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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嗣同

譚嗣同

譚嗣同(1865—1898),字復生,號壯飛,漢族,湖南瀏陽人,是中國近代資產階級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維新志士。他主張中國要強盛,只有發展民族工商業,學習西方資產階級的政治制度。公開提出廢科舉、興學校、開礦藏、修鐵路、辦工廠、改官制等變法維新的主張。寫文章抨擊清政府的賣國投降政策。1898年參加領導戊戌變法,失敗後被殺,年僅三十三歲,為“戊戌六君子”之一。代表作品《仁學》、《寥天一閣文》、《莽蒼蒼齋詩》、《遠遺堂集外文》等。► 31篇詩文

歷史評價

千古罕見真貴族
再過數百年,人們也很難想像,我中華居然出過這樣的人類驕子。
那是一個最壞的時代:1840年、1856年兩次鴉片戰爭完敗於洋夷,1894年竟然被小日本打得屁滾尿流,“安知蕞爾微三島,竟敢橫行大九州”!內憂外患,國讎家恨,求變之切為5000年所未有;那拉氏乾綱獨斷,發動政變,仁人志士亡命天涯或喋血街頭;天地同悲,萬馬齊喑;禮儀之邦,原是人間地獄!
那是一個最好的時代:危難時刻,一大批青年才俊挺身銳出,愛國不必忠君,為國家爭國格、為同胞爭人格,從三綱五常的古代奮起直追民主共和的現代文明,行開天闢地之壯舉。
魯迅先生所言:“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拚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捨身求法的人……這就是中國的脊樑。”

超前見識羞今人
“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二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皆鄉愿也;惟大盜利用鄉愿,惟鄉愿媚大盜。”——也就是說,二千年來,無非上面是強盜,下面是奴才;上面是霸道,下面是苟且;上面是披著儒家外衣的狼,下面是披著儒家外衣的犬;上面指鹿為馬,下面難得糊塗;上面黑,下面厚……,主子使喚奴才,奴才獻媚主子。
“君也者,為民辦事者也;臣也者,助辦民事者也。賦稅之取於民,所以為辦民事之資也。如此而事猶不辦,事不辦而易其人,亦天下通義也。”——也就是說,領袖也好、官員也罷,不過都是為民辦事的,稅收是老百姓僱傭你們為我辦事的錢。
“幸而中國之兵不強也,向使海軍如英、法,陸軍如俄、德,恃以逞其殘賊,豈直君主之禍愈不可思議,而彼白人焉,紅人焉,黑人焉,棕色人焉,將為準噶爾,欲尚存噍類焉得乎?故東西各國之壓制中國,天實使之。” ——也就是說,沒有文明而只有堅船利炮者,只會是越強越禍害,此番石破天驚的“賣國”言論,不知能否振醒今日一些“憤青”?

勇氣人格耀中華
1897年1月,譚嗣同完成了衝決利祿、君主、倫常等一切網羅之學的《仁學》,鼓吹自由平等和人格獨立:“生民之初,本無所謂君臣,則皆民也”,“廢君統,倡民主,變不平等為平等”;他對君主專製造成的“慘禍烈毒”和三綱五常對人性的摧殘深惡痛絕,君為臣綱“尤為黑暗否塞,無復人理”。
1898年6月11日,光緒皇帝詔告天下,宣布變法;8月21日,譚嗣同應召抵京,“擢四品卿銜軍機章京”,參議新政;9月21日那拉氏發動政變,囚禁光緒皇帝,大肆抓捕維新領袖,歷時103天的戊戌變法宣告失敗。
“嗣同聞變,竟日不出門,以待捕者”,並力勸梁啓超出亡日本:“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有招後起。”日本使館願提供“保護”,被譚嗣同慨然回絕。“有心殺賊,無力回天”的譚嗣同,與林旭等其他5位維新志士於北京宣武門外菜市口英勇就義。
譚嗣同非為一人之江山,而是為天下蒼生求自由、謀幸福,“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雖千萬人,我往矣”;“我自橫刀向天笑”:譚嗣同氣吞萬里如虎的豪邁,實為華夏第一人傑,這顆划過暗黑夜空的流星,留下一道異常耀眼的軌跡,引導、激勵著一個又一個不自由、毋寧死的熱血兒郎。

