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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充

王充

王充(27—約97),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今屬浙江),他的祖先從魏郡元城遷徙到會稽。王充以道家的自然無為為立論宗旨,以“天”為天道觀的最高範疇。以“氣”為核心範疇,由元氣、精氣、和氣等自然氣化構成了龐大的宇宙生成模式,與天人感應論形成對立之勢。其在主張生死自然、力倡薄葬,以及反叛神化儒學等方面彰顯了道家的特質。他以事實驗證言論,彌補了道家空說無著的缺陷。是漢代道家思想的重要傳承者與發展者。《論衡》是王充的代表作品,也是中國歷史上一部不朽的無神論著作。► 0篇詩文

思想主張

王充是東漢傑出的唯物主義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的哲學思想可以概括為以下幾點:

1.天自然無為

王充認為天和地都是無意志的自然的物質實體,宇宙萬物的運動變化和事物的生成是自然無為的結果。他認為萬物是由於物質性的"氣",自然運動而生成的,"天地合氣,萬物自生",生物間的相勝是因為各種生物筋力的強弱、氣勢的優劣和動作的巧便不同,並非天的有意安排,天不是什麼有意志能禍福的人格神。

2.天不能故生人

王充認為天是自然,而人也是自然的產物,"人,物也;物,亦物也",這樣就割斷了天人之間的聯繫。他發揚了荀子明於天人之分"的唯物主義思想。他說:"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能隨行而應人"。他認為社會的政治、道德與自然界的災異無關,所謂"天人感應"的說法只是人們以自己的想法去比擬天的結果。

3.神滅無鬼

王充認為人有生即有死。人所以能生,由於他有精氣血脈,而"人死血脈竭,竭而精氣滅,滅而形體朽,朽而成灰土,何用為鬼?"他認為人死猶如火滅,火滅為何還能有光?他對於人的精神現象給予了唯物的解釋,從而否定鬼的存在,破除了"善惡報應"的迷信。

4.今勝於古

王充反對"奉天法古"的思想,認為今人和古人相"齊",今人與古人氣稟相同,古今不異,沒有根據說古人總是勝於今人,沒有理由頌古非今。他認為漢比過去進步,漢在"百代之上",因為漢在"百代"之後。這種見解與"天不變道亦不變"的思想是完全對立的。

成就

王充喜歡博覽群書,但是不死記章句。小時候家裡窮沒有書,經常去逛洛陽集市上的書店,閱讀那裡所賣的書,看一遍就能夠背誦,於是精通了百家之言。後來回到鄉里,住在家裡教書。會稽郡徵聘他為功曹(官職名),因為多次和上級爭論,和上級不合而辭職離開。

他擅長辯論,開始的話好像很詭異,最後卻又得出實在的結論。他認為庸俗的讀書人做學問,大多都失去儒家的本質,於是閉門思考,謝絕一切慶賀、弔喪等禮節,窗戶、牆壁都放著刀和筆。寫作了《論衡》八十五篇,二十多萬字,解釋萬物的異同,糾正了當時人們疑惑的地方。其中《訂鬼》已是中學課文。訂正當時社會上流行的對鬼的認識。

刺史董勤徵聘他為從事(官職名),改任治中(官職名),自己辭職回家。他的朋友同郡人謝夷吾上書推薦王充有才學,漢肅宗特地下詔派遣公車(朝廷徵聘賢人特定的車馬)去徵聘他,因為得病沒有去。當時年近七十,體力和腦力都衰弱了,於是寫作了《養性書》十六篇,倡導節制欲望,守住原神。永元(漢和帝年號)年間,病死在家中。生平著述有《譏俗》、《政務》、《養性》、《論衡》。其中《譏俗》、《政務》、《養性》現已失傳。

