千年來雜史中第一聲色文學”,“是非之公,推唐後良史第一。”

文學

王闓運是一代詩文大家,民初汪國垣作《光宣詩壇總錄》列他為詩壇頭領,冠於一代詩人之首。王闓運幼年初學詩時就嚴守格律,矩步繩趨,不失尺寸,他作詩強調從擬古著手,五言長詩宗魏晉,七言長詩及近體詩兼宗盛唐,但並不單純模擬古人,而是盡法古人之美,熔鑄而出之”,能自成一家風格。他的詩作:於時事有關係者多。”《獨行謠》、《圓明園詞》等都是反映社會現狀的鴻篇巨作,曾傳涌一時,堪稱史詩。他的寫景詩氣魄宏偉,常帶一股高潔傲氣。如《入彭蠡望廬山作》中寫道:“輕舟縱巨壑,獨載神風高;孤行無四鄰,然喪塵勞。晴日光皎皎,廬山不可照;揚帆載浮雲,擁楫玩波濤……。”就是這種風格的典型寫照,所以譚嗣同稱他的詩是超越“詩人之詩”,屬於“更向上一著”之類。王闓運還喜歡選詩、評詩,他的《八代詩選》流傳很廣。他曾分析說:“古之詩以正得失,今之詩以養性,雖仍詩名,其用異矣。故吾嘗以漢後至今,詩即樂也,亦足以感人動天,而其本不同,古以教諫為本,專為人作,今以托興為本,乃為己作。”道出了古今作詩宗旨的不同。王闓運撰文駢散兼行,既不堆砌辭藻,又不故作高深,所以能自然渾成,不落俗調,並多警策之言。他的《湘綺樓文集》中多有傳世之作。

教育經歷

王闓運長期從事教育,先後執教成都尊經書院、長沙思賢講舍、衡陽船山書院和南昌江西大學堂,加上家中私授的弟子,學生達數千人,其中名弟子楊銳、劉光弟、廖平、宋育仁、楊度、齊白石等都卓有成就。他就任尊經書院的第一天就對學生傳授學經的方法,說:“治經於《易》,必先知易字含數義,不當虛衍卦名;於《書》,必先斷句讀;於《》,必先知男女贈答之辭,不足以頒學官,傳後世,一洗三陋,乃可言《禮》,《禮》明然後治《春秋》。”又說:“說經以說宇為貴,而非識《說文解宇》之字為貴”,“文不取裁放古則亡法,文而畢摹乎古則亡意。”當時蜀學的晦塞,少有通儒,聽到王闓運的這些議論,士生才知道研誦註疏諸史文選。尊經書院日有記,月有課,暇則習禮,三年士風丕變,出現了廖乎、胡從簡等影響較大的人物。所以稱王闓運為近代的一位大教育家並不為過。

王闓運早年懷抱帝王之學,曾試圖參與治世,大有作為,然而屢遭挫折,無法施展抱負,遂絕意仕進,歸而撰著授徒,不過他“縱橫志未就,空餘高詠滿江山”的傲岸之氣未有稍減。平時嘻笑怒罵,譏彈嘲弄,無所不至,人常憚怕而避之。但他對學生真誠和易,勤於教誨,常常正襟教授,侃侃而談,終日不倦。王闓運平生早眠早起,不吸菸喝酒,所以精力充足,造詣獨多。他著書都自己親筆抄錄,其書法凝厚,無一筆苟且,也不輕有誤字,直到晚年的應酬文字都不潦草,從中也可以看出他為人為學的嚴謹作風來。王闓運一生居長沙的時間為多,因而他對長沙文化的發揚光大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

軼事典故

過去,對讀書人的道德要求,一般還是很高的。不過,如果一個人被視為名士,情形就變了,好像是有了某種行動的自由,別說出點格,就是荒唐一點,人們也以為當然。凡是名士,好像一齊約好了似的,大抵都將“特權”用在男女之事上,所謂自古名士盡風流是也。

不過,名士的風流,往往是犧牲掉仕途前程換來的,也就是說,大凡一個人被人看成是名士,他也就甭打算出將入相,在政界官場一顯身手了。從這個角度說,做名士,往往意味著某種無奈,不是文名大著而科場蹭蹬,就是別的什麼原因斷了上進的路,比如像明代的唐寅,一個好好的解元,被莫名其妙的科場案攪了進去,從此再也別想考試做官;當然也有這樣的,人還沒有踏入仕途,就比較過火,文名與青樓薄倖之名一樣大,比如宋朝的柳永,當然只好不再應考,做“奉旨填詞的柳三變”則個。

