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傳

蟾宮折桂
升庵自幼聰慧過人，又非常好學，再加上他出生於書香門第，是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楊廷和之子，湖廣提學僉事楊春之孫，所以從小就受到很好的親職教育。七歲時，他母親教他句讀和唐代絕句，常能背誦。十一歲時，就會寫近體詩。十二歲時，擬作《弔古戰場文》，有“青樓斷紅粉之魂，白日照翠苔之骨”的警句，他的叔父兵部侍郎瑞紅看了極為讚賞，復命擬《過秦論》，其祖父讀了之後，自矜謂：“吾家賈誼也”（陳文燭《楊升庵太史年譜序》）。有一天，他的父親和叔父們觀畫，問升庵曰：“景之美者，人曰似畫；畫之佳者，人曰似真，孰為正？”要求他寫一首詩加以說明，升庵略加思索，立即寫詩云：“會心山水真如畫，名手丹青畫似真；夢覺難分列禦寇，影形相贈晉詩人。”他十三歲時，就隨父入京師，沿途寫有《過渭城送別詩》、《霜葉賦》、詠《馬嵬坡》詩等，其《黃葉詩》，轟動京華。當時茶陵詩派的首領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李東陽“見而嗟賞，令受業門下”（《明史》卷192），並稱楊慎為“小友”。升庵二十一歲時，參加會試，主考官王鏊、梁儲已將楊慎寫的文章列為卷首。不料燭花竟落到考卷上燒壞，以致名落孫山。遭此意外的打擊，楊慎並沒有灰心失望。經過幾年的刻苦努力，楊慎終於在正德六年（1511）他二十四歲時，殿試第一，考中狀元，授翰林修撰。從此，楊慎正式登上明朝政治舞台。

入仕求退
楊慎的政治生涯是非常坎坷艱辛的。他為人正直，不畏權勢。明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燳是一個喜歡玩樂的人.不理朝政,喜歡到處遊玩.針對武宗荒誕的行為，楊慎不避斧鉞，敢於犯顏直諫，於正德十二年（1517）呈上《丁丑封事》的奏章，指責朱厚燳“輕舉妄動，非事而游”，勸他停止這種荒唐行為。朱厚燳根本不理睬，依舊我行我素。升庵目睹民不聊生，國事日非，實在氣憤不過，稱病告假，辭官歸里。

逆鱗廷杖
正德十六年（1521）武宗終被害死，死因不明，成為一場懸案，因無子嗣，由其堂弟朱厚熜繼位，是為明世宗。授楊慎翰林院修撰，經筵講官。升庵利用給皇帝講書的機會，經常聯繫當時實際情況教育世宗。如對已判死罪尚未誅殺的佞宦張銳、於經等人，由於大肆行賄、世宗破例赦免了他們的死罪。升庵在經筵講課時，便特地選出《尚書》里《金作贖刑》這一章，對世宗講道：“聖人贖刑之制，用於小過者，冀民自新之意；若大奸元惡，無可贖之理。”朱厚熜聽了之後很不高興，常常藉故停止講書。這樣，升庵由於耿直，既失歡於皇帝，又結怨於權奸。楊慎雖胸懷壯志，力圖報國，但其政治才能在當時是難以施展的。
特別是在內閣“大禮議”的紛爭中，突出表現出楊慎的“叛逆”風骨。事情是這樣的：朱厚熜以“兄終弟及”的方式登上皇帝寶座後，按照皇統繼承規則，世宗要承認孝宗是“皇考”，享祀太廟；自己的生父只能稱“本生父”或“皇叔父”。朱厚熜即位後第六天，就下詔令群臣議定他自己的生父興獻王為“皇考”按皇帝的尊號和祀禮對待；這樣，皇統與家系就成了當時內閣大臣紛爭的議題。當時，張璁、桂萼等新貴，為迎合上意，攀附權奸，主張在憲宗與武宗之間，加入睿宗（興獻王朱祐杬），德高望重的楊廷和父子和許多大臣堅決反對。為此，楊廷和被迫辭官歸里，升庵一再上書辭職，不願與張、桂等“無恥小人”同列共事。對此，剛愎自用的朱厚熜非常生氣，他一意孤行，正式下詔改稱生父為恭穆皇帝，升庵“又諧學士豐熙等疏諫。不得命，偕廷臣伏左順門力諫”，世宗更加震怒，竟使用暴力鎮壓，“命執首八人下詔獄”。訊息傳出，群情激憤。楊慎約集同年進士檢討王元正等二百多人，激動地說：“國家養士一百五十年，仗節死義，正在今日。”於是，在金水橋、左順門一帶列宮大哭，抗議非法逮捕朝臣、聲徹宮廷。“帝益怒，悉下詔獄，廷杖之。”升庵於七月十五被捕，十七日被廷杖一次，死而復甦；隔十日，再廷杖一次，幾乎死去，然後充軍雲南永昌衛（今雲南保山縣）。