人物生平

早年生活
1865年(清朝同治四年),譚嗣同出生於北京宣武城南孏眠胡同邸第,其父譚繼洵時任湖北巡撫。

1870年(同治九年),譚嗣同五歲,時得重病,昏死三日,竟又奇蹟般復活,故名“復生”。

1875年(光緒元年),譚嗣同10歲時,拜瀏陽著名學者歐陽中鵠為師。在歐陽中鵠的影響下,他對王夫之的思想發生了興趣,受到了愛國主義的啟蒙。他讀書務求廣博,好講經世濟民的學問,文章寫得很有才華。他對傳統的時文八股非常反感,在課本上寫下“豈有此理”幾個字。他仰慕那些鋤強濟弱的草莽英雄,曾和當時北京的一個“義俠”大刀王五結交,二人成為生死不渝的摯友。

求學經歷
1877年(光緒三年),譚嗣同在瀏陽與唐才常訂交,他又師從塗啟先,系統學習中國的典籍,開始接觸算學、格致等自然科學。此後又到蘭州,在他父親的道署中讀書。

1884年(光緒十年),譚嗣同離家出走,遊歷直隸(今河北)、甘肅、新疆、陝西、河南、湖北、江西、江蘇、安徽、浙江、山東、山西等省,觀察風土,結交名士。

1888年(光緒十四年),他在著名學者劉人熙的指導下開始認真研究王夫之等人的著作,汲取其中的民主性精華和唯物色彩的思想,同時又廣為搜羅和閱讀當時介紹西方科學、史地、政治的書籍,豐富自己。

維新之始
1895年(光緒二十一年)4月17日,中日簽訂《馬關條約》,時年30歲的譚嗣同在家鄉滿懷憂憤,即努力提倡新學,呼號變法,並在家鄉組織算學社,集同志講求鑽研,同時在南台書院設立史學、掌故、輿地等新式課程。

1895年(光緒二十一年)5月2日,康有為聯合在京參加會試的1000多名舉人上書清政府,要求拒和、遷都、變法。深重的民族災難,焦灼著譚嗣同的心,他對帝國主義的侵略義憤填膺,堅決反對簽訂和約,對清政府“竟忍以四萬萬七千萬人民之身家性命一舉而棄之”的妥協行徑極為憤慨。在變法思潮的影響下,開始“詳考數十年之世變,而切究其事理”,苦思精研挽救民族危亡的根本大計。他感到“大化之所趨,風氣之所溺,非守文因舊所能挽回者”,必須對腐朽的封建專制制度實行改革,才能救亡圖存。

1896年(光緒二十二年)2月,譚嗣同入京,結交梁啓超、翁同和等人。

創作仁學
1896年(光緒二十二年),譚嗣同鏇奉父命,入貲為江蘇候補知府,在從北京去江蘇任職的途中遊歷了天津、湖南、湖北等地,後在南京候缺期間,開始創作著《仁學》。

1897年(光緒二十三年)1月17日,譚嗣同寫成其重要著作《仁學》,它是維新派的第一部哲學著作。

維新志士
1897年(光緒二十三年)2月,譚嗣同回到湖南,在巡撫陳寶箴、按察使黃遵憲、學政江標的支持下,與唐才常等倡辦時務學堂,他首先加強了時務學堂中維新派力量。自己擔任了分教習,又安排唐才常任中文教習,協助任總教習的梁啓超,在教學中大力宣傳變法革新理論,“所言皆當時一派之民權論,又多言清代故實,臚舉失敗”。孔子改制、平等、民權等學說由此而乘風揚波,日益恢張。他還把《明夷待訪錄》、《揚州十日記》等含有民族主義意識的書籍發給學生,向他們灌輸革命意識,使時務學堂真正成了培養維新志士的機構。又倡導開礦山、修鐵路,宣傳變法維新,推行新政,使湖南成為全國最富朝氣的一省。