晚清的王闓運,屬於仕途受到挫折,憤而化為名士的一個人。他很早就中了舉(26歲),踏入高級士人行列,雖然幾次會試不售,也屬正常,那個年月,科考聯捷的跟白烏鴉一樣的稀少。他的霉運在於才華早露,而且上達中樞,為鹹豐皇帝的智囊肅順看上,收入帳下,成了大清智囊的智囊。而鹹豐恰屬於那種氣性過小,又偏偏趕上多災多難的皇帝,長毛沒有平,英法聯軍又打上門,兩下夾攻,一口氣沒上來,窩囊死了。鹹豐一死,肅順一時大意,被葉赫那拉氏聯合鹹豐的兄弟恭親王奕搞掉,跟著知遇的先皇去了,王闓運則從此被打上了“肅黨”的烙印,不得超生。在中國就是這樣,跟錯人與站錯隊,對於文人來說,都是政治生涯中最致命的失著,王闓運站錯了隊,沒有搭上小命已經屬於皇恩浩蕩了,要想出頭,只好等西太后死掉。可是,偏偏這個對頭命特長,活了又活,一直統治了四十多年。在這期間,王闓運就只好做名士了。除了傳說他曾經勸說過曾國藩自立為帝之外,基本上沒有參與過政治活動。

跟其他名士一樣,王闓運也有大量的風流韻事。不過他的韻事無關於名妓或者名媛,只跟老媽子有關。大概是由於晚清的名妓,早就沒了前朝柳如是、李香君輩的文韻風華,縱然八大胡同的頭牌蘇州小妞,也不過會點彈詞小曲罷了,所以,王大名士不屑在她們身上下功夫。大概是由於龔自珍的前鑒,為了一個顧太清丟官丟命,或者是清朝高門大戶,門禁過嚴,沒機會下手,反正王闓運在傳統名士施展風流技能的兩個方面,都沒有任何成績,風流都使在了身為傭婦的老媽子身上。

跟那個時代的紳士一樣,王闓運享過齊人之福,有妻有妾,不過都死得較早。喪偶的王闓運,沒有續弦或者再討個妾的意思,不過,此老雖然七老八十,卻每夜非有婦人侍寢不可,否則就難以入睡。王闓運既不打算再要妻妾,又對青樓女子沒有興趣,侍寢的事,就只好由老媽子來承擔了。

王闓運的老媽子,最有名的是周媽。其實在周媽之前,也有過別人,可是自從周媽來了以後,“後宮”就是她一人的天下了。王闓運不僅睡非周媽不香,飯非周媽不飽,而且頭上的小辮子,非周媽梳理侍弄不舒服,梳理完了,還紮上一個大紅的頭繩,進入民國之後,依然如此,成為湖南的一景。關鍵是,此老跟老媽子的事,從不避人,不僅在日記里寫(日記都是寫給人看的,王闓運自也不能免俗),而且雙入雙出,甚至當著自己弟子的面親親熱熱。清朝完結,袁世凱做了大總統,請王闓運進北京做國史館的館長,王闓運偕周媽上路,途經武漢,湖北督軍王占元請飯,周媽上席,陪座的大人先生們一臉尷尬。到京之後,袁大總統設宴招待,周媽也有座位,而且就在王闓運的旁邊,席間,王闓運旁若無人,一個勁地把好菜往周媽碗裡夾,連跟總統說話都有一搭無一搭的。

可是周媽也有麻煩,不僅她的兒子和兄弟老上門來要錢(不是應得的佣金,而是額外的錢),而且她自己,有事沒事,總要弄出點動靜來。此婦雖然僅僅是個鄉下的中年寡婦,大字都不認得一個,但天生對政治,尤其是家庭政治,無師自通地門清。

周媽的政治才能,在王闓運在家做名士、開門授徒的時候,不過展現在把持家政、操縱館務上,問題還不大,可是一旦王闓運進京做了官,主持一個機構,事情就麻煩了。首先是在國史館的雜役人員的安排上,周媽要插手——要用自己家鄉的親戚。這倒也有情可原,照顧鄉親和族人,畢竟是國人的通病,只要有人出息了,大家自然會貼上來,要求利益均沾。周媽成了國史館館長大人的內寵,雖然無名無分,但“出息”二字還是談得上的。

可是,糟糕的是,周媽的手越伸越長,有人見識了周媽跟王闓運的親密,也見識了周媽的神通,於是,只要有事求到王闓運,用得到國史館,就走周媽的後門,結果害得原本還算本分的周媽,在京城大出風頭,為了方便跟人打交道,據說還有名片,名片上是王闓運的親筆,上面六個大字:王氏侍傭周媽。雖說名頭不響,但管用。世面見得多了,膽子未免越來越大,甚至敢假借王闓運的名義,寫信替人求官,率眾大鬧妓院。鬧得京城上下,有點頭臉的所在,無人不知有個周媽。終於有一天,周媽納賄的事敗露了,王大名士生了氣,要周媽把吃進去的吐出來。開始,周媽還抵賴,想顧左右而言他混過去,後來實在賴不過去了,遂就地打滾,又哭又鬧,一如潑婦,弄得王大名士無可奈何,只好不了了之。周媽吃的賄賂吐不出來,周媽引進的人就退不出去。摸著了王闓運的軟肋,知道自己只要一哭二鬧三上吊,王大名士就得讓著她,周媽膽子還大了,最後,一個泱泱大國的國史館,居然是大字不識一個的周媽當了家。