流放滇南
楊慎在放逐滇南漫長的三十多年流放生活中，並未因環境惡劣而消極頹廢，仍然奮發有為，不肯向邪惡勢力屈服。他路經湘西，想起了被楚懷王放逐的屈原，情不自禁地哼出：“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在貴州，他想起了流放夜郎（今桐梓縣）的李白，感嘆“我行更迢遞，千載同潛然”（《恩譴戌滇紀行》）。他不僅寄情山水，而且悉心著述，為白族修史。每到一處，往往借詠邊塞奇花異草，抒發政治熱情。他在《南枝曲》中，以生在“窮山絕域”而“絕世獨立”、自放清香的老梅自喻；在《山茶花》中，盛讚山茶花不畏嚴寒，“綠葉紅英斗雪開”的傲然風骨。他在永昌看到“背日而開，與蜀葵相反”的唐婆鏡花，就慨嘆葵花向日，固然是忠臣的象徵；唐婆鏡花背日而開，應是諍臣的表現。諍臣往往受到謅媚佞臣的排擠和誣害，無恥小人又經常喬裝成向日蜀葵，使人忠奸難辨，真假難分。在詠物之中，寄寓著自己正直的人格和理想。
更為難能可貴的是楊慎在放逐期間，仍然關心人民疾苦，不忘國事。如當他發現昆明一帶豪紳以修治海口為名，勾結地方官吏強占民田，化公為私，斂財肥己，坑害百姓時，不僅正義凜然地寫了《海門行》、《後海門行》等詩痛加抨擊，還專門寫信給雲南巡撫趙劍門，力言此役“乃二三武弁投閒置散者，欲謀利自肥而倡此議”，請求制止如此勞民傷財的所謂水利工程。

伉儷情篤
楊慎的政治生活雖然十分坎坷，但愛情生活卻很幸福美滿。他的夫人黃娥，字秀眉，四川遂寧（又稱黃安）人，長詩詞，尤擅長散曲。婚後他們夫婦感情非常融洽，在桂湖之濱過著詩情畫意、相敬如賓的甜蜜生活。他倆經常在湖畔散步，榴閣賦詩，相互酬答。楊慎夫婦雖然情投意合，但並未陶醉於卿卿我我的兒女之情。婚後第二年，在黃娥的支持和勸促下，升庵就動身進京復官。
楊慎與黃娥的忠貞愛情是經得起嚴峻考驗的。因為在他倆的生活旅途中，春光明媚的順境是很短暫的，而更多的是漫長的急風暴雨的逆境。當楊慎因仗義執言，遣戍滇南時，黃娥對丈夫不僅毫無怨言，而且深表同情，曲意勸慰，殷勤照顧。黃娥不辭風霜之苦，千里跋涉，親自護送升庵從北京到雲南。嘉靖三年（1524）十二月十五日這個天寒地凍的夜晚，黃娥陪伴著骨瘦如柴，身帶枷鎖的楊慎，行至江陵的驛站門前，他看到妻子風塵滿面，疲憊不堪，再也不忍心讓她向前護送了，力勸妻子回四川新都老家。臨別之際，升庵填寫了一首《臨江仙》詞云：“楚塞巴山橫渡口，行人莫上江樓。征驂去棹兩悠悠，相看臨遠水，獨自上孤舟。卻羨多情沙上鳥，雙飛雙宿何洲？今霄明月為誰留？團圓清影好，偏照別離愁。”（《戍雲南·江陵別內》）。情辭淒楚，催人淚下。黃娥回到新都，看到桂湖景物依舊，物是人非，寫了一首懷念丈夫的《七律·寄外》：“雁飛曾不度（一作到）衡陽，錦字何由寄永昌？三春花柳妾薄命，六詔風煙君斷腸。曰歸曰歸愁歲暮，其雨其雨怨朝陽，相聞空有刀環約，何日金雞下夜郎？”感情十分真摯。此後，黃娥曾越山涉水，到雲南永昌探望楊慎，並在戍所住過兩年多的光陰，嘉靖八年（1529）楊慎父親去世，楊慎趕回新都治喪，夫婦才得短期會面。相見時難別亦難。臨別時，黃娥寫了《羅江怨》散曲，與升庵送別。曲云：“青山隱隱遮，行人去也，羊腸鳥道幾回折？雁聲不到，馬蹄又怯，惱人正是寒冬節。長空孤鳥滅，平蕪遠樹接，倚樓人冷欄乾熱。（其三）”以冷與熱的強烈對比，反映自己內心的一片深情，淒婉動人，遂成千古名句佳句。