生平

家族顯赫
王充祖籍是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系元城王氏之後。元城王氏在西漢時期極為風光,自開基始祖王賀始,王氏一門內外,上有皇后、宰相、下有列侯、將軍及各級官吏,一時間,元城王氏勢齊雲霄,榮耀非凡。到了王莽時候,廢漢自立新朝,元城王氏走向頂峰,成為天下第一家族,但也隨著王莽政權的消失,地位一落千丈。
王充的祖上在元城王氏勢力急劇膨脹時期開始顯達。 “幾世嘗從軍有功”,驍勇善戰,後被封到會稽陽亭(具體位置及轄域現已不可考,一說湖州,一說義烏,但位在江浙一帶是肯定的),因此王充祖上由燕趙之地遷居秀水江南。
有封邑奉養、有爵位功勳,加上朝中有人蔭蔽,遷居江南的王氏家族很快就成為當地一方大戶。可惜好景不長,長期以來養成的豪門習氣改變了這個家族的命運,王充祖上丟掉了爵位和封地,成為以農桑為業的普通人家,家族也從此走向衰落。
燕趙之地向來風行任俠鬥氣,由河北南遷而來的王氏家族也還保留著這種彪悍的作風,軍功起家使他們更加肆無忌憚,平日裡飛揚跋扈,仗勢凌人,鄉親們敢怒不敢言。在家道破落之後也不知道收斂,依舊橫行鄉里,遇到災荒之年,又幹些殺人越貨的勾當,結果仇家越來越多,一家人惶惶不可終日。在王充祖父王汛的時候,正逢上西漢末年天下大亂,官府已不再干涉民間用武力解決私怨,為了躲避仇家的抓捕,他丟棄幾近精光的祖業,率全家遷居到會稽錢塘縣(今浙江杭州),靠經商餬口。王充父輩有二人:長子王蒙,次子王誦,王誦即王充的父親。搬到錢塘縣的王家兄弟又犯上了祖上的老毛病,鬥氣逞勇比其先輩有過之而無不及,到處欺負別人,大耍無賴,後來與當地一個丁姓豪強結怨。幾番爭鬥下來吃了不少虧,遂又舉家倉皇出逃,落戶上虞章鎮。
為了講述自己的家族淵源,王充在《論衡·自紀篇》中順帶記載了祖上的這些不光彩行徑,本意是為了凸顯自己出身貧賤,“宗祖無淑懿之基”,成功靠的是自己,同時印證自己“疾虛妄”而稟實言之的人生信條,結果卻遭到了很多人的誤解。史學家劉知幾認為這不合綱常,斥王充為“三千之罪人”,怎么能自抖家醜呢?後人也多有詬病,“歷詆其祖父之惡,恐難稱孝”。意思是,別人都可以記,就是你王充不能記!,但王充偏偏這樣做了!在那個做出孝道就可以揚名、甚至可以做官的時代,王充反其道而行之,不為祖上諱,其特立獨行可見一斑。
在王家遷居上虞後不久,王誦迎來了長子的誕生,他就是王充。而此時王家已十分窮困,“貧無一畝庇身”,“賤無斗石之秩”。王充十歲左右時候父親去世,成為孤兒,家族頂樑柱的倒下使王充家庭更趨殘破。

孤門細族
王充一生業儒業道,仕路不亨,只作過幾任郡縣僚屬,且多坎坷沮阻,從事跡上看,既無悲歌慷慨之行,也無驚天動地之業。因此無論是他自己寫的長篇自紀,還是范曄為他作的正史傳記,他的事跡都甚寥寥,實在無法引人入勝。
王充自謂出自“孤門細族”,但種種跡象表明,王家祖上還是比較風光的。《論衡·自紀篇》(下引此書,只注篇名)曰:王充者,會稽上虞人也,字仲任。其先本魏郡元城,一姓孫一,幾世嘗從軍有功,封會稽陽亭。一歲倉卒國絕,因家焉。以農桑為業。世祖勇任氣,卒鹹不揆(原諒)於人。歲凶,橫道傷殺,怨仇眾多。會世擾亂,恐為仇家所擒,祖父汛舉家擔載,就安會稽,留錢唐縣,以商賈為事。
元城,舊縣,在今河北大名縣東北。充說其先“一姓孫一”,字頗費解,論者疑有脫誤,甚是。根據上下文意,後“一”字下當脫“姓王”二字。王氏意謂其先祖“一姓孫,一姓王”。同祖兩姓,必是一姓之分化。頗疑王充祖先乃王孫氏之族,為先秦某工族之後,後來才分為二姓:一姓王,一姓孫。由此看來,王充的血統曾是很高貴的。
在漢代,王充祖先因功受封會稽陽亭。亭侯是漢代軍功爵之一。漢制,從軍立功者,依軍功大小可食邑於縣、鄉、亭。十里一亭,十亭一鄉,鄉以上則是縣。亭的大小,約相當於後世的堡或村。級別不高,但可坐食其稅,是箇中小地主。可惜好景不長,有一年,王充家在一次突發事變中,失掉了爵命和地位。無爵可繼,有家難歸,王充的祖先們只好就近安置下來,男耕女織,以農桑為業,成了會稽郡人氏。
失掉了封爵的王充列祖列宗,都驍勇使氣,結果結怨甚多,眾人皆怨。一遇天災歲歉,王充的祖先們又幹些攔路搶劫,殺人越貨的勾當,弄得千夫所指。在王充祖父王汛手上,正值西漢末年天下動盪,秩序大亂,王汛擔心亂中被仇家綁票,於是收拾細軟,“舉家擔載”,或肩挑,或車載,離開陽亭,先遷會稽(今浙江紹興),最後留居於錢塘縣,以轉手倒賣,賈販經商為業。由此可見,王充的家世,由先秦王孫,而西漢封侯,進而農桑賈販,真是江河日下,一代不如一代。
王充的父輩共有二人:王蒙、王誦。王誦即是王充的父親。王充祖輩好勇任氣之習,至王蒙、王誦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終於又與地方豪強丁伯家結下深仇,錢塘也不能呆下去了,遂又舉家遷入上虞。
這真是一個十足的破落之家,到王充出世時,已是“貧無一畝庇身”,“賤無斗石之秩”,再加“宗祖無淑懿之德”。確實是一個“孤門細族”之家(《自紀》)。在這個家裡,迎接王充降臨的,不僅沒有任何財產、名譽地位,而且更讓他背上了一個先人無德,祖宗無行的沉重包袱。以致後來王充成名後,還有人以此來譏諷他。王充在《論衡·自紀篇》中詳盡地記載了這些家庭狀況,是比較真實的。對此,劉知幾卻不以為然,認為:“王充之《自紀》也,述其父祖不肖,為州閭所鄙”,“必責之以名教,實三千之罪人也!”(《史通·序傳篇》)實在不是通達之論。