幸好,就在王闓運感到有點為難的時候,由他的學生楊度帶頭鬧起來的帝制風潮,已經有點成氣候了。有意思的是,在帝制的鼓譟中,有些遺老遺少錯會意,以為袁世凱這么鬧,是為了讓清帝復辟,未免得意忘形,放肆亂叫,其中就有王闓運的學生宋育仁。為了不讓帝制運動亂了方向,宋育仁被抓了起來,或者說被客客氣氣地請到了警察局,然後解遞原籍,對於冒冒失失闖禍的弟子,王闓運沒有話說,只有嘆息,還讓周媽送了二十元錢給他。這種捉放曹的把戲,通曉帝王術的王闓運,大概是看出了其中的貓膩,也看出了其中的危險。老謀深算的他,可不打算糊糊塗塗地蹚這趟混水,於是拿周媽說事,上書袁世凱說自己“帷薄不修”,約束不了家人,辭掉了國史館的館長,沒等老袁照準,就夾起行李走人。周媽丟了作威作福、索賄納賄的機會,很是恨恨,但也沒有辦法,只好跟著王闓運回家。

在晚清和民國,王闓運屬於那種才大志高、目無餘子的人物,連曾國藩、左宗棠都不在眼裡,何況其他。無奈,命運不濟,站錯了隊,只好去做名士,既做名士,心中塊壘難平,非得有點驚世駭俗之舉不足以自顯,親近老媽子,實際上算是一種。事實上,王闓運抬舉老媽子,除了滿足自家性慾之外,還附帶有笑罵官紳貶損官場的意思,管你什麼大場合,有什麼高貴的人出席,咱就帶周媽一起,款待我,就得款待這個鄉下來的粗鄙的僕婦,關鍵是,我帶這個粗婦,還沒有任何名義,沒有任何名分,僅僅是賤人老媽子而已。達官貴人、夫人名媛,包括民國總統,一併被捉弄了,又無可奈何,王闓運也正好藉此一出自己不得施展的惡氣。從某種意義上說,抬舉周媽,跟他找三個匠人做弟子(木匠齊白石、鐵匠張仲颺、銅匠曾招吉),道理是一樣的,就是偏要找這些底層的人來和士子做伴,抬舉了他們,就貶低你們。骨子裡,他並不真的看得起這些人,比如在日記里,就嘲笑齊白石的是薛蟠體(而在齊白石自己看來,他的詩是第一流的,而畫倒在其次)。

王闓運討厭當時官場的一切,尤其討厭春風得意的大人物,但卻從來不出惡聲,一切厭惡,從嘲謔出之,在近乎惡作劇的戲謔中,發泄著自己的不平。只有在自己親人遭受磨難的時候,他才會偶爾顯露出金剛怒目的本來面目。晚年,他最喜愛的女兒所託非人,女婿不僅吃喝嫖賭,不務正業,而且大搞家庭暴力,對女兒大打出手,女兒寫信向他哭訴,他在信旁批道:“有婿如此,不如為娼。”憤憤之情,溢於言表,這樣的話,大概也只有他王闓運能夠說得出來。

顯然,無論是遊戲人生,還是金剛怒目,在骨子裡,他老人家心氣還是不平衡,沒有看開。可是話又說回來了,古往今來,誰又能真的看得開呢?那個時代,作為士大夫,一生志向,大而言之,是治國平天下,內聖外王;說得實在一點,則是學成文武藝,貨於帝王家。所以,科考成敗,人稱得售與否,也就是說,賣沒賣出去。既不得售,或者窮守鄉里鬱鬱而終,或者煮字療飢賣文為生,再就是做名士了。比較起來,做名士如果做得巧,做得有水平,日子還算是過得最舒服的。不過,做名士必須有條件,條件就是自家得有點本事,而且社會上還要承認,否則脾氣和瘋氣就都耍不起來。

王闓運的詩文

秋曉風日偶憶淇上

清代王闓運

秋雲洗晨光,庭樹碧已散。
風期偶然照,水石若在眼。
清淇憶曉涉,塵慮得初盥。
日色馬上明,波痕鷺邊淺。
淪漪自然綠,空秀不可限。
樵汲帶清景,望望使步緩。
自從閉門來,屢見王路蹇。
澤衰懷綠猗,道難懼蓬轉。
情閒地仍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