著作等身
楊慎一生刻苦學習，勤於著述，是有明一代著名的博學家。他不僅對經、史、詩、文、詞曲、音韻、金石、書畫無所不通，而且對天文、地理、生物、醫學等也有很深的造詣。如他任翰林時，正德皇帝朱厚燳問欽天監及眾翰林：“星有注張，又作汪張，是何星也？”眾張口結舌，無以對答，獨楊慎從容對曰：“柳星也”，並歷舉《周禮》、《史記》、《漢書》等文獻資料加以說明。他預修《武宗實錄》，事必直書，不為尊者諱。他在長期流放中，仍然“好學窮理，老而彌篤”（《明史·楊慎傳》）。在雲南永昌邊塞荒涼地區，儘管圖書資料奇缺，升庵仍嗜書成癖，“書無所不覽”，經常對人說：“資性不足恃，日新德業，當自學問中來。”（《明史·何孟春傳》）他認為要“知天下”，一是依靠“躬閱”，從親身經歷中獲得知識；二是依靠“載籍”，從別的記載和書籍中取得。因此，他不僅刻苦讀書，手不釋卷；而且每到一處，就對當地風俗民情進行調查了解，努力學習當地民族語言，從親身經歷與實踐中豐富自己的知識。他以被逐罪臣的身份，僅憑自己苦學、實踐、記憶，在滇南時就寫出了不少筆記、選本以及許多注釋性書籍。如《南詔野史》、《雲南通志》、《雲南山川志》、《慎候記》、《南中志》、《滇載記》、《記古滇說》等書。據《升庵楊慎年譜》的記載，楊慎平生著作有四百餘種。所以，《升庵外集》序稱：“國初迄於嘉隆，文人學士著述之富，毋逾升庵先生者。”《明史》本傳曰：“明世記誦之博，著作之富，推慎第一。”後人輯其重要著作編為《升庵集》，散曲有《陶情樂府》。
楊慎於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七月六日卒於戍所，時年七十二歲。臨終時，他還以“臨利不敢先人，見義不敢後身”勉勵後人。

生平

楊慎自幼聰穎，十一歲即能作詩。十二歲，寫成《古戰場文》,眾人皆驚。進京後，寫《黃葉詩》，為李東陽所讚賞，讓他在自己門下學習。明武宗正德六年（1511）中式辛未科殿試一甲第一名（狀元），賜進士及第，授翰林院修撰。正德十二年（1517）八月，武宗微行出居庸關，楊慎上疏抗諫，被迫稱病還鄉。