幼讀經史
王氏家族雖然不是地方大戶,但還沒到揭不開鍋的地步,田昌五《王充評傳》說“他的家庭是屢受排擠而行將落入貧苦勞動民眾隊伍中的家庭。”(《中國古代著名哲學家評傳》第二卷)這個估計是合乎實際的。王家祖宗儘管在社會上大耍無賴,好勇鬥氣,但對王充還是十分痛愛的,也十分注意培養。《後漢書》本傳說:“充少孤,鄉里稱孝。”似乎他從小不是失去父愛,就是缺乏母慈。這並不符合實際。王充《自紀》曰:充少“有巨人(大丈夫)之志,父未嘗答,母未嘗非,閻里未嘗讓(譴責)。”可見雙親俱在,且很慈愛,未嘗見背。王充少時,不喜歡押呢戲辱等無聊遊戲。其他小孩喜歡掩雀捕蟬,戲錢爬樹,王充從來不去參與,表現出孤介寡和,端莊嚴整的氣質。這引起王誦的重視,六歲便教他讀書寫字,八歲進他上國小。書館中學童百餘人,都因過失和書法不工遭到先生體罰,唯有王充書法日進,又無過錯,未嘗受責。學會寫字,王充告別了書館,開始了儒家經典的專經學習和儒家道德的修練。
《自紀》說:手書既成,辭師,受《論語》、《尚書》,日諷千字。經明德就,謝師而專門,援筆而眾奇。
可見王充接受的正規教育仍然是儒家的倫理,使用的系統教材仍然是儒家的經典《論語》、《尚書》,與常人並無兩樣。鄉學既成,王充乃負笈千里,遊學於京都洛陽。在洛陽,王充入太學,訪名儒,閱百家,觀大禮,大開了眼界,大增了學問,初步形成了他博大求實的學術風格。