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初,譚嗣同創建南學會,辦《湘報》,宣傳變法,抨擊舊政,成為維新運動的激進派。

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6月11日,光緒頒布《定國是詔》,決定變法。同年8月,因為翰林院侍讀學士徐致靖的推薦,譚嗣同被光緒帝徵召入京。

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9月5日,光緒下詔授給譚嗣同和林旭、劉光弟、楊銳四品卿銜軍機章京,參與變法。次日,光緒又召見他並說:“汝等所欲變者,俱可隨意奏來,我必依從。即我有過失,汝等當面責我,我必速改。”光緒帝變法的決心和對維新派的信賴使譚嗣同非常感動,覺得實現自己抱負的機會已經在握。

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9月底光緒帝去天津閱兵時,慈禧太后等人早有密謀,發動兵變,廢黜光緒帝,一舉撲滅新政。譚嗣同密會袁世凱,要袁帶兵入京,除掉頑固派。袁世凱假惺惺地表示先回天津除掉榮祿,然後率兵入京。袁世凱於二十日晚趕回天津,向榮祿告密,榮祿密報西太后。

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9月21日,西太后發動政變。慈禧連發諭旨,捉拿維新派。譚嗣同聽到政變訊息後並不驚慌,置自己的安危於不顧,多方活動,籌謀營救光緒帝。但措手不及,計畫均告落空。在這種情況下,他決心以死來殉變法事業,用自己的犧牲去向封建頑固勢力作最後一次反抗。他對勸他離開的人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

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9月24日,譚嗣同在瀏陽會館被捕。

英勇就義
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譚嗣同參加戊戌變法。變法失敗後,於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9月28日在北京宣武門外的菜市口刑場英勇就義,年僅33歲。同時被害的維新人士還有林旭、楊深秀、劉光第、楊銳、康廣仁,六人並稱“戊戌六君子”。

1899年(光緒二十五年),他的遺骸運回原籍,葬在湖南瀏陽城外石山下。

故居

譚嗣同故居,位於湖南省瀏陽市區北正南路98號,始建於明末清初,主體原占地2100平方米,現存建築面積762平方米,故居南北朝向,全木結構,工藝精美,古樸莊重,系典型江南庭院式民宅建築風格。故居原為周姓房產,後由譚嗣同的祖父譚學琴買下。清鹹豐九年,譚嗣同的父親譚繼洵中進士,官至湖北巡撫兼署湖廣總督,因其官階顯赫,奉旨命名其宅為“大夫第官邸”,因此譚嗣同故居又簡稱“大夫第”。1996年11月,國務院公布譚嗣同故居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2年4月,故居被定為湖南省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1998年,時值譚嗣同就義100周年時,瀏陽市政府組織力量對故居殘存建築進行了修繕,並重建門樓,同年9月對外開放。但是由於歷史原因,1994年在瀏陽舊城改造中,有關部門拆除了故居北面、南面的建築和門樓,並在北面建了一棟7層居民住宅樓。2000年,瀏陽舉辦第二屆中國特產文化節,有關部門將故居南面房產部門拆除後留下的空地加以清理和整治,建成了現在的公共綠地。所以現在建築占地面積只有780平方米,僅為原來的三分之一。故居北面部分牆體已經上硝、起霉、變形,何春平說,這主要是因為北面居民樓附屬的煤棚緊貼故居牆體造成的。

瀏陽市旅遊部門正和規劃部門聯手,提出關於譚嗣同故居及其周邊環境保護和開發利用的構想。根據這個構想,周邊不合適建築將在拆除之列。在瀏陽市規劃局副局長金先林看來,恢復原貌沒有政策性的障礙,按照有關法律規定,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30米之內都不能有建築,得知有關部門想將譚嗣同故居恢復原貌的訊息後,譚嗣同的第四代孫、湖南株洲海聯實業發展總公司董事長譚志宏很欣慰:“明年是譚嗣同殉難110周年,作為後代,也在打算做一些事情,比如準備請中央美院的教授雕一座銅像,立在故居旁邊。”