此外，楊慎的父親也是明朝的三朝老臣——內閣首輔楊廷和。

明世宗即位，被召至京師，任經筵講官。嘉靖三年（1524），“大禮議”爆發，楊慎與王元正等二百多人伏於左順門，撼門大哭，自言“國家養士百五十年，仗節死義，正在今日。”世宗下令將眾人下詔獄廷杖，當場杖死者十六人。十日後，楊慎及給事中劉濟、安磐等七人又聚眾當廷痛哭，再次遭到廷杖。楊慎、王元正、劉濟都被謫戍。

楊慎動身前往戍地雲南永昌衛。從前其父廷和當國之時，曾經裁撤錦衣衛冗員，有懷恨在心者趁機埋伏在途中，伺機加害楊慎。楊慎有所準備，處處小心。馳騁萬里，到達雲南之後，幾乎一病不起。

兩年後，楊廷和生病，楊慎得以短暫回家探視，其父病癒後又返回永昌。不久，率家奴協助平定尋甸安銓、武定鳳朝文叛亂。嘉靖八年（1529），楊廷和病逝，楊慎獲準歸葬其父。此後，或暫回四川，或在雲南省城，或停留於永昌，在各地均得到地方官員善待。

世宗因大禮議之故，對楊廷和、楊慎父子極其憤恨，常問及楊慎近況，大臣則回答楊慎“老病”，世宗才稍覺寬慰。楊慎聽聞此事，更加放浪形骸。常縱酒自娛，遊歷名勝。《樂府紀聞》稱他“暇時紅粉傅面，作雙丫髻插花，令諸妓扶觴遊行，了不為愧。”終世宗一世，六次大赦，楊慎終不得還，按明律年滿六十歲可以贖身返家，但無人敢受理。楊慎年近七旬時，曾返回瀘州短住，不久又被巡撫派人押解回永昌。嘉靖三十八年（1559）七月，卒於戍地。明穆宗隆慶初年，追贈光祿寺少卿，明熹宗天啟時追諡文憲。《明史》有傳。

喜藏書。早年，明司禮監大藏經廠，貯列朝書籍甚富，他多次至閣中翻覽書籍。據傳曾攫取數冊《永樂大典》據為己有。其後主事李繼先奏命查對時，戲以竊書之名。家有“雙桂堂”，為讀書、貯書之所。曾編撰有《楊氏書目》，明末藏書家王道明在其《笠澤堂書目》中有記載。清初姜紹書記明一代藏書家，將他與楊士奇、吳寬、茅坤、宋濂等並列。著述多至100餘種，李調元刊《函海》時，曾作專輯收錄所著之書。重要結集有《升庵集》散曲有《陶情樂府》。

文史創作

楊慎存詩約2300首，所寫的內容極為廣泛。因他居滇30餘年，所以“思鄉”、“懷歸”之詩，所占比重很大。他在被謫滇時，妻子黃娥伴送到江陵話別，所作的《江陵別內》表現別情思緒，深摯淒婉。《宿金沙江》描寫往返川滇途中的感慨：“豈意飄零瘴海頭，嘉陵回首轉悠悠，江聲月色那堪說，腸斷金沙萬里樓。”以今昔行旅思情相對，襯出離愁的痛苦。

他臨終前所作《六月十四日病中感懷》詩：“七十餘生已白頭，明明律例許歸休。歸休已作巴江叟，重到翻為滇海囚。”敘述自己因病歸蜀，途中卻被追回的憾恨，深為感人。

他也有一些詩作表現了對人民疾苦的關懷。《海口行》及《後海口行》揭露豪紳地主勾結地方官吏，借疏海口占田肥私。他在詩中指出，“疏浚海口銀十萬，委官歡喜海夫怨”，並呼籲“安得仁人罷此宴，億兆歌舞如更生”。他在《觀刈稻紀諺》中托老農之語，說“樂土寧無詠，豐年亦有歌。惟愁軍餉急，松茂正干戈”。表現了農民遇豐年，卻因軍餉賦斂沉重而仍然不得溫飽的貧苦生活。其他如《寶井篇》、《滇池涸》等，也是此類作品。