負笈京師
東漢的京師在洛陽,當時是全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東漢的開國皇帝劉秀(即光武帝)本是南陽的一位書生,奪得天下後,特別注重文雅,尤向儒術。史稱他“未及下車,先訪儒雅”,收集典籍,徵招遺隱,“於是四方學士,莫不抱負墳籍,雲會京師。”為了安撫這批飽學通經之士,光武皇帝特起太學,設博士,用他們來教授生徒,造就人才。太學既是當時全國的最高學府,而且典籍豐富,名流革集,也是全國最權威的學術活動中心。因此四方郡縣都挑選優秀青年進入太學深造,王充亦因成績優異被保送到太學學習。
王充到太學的時間,大約在建武二十年(公元44年),謝承《後漢書》載:“班固年13,王充見之,撫其背謂班彪曰:‘此兒必記漢事。’”謝承書已佚,此文見於范曄《後漢書·班因傳》李賢注。班因生於建武八年,比王充小5歲,班固13歲,王充到京師時,已年滿18,正當漢光武二十年。風華正茂,正是學知識,長見識的大好時機。不過,當時太學受今文經學的影響,盛行章句之學。傳經注重家法師承,先生們將先師的遺教記下,章有章旨,句有句解,稱為“章句”。弟子們反覆記誦,味同嚼蠟;恪守師訓,不敢越雷池一步。加之光武皇帝沉迷緯書讖記,事無巨細,皆決於圖讖,神學迷信,充斥學壇。太學教育,不僅方法僵死,而且內容虛誕。好在這時王充的前輩學者社林、鄭眾、桓譚、班彪等人都在京師,他們都是古文經學家,博學淹貫,號稱大儒。在數家之中,王充對桓譚和班彪最為推崇,受他們的影響也最深。
在思想方法上,王充又得益於桓譚。桓譚(公元前23年一公元50年),字君山,沛國相(今安徽濉溪縣)人。“博學多通,遍習五經”,是兩漢之際著名學者。著有《新論》一書。他治學的特點也是“訓詁舉大義,不為章句”,與班氏父子學風相同。在思想方法上,頗具求實精神,喜好古文經學,常與劉歆、揚雄“辨析疑異”,尤其反對當時盛行的讖緯神學,他曾在光武皇帝面前冒著殺頭的危險非議讖緯神學,對俗儒的鄙俗見解更是深惡痛絕,常常調筆譏諷,“由是多見排抵”。桓譚求實的治學精神,王充特別欣賞,他在《論衡》書中多次讚賞說:“(桓譚)又作《新論》,論世間事,辨照然否,虛妄之言,偽飾之辭,莫不證定。”(《超奇》)“世間為文者眾矣,是非不分,然否不定,桓君山論之,可謂得實矣。論文以察實,則君山漢之賢人也。”(《定賢》)
王充本來對漢代的董仲舒、司馬遷、揚雄等人十分讚賞,但在數家之中,王充對桓譚最為激賞,說“仲舒之文可及,君山之論難追”(《案書》片“彼子長(司馬遷)、子云(揚雄)說論之徒,君山為甲。”(《趙奇》)認為舒仲其文雖奇,猶可學而及之;桓譚出語高峻,非可企及。甚至與以論說為長的太史公、揚雄相比,桓譚也是首屈一指的。他說桓譚為漢世學術界值定是非,就像一個公正的執法官一樣。從前漢朝的丞相陳平出佳之前,在閻里“分均若一”,這是能當丞相的象徵。桓譚論議平實如陳平之分物,也是當丞相的料。可惜他因非毀讖緯,貶死途中。王充將這位沒過過一天丞相癮的落拓之士稱為“素丞相”,以配孔子“素王”;並將桓譚作《新論》與孔子作《春秋》相比美:“孔子不王,素王之業在於《春秋》;然則桓君山不相,素丞相之跡在於《新論》者也。”(《定賢》)又說“質定世事,論難世疑,桓君山莫上也。”(《案書》)評定世間的事情,討論世間疑難,沒有一個比得上他。受桓譚的影響,王充對神學迷信、俗說虛妄也深不以為然,他後來撰著《論衡》一書,其主旨也是“解釋世俗之疑,辨照是非之理”(《對作》),與桓譚《新論》的主題如出一輒。
當時在京師的青年學者除班因外,還有賈逵、傅毅、楊終等,俱曾為官蘭台,王充也與他們有所往來。蘭台是東漢的皇家圖書館和國家史館,在那裡讀書作文,皆由公家供應紙墨,條件優越,待遇優厚,是一個清高又實惠的學術機構,因此時人稱進入蘭台為登蓬萊,世以為榮。
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東漢歹(的古文經學家。其父賈徽嘗從劉歆習《左氏春秋》。逵少承庭訓;通《左傳》及五經本文。《後漢書》本傳又說他“自為兒童,常在大學,不通人間事”,是一個兼得親職教育和太學教育雙美的幸運兒。他博通五經,兼明今古,對《左傳》、《國語》、《周禮》尤其專門,特別是對《左傳》的興旺發達,功勞甚大。同時他對於今文家的《大夏侯尚書》、《穀梁傳》也十分精通。他還是漢代第一個遍注群經的大儒,史書說“逵所著經傳義詁及論難百餘萬言,學者宗之,後世稱為通儒。”明帝時,拜為郎官,與班固同在蘭台校書。
傅毅,字武仲,扶風茂陵人,少博學,水平中在平陵習章句,深為章句之學的破碎支離所苦惱,因作《迪志》,以殷高宗賢相傅說後裔自居,說:“先人有訓,我訊我誥。訓我嘉務,誨我博學。”遂以大義文採為務,斐然成章。章帝時,授蘭台今史,與班賈同業,楊終,字子山,蜀郡成都人。年13為郡小吏,太守遣至京師習《春秋》。後隨郡上計吏至京師,見三府為《哀牢傳》不成,楊終因來自四川,熟悉西南民族情況,作傳上之,今天《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中的《哀牢傳》就是楊傳的改編本。明帝奇其才,征詣蘭台,拜校書郎。
班賈傅楊,俱為同學少年,風華正茂,共在蘭台,酬酌詩文,好不風光!明帝水平十七年,五色雀群集,明帝下詔群儒學士各獻《神雀賦》。百官眾僚,紛紛回響,結果只有他們四人和侯諷的賦受明帝欣賞。王充記其事曰:“永平中,神雀群集,孝明詔上《神雀頌》。百官頌上,文皆比瓦石,唯班固、賈逵、傅毅、楊終、侯諷五頌金玉,明帝覽焉。”(《俠文》)
王充親睹其盛,好不羨慕!一再讚美說:“蘭台之史,班固、賈逵、傅毅、楊終,名香文美。”(《別通》)到了晚年,窮居陋巷,還希望朝廷有朝一日也把他王充征在蘭台,“蹈班、賈之跡”,一則以還平生未遂之願,二則以“論功德之實”(《須頌》),報主隆思。