現在是最好的實施時間,“近年來保護歷史建築已成共識,有很好的民意氛圍;其次恢復故居和建設廣場所要拆遷和占用的房產多是政府部門所有,拆遷並不複雜。”

主要成就

參與變法
譚嗣同一生致力於維新變法,主張中國要強盛,只有發展民族工商業,學習西方資產階級的政治制度。公開提出廢科舉、興學校、開礦藏、修鐵路、辦工廠、改官制等變法維新的主張,是維新派中的最激進者。早年在湖南舉辦新政,利用時務學堂培養了大量的維新志士;後來參與領導了發生在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的戊戌變法,期間他力輔光緒皇帝推行變法,整頓官制,革除弊政,最後懷著“願以頸血刷污政”的決心為變法而犧牲,傳播了資產階級新文化、新思想,批判封建主義舊文化、舊思想。雖然資產階級的博愛、平等、自由是虛假的,但是他用博愛、平等、自由來衝決封建專制主義和封建倫常,在舊中國那個史況下,在激烈的反封建專制主義這點上,有它突出的進步性。

思想體系
譚嗣同身處晚清新舊中西混雜的思想格局中,交往師友眾多,強調兼收並蓄。譚嗣同在《仁學》序言仁學界說二十七界說第二十五條中說:“凡為仁學者,於佛書當通《華嚴》及心宗、相宗之書,於西書當通《新約》及算學、格致、社會學之書,於中國書當通《易》、《春秋公羊傳》、《論語》、《禮記》、《孟子》、《莊子》、《墨子》、《史記》及陶淵明、周茂叔、張橫渠、陸子靜、王陽明、王船山、黃梨洲之書。”從中可以看出,他的思想來源中包括了經學、理學、佛學、諸子學和西學。經學提倡今文經學,理學提倡王陽明、陸九淵的心學;佛學提倡禪宗、華嚴宗、唯識宗;諸子學提倡莊子、墨子以及明末遺民王船山、黃宗羲等的思想;西學攻格致、算學、社會學。既有唯物主義也有唯心主義,既有自然科學又有社會科學,既有宗教、哲學又有政治思想,這樣就形成了一個融中西古今之學於一體的龐雜體系。

仁學之論
譚嗣同在1897年(光緒二十三年)於南京“閒戶養心讀書,冥探孔、佛之精奧,會通群哲之心法,衍繹南海之宗旨,成《仁學》一書”,《仁學》是一部將哲學、宗教、科學冶為一爐,自成一體的學術著作,匯聚了譚嗣同短暫一生的學術研究成果。成書五十篇,分為二卷,五萬餘字。譚嗣同在而立之年就因參加社會革命而慷慨就義,也使得《仁學》成為他的學術絕唱。

哲學
《仁學》作為維新派的第一部哲學著作,在書中譚嗣同雜糅儒、釋、道、墨各家和西方資產階級自然科學、社會政治經濟學說,形成了獨特的哲學體系。在《仁學》中,譚嗣同指出世界是物質的原質所構成,其本體是“仁”,世界的存在和發展都是由於“仁”的作用,故稱他的哲學為“仁學”。“仁”是萬物之源;“以太”構成萬物的本質,是“不生不滅”的;宇宙間各種事物只有“變易”,沒有“存亡”,只有“聚散”,沒有“生滅”。

佛學
譚嗣同對佛教思想進行過系統的研究,並且還進行學佛的實踐,譚嗣同將他的研究、實踐成果納入《仁學》之中。譚嗣同接受佛學,是因為佛學博大精深,並且有著“自貴其心”、積極進取的救世精神。在學術上,譚嗣同認為佛學廣大,“六經未有不與佛經合”,“故言佛教,則地球三教,可合而一。”在譚嗣同看來,佛教積極入世、普渡眾生的精神與“孔孟救世之深心”是一致的。“度眾生外無佛法”。《仁學》一書,正體現出以佛法求世法、經世致用,積極入世的經世佛學思想。