楊慎的寫景詩也不少。他敘寫雲南風光，描繪祖國山河，頗有特色。《海風行》寫了下關的風：“蒼山峽束滄江口，天梁中斷晴雷吼。中有不斷之長風，衝破動林沙石走。咫尺顛崖迥不分，征馬長嘶客低首。”氣勢雄偉，有雷霆萬鈞之力。而《龍關歌》：“雙洱煙波似五津，漁燈點點水粼粼。月中對影遙傳酒，樹里聞歌不見人。”寫洱海夜色，漁舟燈火，月映水波，細膩清新。當他來到有川南勝景之稱的西昌瀘山，看到這裡的美景與火把節的盛況後，在此吟出了名句佳句《夜宿瀘山》：“老夫今夜宿瀘山，驚破天門夜未關。誰把太空敲粉碎，滿天星斗落人間”。此外，楊慎又有描述、歌頌歷史英雄、忠臣義士以至耕夫樵叟的詩，其中也不乏佳作。

楊慎在前七子倡導“文必秦漢、詩必盛唐”，復古風氣較為流行的時候，能別張壘壁。他廣泛吸收六朝、初唐詩歌的一些長處，形成他“濃麗婉至”的詩歌風格。如《滇海曲》12首、三峽《竹枝詞》9首，描繪山川風情，頗得樂府遺韻。他的《垂柳篇》，深具初唐風範。《於役江鄉歸經板橋》：“千里長征不憚遙，解鞍明日問歸橈，真如謝姚宣城路，南浦新林過板橋。”抒發行役倦苦的情懷，情致綿細，別出新境。楊慎又廣為采攬“桑間濮上”的民歌的長處，以豐富自己詩作。如《送余學官歸羅江》，全用綿州民歌，後綴四句送行語，構思新穎，別致清新。楊慎對文、詞、賦、散曲、雜劇、彈詞，都有涉獵。他的詞和散曲，寫得清新綺麗。如（浪淘沙）“春夢似楊花”一首，描寫細潤，言辭華美流暢。散曲（駐馬聽）《和王舜卿舟行之詠》，寫月下舟行幽景，江天一色，月光如水，並暢想駛入長空銀河，意境優美，記敘細微。他的長篇彈唱敘史之作《二十一史彈詞》，敘三代至元及明季歷史，文筆暢達、語詞流利，廣為傳誦。他的散文古樸高逸，筆力奔放。《漢雜事□辛》事皆淫艷而言辭端雅，不見鄙穢。他早年的疏奏《丁丑封事》，規勸正德皇帝“偏聽生□，獨任成亂”，以“古之聖人必謀於眾”相諫誡，情摯意切，時婉時激。他的《新都縣八陣圖記》、《碧□精舍記》等也是記敘散文的佳品。另外他還著有《宴清都洞天玄記》、《太和記》、《割肉遺細君》等雜劇。

《譚苑醍醐》八卷亦皆考證之語，與《丹鉛錄》大致相出入，而亦頗有異同。引《水經注》載諸葛亮表云：“臣遣虎步監孟琰據武功水東，司馬懿因渭水漲，攻琰營，臣作橋越水射之。橋成，遂馳去”。此事《三國志·諸葛亮傳》不載，可補史闕。楊慎在文學上既講求文法，主張詩文用字要有來歷，又反對極端的復古主義；反對詩史說；偏愛李白，亦好杜甫，對李白的身世進行了有價值的探討。又辨李白為蜀之彰明人，歷引其《上裴長史書》與《悲清秋賦》及諸詩句，以證《唐書》稱白為隴西人及唐宗室之非，如此之類，考訂辨論，亦多獲新解。