博覽百家
王充在洛陽除了從名師,交勝友外,還廣沙博覽,窮讀群書。《後漢書》說王充在洛陽,“家貧無書,常游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途通眾流百家之言。”在熟讀經史之餘,王充還兼及百家,通諸子之學。淺學俗儒多拘守經本,認為經為聖人所造,是真理所在,皓首窮經;一經之中,又專守一師之說,抱殘守缺,排斥異己。更莫說儒書以外的諸子百家了。因此他們目光短淺,見解鄙俗。王充通過對儒書與諸子百家的對比研究,認為諸子與儒經同等重要,有時子書甚至比經書還為可靠。他說:五經遭秦朝“燔燒禁防,伏生之徒,抱經深藏”,漢興,“經書缺滅而不明,篇章棄散而不具”、晁錯之徒受經於伏生,自後名師儒者,“各以私意,分析文字”,師徒傳相授受,形成了所謂的家法和師法。經書本身的正誤已難以辨別,更莫說經師講解的是是非非了。相反的是,“秦雖無道,不播諸子”。由此看來,經書有遺篇,而諸子無缺文。孰劣孰優就不辯自明了。
王充認為:“諸子尺書,文篇俱在,可觀讀以正說。”王充說:聖人作經也有文獻依據,“六經之作皆有據”。由此言之,“書(於史)亦為本,經亦為末。末失事實,本得道質”。可見諸子群籍,還是經書賴以造作的依據,哪么正可據之以定正經書。因此他說:“知屋漏者在字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知經誤者在諸子。”就像立身屋檐底下知道屋漏,身處草莽看得清政治得失一樣,讀讀諸子百家的書,就容易看出經書的錯誤。可是章句之儒只知信守師說,鸚鵡學舌地“師師相傳”,代代相襲,殊不知“初為章句者,非通覽之人也”(《書解》)。這是就經與子的關係來說的。
從一個希望成為心胸開闊、知識淵博的人來說,博涉經書以外的眾流百家更顯必要。他形象地比喻說:“涉淺水者見蝦,其頗深者察魚鱉,其尤深者觀蛟龍。”所涉歷的程度和深淺不同,其所見聞和收穫自然也不同。他說做學問也是如此:“入道淺深,其猶此也。淺者則見傳記諧文,深者入聖室觀秘書。故人道彌深,所見彌大。”他又比喻說:人們遊歷都想進大都市,就是因為“多奇觀也”。而“百家之言,古今行事,其為奇異,非徒都邑大市也。”他又說:“大川相間(兼),小川相屬(歸屬),東流歸海,故海大也。”倘若“海不通於百川,安得巨大之名”?人做學問也是如此,“人含百家之言,猶海懷百川之流也。”(《別通篇》)其淵博的知識就會自然而然形成。王充經子並重,博涉眾流的特點,正是他成就其博學通才的原因之一。
王充還注意訓練自己通博致用和造書屬文的能力,他將當時儒學之士分為四等,即:儒生、通儒、文人、鴻儒,他說:“能說一經者為儒生,博覽古今者為通人,采掇傳書以上書奏記者為文人,能精思著文連結篇章者為鴻儒。”並且認為:“儒生過俗人,通人勝儒生,文人逾通人,鴻儒超文人。”(《超奇》)儒生託身儒門,治聖人之經,學聖人之道,遠遠勝過不學無術的俗人;但儒生僅能死守一經,不知世務,不通古今,“守信師法,雖辭說多,終不為博”(《效力》),故不及博覽古今的通人;通人識古通今,誠然可貴,王充曾說過:“知古不知今,謂之陸沉;知今不知古,謂之盲瞽。”(《謝短》)但是識古通今,只是一種知識的象徵,只要“好學勤力,博聞強識”即可做到,能力如何不得而知。如果“通人覽見廣博,不能攝以論說,此為匿書主人”,好像那藏書家有書不能觀讀一樣,他認為:“凡貴通者,貴其能用之也”,如果學而不能用,“雖千篇以上,是鸚鵡能言之類也。”
文人能草章屬文,正是“博通能用”的人,故貴於通人。但是,文人僅能作單篇文章,不能“連結篇章”,寫成專書,所以不及能寫長文大著,自成一家之言的鴻儒。他認為鴻儒最為珍貴,如果說文人是知識分子中的超人奇士的話,那么鴻儒就是“超而又超”,“奇而又奇”的特級人物,若與儒生相比,就好像裝飾華美的車子與破車,錦繡與舊袍子相比一樣;如果與俗人相比,更是猶如泰山的山頂與山腳,長狄的頸項與腳掌一樣,具有天壤之別!他們是人中超奇,“世之金玉”。(《超奇》)漢代的谷永、唐林,能上書言奏,依經論事,屬於“文人”;而董仲舒、司馬遷、揚雄、劉向、劉歆、桓譚等人能鴻篇大論,著書立說,則是“鴻儒”。王充把他們與聖人同科,視為稀世之珍:“近世劉子政父子、楊子云、桓君山,其猶文武周公並出一時……譬珠玉不可多得,以其珍也。”(《超奇》)王充對鴻儒如此看重,自然他的努力方向也就是成為一名為世所貴的鴻儒了。他師事班彪,不守章句,博覽百家……都是通往鴻儒之路的有效措施。
王充在京師遊學歷時多久,史無明文,袁山松《後漢書》說王充趕上了漢明帝臨辟雍的盛典:充幼聰朗。詣太學,觀天子臨辟雍,作《大儒論》。袁山松書已佚,這條材料見於李賢《後漢書注》。注文作《六儒論》,根據王充推崇鴻儒的思想,“六儒”當為大儒之誤。辟雍,周代為太學之一,漢代則作為尊儒學、行典禮的場所。據《後漢書·儒林列傳》,東漢辟雍始建於光武皇帝中元元年(56年),尚未來得及親臨其境,光武帝便駕崩了。到了“明帝即位,才親行其禮。”《明帝紀》說,水平元年(58年)十月“幸辟雍”,那么,至少在永平元年,王充尚在京師,其時他已32歲,在洛陽訪學已經14歲。明帝在即位之年,恢復了許多久廢的儒禮,以表示對禮治的提倡。這年正月,皇帝戴上九寸高的通天冠,穿上繡著日月星辰的禮服,先祭光武皇帝於明堂,既而登靈台,望雲物,吹奏迎春的樂曲,觀察物候的變化,制定《時令》書,頒給列侯、諸王,重演了一番早為孔子所嘆惜的授時“告朔之禮”。
這年冬天,明帝又親臨辟雍,舉行尊老養賢之禮。事先推定年老博學的李躬為“三老”,曾授明帝《尚書》的桓榮為“五更”,這天,天子先行到達辟雍,舉行典禮,然後派人用安車蒲輪(用蒲草裹輪以免巔簸)將三老五更接來,皇帝親自到門屏之間迎接。以賓主(而非君臣)之禮迎上柞階。皇帝下詔“尊事三老,兄事五更”,三公九卿,各就各位。皇帝挽起龍袍,操刀親割,將肉獻(不是賜)給三老,還親自給他酌酒;五更,則由三公如此這般地侍候。接著舉行射禮,射禮完畢,明帝歸坐於講堂之上,正襟危坐,執經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不夠級別的“冠帶縉紳”,只有環繞著辟雍璧水,隔岸觀望了。這天,平時被人罵為窮酸腐儒的儒生算是揚眉吐氣了一回。王充看到了這齣從前只在禮書上記載著、在儒生們口頭傳誦著的敬老尊儒大典,無疑是十分興奮的,於是欣然作《大儒論》以頌其事。就是事隔數百年後,范曄作《後漢書》,在寫到這一盛況時,也不無激動地說:“(明帝)坐明堂以朝群後,登靈台以望雲物,袒割辟雍之上,尊事三老五更……濟濟乎!洋洋乎!盛於永平矣。”