軼事典故

劍膽琴心
與長沙時務學堂教習合影 在瀏陽乃至中國的歷史上,維新志士譚嗣同都是一個頂天立地的偉丈夫,他為戊戌變法慷慨赴義的壯舉感召日月。但很多人都不知道,譚嗣同從少年時代起,就有“劍膽琴心”的雅號。 在才常路的“譚烈士專祠”里,曾經有一幅譚嗣同攝於南京的照片,那年他32歲,外穿月白色長衫,內著玄色武士裝,左手叉腰,右手持劍,濃眉俊目,閃閃似電,有一種立如山嶽、傲視死神的凜然正氣。譚嗣同短暫的一生中,兩劍三琴陪伴他度過了不少蒼茫歲月。

佛學彗星
在中國歷史上,有兩個人被譽為“佛學彗星”,一個是東晉時期鳩摩羅什的弟子僧肇,他只活了三十歲,但卻留下一部佛學經典之作《肇論》,奠定其在佛教史上不可撼動的地位;另一位是晚清的譚嗣同,他活了三十三歲,但卻賦佛學予現代的精神,如果說僧肇是“理論佛學”,那么譚嗣同卻為現代人開拓了“套用佛學”的領域,將佛法精神貫注於現實社會,使大乘佛教走出深深鎖居的圍牆,重現其剛健雄猛的精神。

譚嗣同即生於中華大地千百年來未嘗經歷之嚴峻時刻,外辱內亂,蹂躪著流離失所的黎民蒼生,而此間此刻,佛法的悲憫的關懷,體現在哪些佛教徒身上呢?舉目所望,誠令人大失所望,若佛法只是一種心性上的象牙塔,而非體用於社會之改善,那么其鼓吹的平等無差別,勢必成為蒼白的字眼。譚嗣同正是於此種現狀下,揮舞佛學之劍,劈荊斬棘、勇往無前地開拓出一條指向社會人生的佛法之路。

鄉鄰撰聯
有湘人余德泉撰寫對聯:“壯矣,維新欲殺賊而未回天,終成國恨;快哉!喋血屹崑崙以昭肝膽,長醒吾民。”正是化用了那首《獄中題壁》的意。

“去留肝膽兩崑崙“中的“去留”可以作死生講,嵇康的《琴賦》有“委天命兮任去留”,陶淵明的《歸去來兮辭》有“曷不委心任去留”,無論生還是死自己都是堂堂正正的中國人;也有人認為“去留”不是“去”和“留”兩個對比的意思,而是要留下什麼。

“去留肝膽兩崑崙”是譚嗣同譚公臨刑之前抒發的絕唱。意謂是我生為變法而生,死為變法而死,一生一死是一副忠肝義膽,像崑崙那樣高聳,譚公生如崑崙,死如崑崙。“譚在獄中,意氣自若,終日繞行室中,拾地上煤屑,就粉牆作書,問何為,笑曰:作詩耳。”

譚嗣同的詩文

獄中題壁

近代譚嗣同

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
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版本一)

望門投趾憐張儉,直諫陳書愧杜根。
手擲歐刀仰天笑,留將公罪後人論。(版本二)

望海潮·自題小影

近代譚嗣同

曾經滄海,又來沙漠,四千里外關河。骨相空談,腸輪自轉,回頭十八年過。春夢醒來么?對春帆細雨,獨自吟喔。惟有瓶花,數枝相伴不須多。寒江才脫漁蓑。剩風塵面貌,自看如何?鑒不因人,形還問影,豈緣醉後顏酡?拔劍欲高歌。有幾根俠骨,禁得揉搓?忽說此人是我,睜眼細瞧科。

潼關

近代譚嗣同

終古高雲簇此城,秋風吹散馬蹄聲。
河流大野猶嫌束,山入潼關不解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