仕途落拓
和所有的讀書人一樣,王充學成之後,也曾抱著致君堯舜的夢想,走“學而優則仕”的路子。可是王充在官場的境遇並不比他的老師們好多少,《自紀篇》自敘其為官履歷曰:在縣,位至掾功曹;在都尉府,位亦椽功曹;在太守,為列掾五官功曹行事;入州為從事。王充一身只當過地方官,東漢地方機構,實行州、郡、縣三級制,王充歷仕三級,但都位不離“掾”。掾,是漢代各極機構中的屬官。在縣裡,他作官至掾功曹,主管一縣人事和考功。在郡里,他曾先後在軍事長官都尉府作過掾功曹,在行政長官太守府代理五官曹和功曹。在州里,他亦被州刺史徵辟為從事屬官。生平就沒逃脫過為人下僚的命運。
王充為官的地方,可考知者有揚州、丹陽、九江、廬江等地,《自紀篇》曰:“充以元和三年(86年)徙家辟詣揚州部丹陽、九江、廬江,後入為治中。材小任大,’職在刺割。章和二年(88年),罷州家居。”這條自紀《北堂書鈔》卷73和《太平御覽》卷602引作“章和二年,徙家避難揚州丹陽。”有誤,“章和二年”應作元和二年,章和二年是充自免家居年,非始往之年。辟,指徵辟,被征去作官,不是避難。《後漢書》亦載:“刺史董勤闢為從事,轉治中,自免還家。”辟字正作徵辟講。揚州是漢武帝所置十三部(州)之一,東漢為郡上一級行政機構。丹陽、九江、廬江皆郡名,當時屬揚州部所轄。在元和三年值錢前,王充為任何所尚不清楚。劉汝霖《漢晉學術編年》建初元年條,根據王充《對作篇》“建初孟年,中州頗歉,潁川汝南,流民四散,聖主憂懷,詔書數至,《論衡》之人,奏記郡守,宜禁奢侈,以備睏乏。言不納用,退題記草,名曰《備乏》”的自述,遂懷疑“充所仕者非在會稽而在中州之郡邪?”但別無旁證,難成定論。
造成王充這種徘徊州縣,淹滯不進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後來王充結合自己的切身體會,曾對仕路窮通作過全面的分析和論述。《逢遇篇》將入仕宦的達與不達歸結為遇與不遇:操行有常賢,仕宦無常遇。賢不賢,才也;遇不遇,時也。才高行潔,不可保以必尊貴;能薄操濁,不可保以必卑賤。或才高行潔,不遇,退在下流;薄能濁操,遇,進在眾上。世各自有以取士,士亦各自得以進。進在遇,退在不遇。處尊居顯,未必賢,遇也;位卑在下,未必愚,不遇也。
古人常說“千里馬常有,伯樂不常有”,賢才常有,但仕宦的機會不常有。生逢其時,仕遇其主,雖才淺德薄也因緣得進;反之,如果生不逢時,所遇非人,即使才高八斗,德比夷齊,也會落拓在野,沉淪下僚。這在缺乏健全的競爭機制時更是如此。不過王充生當光武、明帝、章帝、和帝之世,正是東漢王朝的上升時期,徵辟舉拔之制,還是比較正常的,似乎談不上生不逢時的問題,但並不排除其所遇非人的可能。《後漢書》說他“仕郡為功曹,以數諫爭不合去”。王充也曾自紀建初初年,中州欠收,充曾上書郡守,主張厲行節儉,以備睏乏,但“言不納用”;時俗嗜酒,充以為酒耗五穀,又有醺酒滋事之憂,奏記郡守:主張“禁酒”,亦不被重視。讀書人的看家本領就是建言獻策,既然言不納用,可見他遇到的確實並非知己。
王充在《累害篇》中又提出“累害”說:凡入仕宦有稽留不進,行節有毀傷不全,罪過有累積不除,聲名有暗昧不明,才非下,行非悖,又知(智)非昏,策非味也,連遭外禍,累害之也。
仕宦留滯,行跡誣傷,有罪不除,聲名狼狽……這一切並不一定是他本人的過錯,很可能是外物的連累和陷害。王充將這些來自外物的毀傷歸納為“三累三害”。何謂三累三害?充說:鄉里有三累,朝廷有三害。鄉之三累指仕宦之前遇到的麻煩:朋友反目,相為毀傷,一累也;庸才忌妒,毀傷高才,二票也;交遊失和,轉相攻擊,三累也。朝之三害指出佳之後遭受的陷害:竟進者為了有限的職位互相詆毀,在長官面前捏造誇大事實,長官又不明察,信納其言,一害也;同僚愛好不同,清濁異操,“清吏增鬱郁之白,舉涓涓之言”,名聲越來越潔白,見解越來越高明,濁吏自慚形穢,懷恨在心,暗中收集清吏的過失,陷害重罰,二害也;長官親幸佐吏,佐吏人品不高,提拔邪回之人,對不肯附從的“清正之士”必然心懷不滿,在長官面前詆毀他,三害也。王充所舉的三累三害,生動而具體,恰如自己的切身遭遇。

評價

王充是東漢時期傑出的思想家,唯物主義哲學家。整個東漢二百年間,稱得上思想家的,僅有三位:王充、王符、仲長統。王符(公元85—162年),位元組信,著有《潛夫論》,對東漢前期各種社會病端進了抨擊,其議論愷切明理,溫柔敦厚;仲長統(公元180年—220年),字公理,著有《昌言》,對東漢後期的社會百病進行了剖析,其見解危言峻發,振聾發聵。王充則著《論衡》一書,對當時社會的許多學術問題,特別是社會的頹風陋俗進行了針砭,許多觀點鞭辟入裡,石破天驚。《論衡》也可以說是我國古代的一部“百科全書”。就物理學來說,王充對運動、力、熱、靜電、磁、雷電、聲等現象都有觀察,書中記載了他的觀點。他還解釋了人與自然的關係。王充把人的發聲,比喻為魚引起水的波動;把聲的傳播,比喻為水波的傳播。他的看法與我們今天聲學的結論是一致的:聲是物體振動產生的,聲要靠一定的物質來傳播。歐洲人波義耳認識到空氣是傳播聲音的媒介,是17世紀的事,比王充晚1600年。

范曄《後漢書》將三人立為合傳,後世學者更譽之為漢世三傑。三家中,王充的年輩最長,著作最早,在許多觀點上,王充對後二家的影響是十分明顯的,王充是三家中最傑出,也最有影響的思想家。

但是由於王充在書中對傳統的儒學,特別是漢代經學,進行了論難,有時甚至懷疑古經,上問孔孟,著有《儒增》《書虛》《問孔》《刺孟》等專篇,公然向神聖的經典挑戰,向孔孟聖賢發難,這就有犯天下之大不韙,因而被視為名教之罪人。清乾隆皇帝御批:王充“刺孟而問孔”,“已有非聖無法之誅!”其他學人雖然不能治其“非聖無法”之罪,但也多揮毫濡翰,口誅筆伐。素以危言危行著稱的大史學家劉知幾,因《論衡》書中記載了王充父祖橫行鄉里的不光彩行徑,不合乎子為父隱的綱常名教,說王充“實三千之罪人”!章學誠亦對王充非難儒學的作法,對他的儒家身份提出了質疑。

自《隋書·經籍志》以下,歷代目錄書都將王充《論衡》列入無所宗師的“雜家”類。近代經學大師劉師培又說王充是“南方墨者之支派”。進入20世紀70年代後,在中國學壇上又曾有人說王充是儒家的反對派,是反孔的急先鋒……凡此等等,不一而足。自然我們今天不必為這些帶有濃厚政治偏見的褒貶,去為古人的恩恩怨怨糾纏不休,但是,從學術的角度看,我們認為不能僅憑“問孔、刺孟、非儒”這些表面現象就斷定他的學術派別,而應視其所問、所刺、所非的具體內容。根據王充的整體思想來分析定性,筆者認為:綜觀王充的一生言行,他不僅是一位儒者,而且是一位博學的奇儒。

梁啓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稱:“王充《論衡》實漢代批評哲學第一奇書。”黃侃在《漢唐玄學論》一文中說:“東漢作者,斷推王充。《論衡》之作,取鬼神、陰陽及凡虛言、讕語,摧毀無餘。自西京而降,至此時而有此作,正如久行荊棘,忽得康衢,歡忭寧有量耶”(《黃侃論學雜著》)?由此可見王充與《論衡》在近現代學者心目中的地位。

近年筆者有《論衡詞典》編撰之役,在選擇底本、蒐集資料中發現:第一,近現代學者眼中如此重要之書,在整個有清一代,竟無像樣的版本。第二,校注成果寥寥,竟無有一部完整的校注本。中國歷史上流傳下來的經、史、子、集有代表性的重要著作,大都經過了清代學者的校注整理,不少重要典籍甚至有多個校注本問世,《論衡》一書卻幾乎無人問津,沒有一部新的校注本出現。筆者心中遂生一疑團:清代學者心目中的王充與《論衡》和今人一樣嗎?如果一樣,那么他們為何對《論衡》如此冷漠,既不刊刻又不整理?是偶爾疏忽還是另有原因?

原來,清代學者心目中的王充與《論衡》,和現代學者大不相同。在清代學者眼裡,王充實在是一個不孝之人。

王充的不孝,首先表現在自述父祖的劣跡。王充介紹自己的家世時說:“世祖勇任氣,卒鹹不揆於人。歲凶,橫道傷殺,怨仇眾多。會世擾亂,恐為怨仇所擒,祖父泛舉家擔載,就安會稽,留錢唐縣,以賈販為事。生子二人,長曰蒙,少曰誦。誦即充父。祖世任氣,至蒙、誦滋甚,故蒙、誦在錢唐,勇勢凌人。末復與豪家丁伯等結怨,故舉家徙處上虞。”通過王充的記述,我們可以看出,王充的祖上,連續數輩,橫行鄉里,仗勢欺人,時常犯有命案,結怨甚多,因擔心仇家報復,不得不數度遷徙,可謂是違法亂紀的惡霸。以我們今人的眼光看來,王充的作法可以說是不避家醜、實事求是。但在“臣為君諱、子為父諱”的封建社會裡,被視為是一種不孝之舉,便不足為奇了。清代著名學者錢大昕在《潛研堂文集·跋〈論衡〉》中批評王充的罪過之一,便是“《自紀》之作,訾毀先人。”其實早在唐代,史學家劉知己在《史通·序傳》中就已指出:“王充《論衡》之《自紀》也,述其父祖不肖,為州閭所鄙……夫自敘而言家世,固當以揚名顯親為主,苟無其人,闕之可也。”王充之所以毫不忌諱地言其父祖的劣跡並不奇怪,因為從王充的思想深處來看,孝的意識十分淡薄。人們之所以會形成孝的觀念,主要是出於對父母生育之恩的感激。在王充看來,父母生兒育女,完全是性慾衝動的結果。他在《論衡·物勢篇》中說:“夫天地合氣,人偶自生也,猶夫婦合氣,子則自生也。夫婦合氣,非當時欲得子,情慾動而合,合而生子矣。”王充所言雖然有一定道理,但把父母生子完全看作是為了滿足性慾的要求而非有意識的行為,便很難產生出孝的觀念,因而其有詆毀父祖的言論,也就不難理解了。

王充的不孝,最被人所詬病者在於揚己抑祖。他在《自紀篇》中一方面貶毀祖輩,另一方面極力標榜自己,說自己自小便與眾不同,仁義聽話,恭敬有禮,“父未嘗笞,母未嘗非,閭里未嘗讓,”喜歡學習,成績突出。成年之後,更是品德高尚,淡薄名利,“常言人長,希言人短”,“得官不欣,失位不恨。處逸樂而欲不放,居貧苦而志不倦。”“為人清重,”“性恬澹,不貪富貴”,簡直完美無瑕,無可挑剔,與其劣跡斑斑的祖上,形成了鮮明對比。儘管如此,王充卑微的出身,祖上不光彩的形象,始終是他一塊難以消除的心病。於是他便從歷史上尋找證據,來說明父祖不好,並不影響後人成才,以此洗刷自己。他《自紀篇》中說:“母驪犢騂,無害犧牲;祖濁裔清,不%奇人。鯀惡禹聖,叟頑舜神;顏路庸固,回傑超倫;孔、墨祖愚,丘、翟聖賢。”清代著名學者惠棟,在“母驪犢騂,無害犧牲;祖濁裔清,不%奇人”之後加批語云:“自譽而毀其先,非人也”(王欣夫《蛾術軒篋存善本書錄》)。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卷六“王充”條針對這段文字說:“蓋自居於聖賢而訾毀其親,可謂有文無行,名教之罪人也。”《四庫全書總目》亦云:“至於述其祖父頑很,以自表所長,傎亦甚焉。”可見,無論是官方,還是清代學者個人,都認為王充是一個毀祖譽己的小人和破壞名教的千古罪人。在“天下之事孝為上”、孝“為萬事之綱紀”的觀念占統治地位的封建社會裡,誰願意整理、刻印一個不孝之子的著作呢?知道了這一點,清代學者不刊刻、不校注《論衡》,便很容易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