評價

褒
李贄在《續焚書》中說： “升庵先生固是才學卓越，人品俊偉，然得弟讀之，益光彩煥發，流光百世也。岷江不出人則已，一出人則為李謫仙、蘇坡仙、楊戍仙，為唐代、宋代並我朝特出，可怪也哉！” 李贄恨不得“余是以竊附景仰之私……儼然如游其門，躡而從之”。（《讀《升庵集》》
袁宏道：“人有言曰：‘胸中無萬卷書，不得雌黃人物。’然書至萬卷，不幾三十乘乎？除張司空外，更幾人哉。吾於漢劉向、唐王僕射、宋蘇子瞻見之，然自子瞻迄今又三百餘年矣，吾於楊升庵、李卓吾見之。”（《袁宏道集箋校》卷五十五）
王夫之稱楊慎詩“三百年來最上乘”。（王夫之《明詩評選》卷五）
周遜《刻詞品序》中稱他為“當代詞宗”。
王世貞：“明興，稱博學、饒著述者，蓋無如楊用修。”
焦竑十分推崇楊慎，曾花很長時間專心蒐集楊氏著作，經過校對訂正，編輯成《升庵外集》一百卷，刻板傳世，並在《升庵外集題識》中盛讚道：“明興，博雅饒著達者無如楊升庵先生。”
顧起元在《升庵外集序》中說：“國初迄於嘉隆，文人學士著述之富，毋逾升庵先生者。”李慈銘：“有明博雅之士，首推升庵；所著《丹鉛錄》、《譚苑醒酬》諸書徵引該博，洵近世所罕有。”
胡薇元《歲寒居詞話》說：“明人詞，以楊用修升庵為第一。”
錢允治《類編箋釋國朝詩餘》選楊慎詞達118首，占了整部詞選的四分之一。
《明史·楊慎傳》：“楊慎博物洽聞，於文學為優。”
《四庫全書總目》：“慎以博洽冠一時，其詩含吐六朝，於明代獨立門戶。”
明末朱之瑜晚年講學日本，教育日本學生安東守約說：“明朝文集極多，好者亦寥寥……如楊升庵、李空同集，極佳。”（《朱舜水集》卷十一《問答三》） 小宅生順問：“揚雄、司馬氏鳴漢家，眉山三蘇及陸游等鳴宋家，不知今亦有如此人哉？”朱之瑜回答說：“國朝有宰相之子楊升庵諱慎者……”（《朱舜水集》卷十一〈問答四〉）
簡紹芳〈升庵先生年譜〉說：“公穎敏過人，家學相承，益以該博。凡宇宙名物之廣，經史百家之奧，下至稗官小說之微，醫卜技能、草木蟲魚之細，靡不究心多識。……平生著述，四百多種…學者恨未睹其全也。”顧起元《升庵外集序》說：“文人學士著述之富，無逾升庵先生者。至其奇麗奧雅，漁弋四部七略之間，……唐宋以來，吾見罕矣。”
紀昀更贊曰：楊慎“可以位置鄭樵、羅泌之間，其在有明，固鐵中錚錚者矣。”
近現代的陳寅恪說：“楊用修為人，才高學博，有明一代，罕有其匹。”

貶
陳耀文，對楊慎的博學頗感不服，特作《正楊》一書，指出《丹鋁》諸錄中的150條錯誤。萬曆年間，胡應麟仿楊慎《丹鉛錄》而作《丹鉛新錄》、仿楊慎《藝林伐山》而作《藝林學山》，一面訂正楊氏筆誤，指出：“千慮而得間有異同，即就正大方”；一面不滿於陳耀文“嘵嘵焉數以辨其後”，自以為“求忠臣於楊氏之門，或為余屈其一指也天”。
胡氏此舉，被“時人顏曰《正正楊》”，朱國楨對之評曰：“（自）有《丹鉛錄》諸書，便有《正楊》、《正正楊》，辨則辨矣，然古人古事古字、彼書如彼、彼書如此，原散見雜出，各不相同，見其一未見其二，哄然相駁，不免為前人暗笑。”迨於清世，四庫館臣既說：“慎於正德、嘉靖之間，以博學稱，而所作《丹鉛錄》諸書，不免瑕瑜互見，真偽互陳”，又說：“耀文考證其非，不使轉滋疑誤，於學者不為無功。然釁起爭名，語多攻訐，醜詞惡謔，無所不加，雖古人挾怨構爭如吳縝之解《新唐書》者，亦不至是，殊乖著作體。”《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著錄了楊慎29種著述，一一加以考評，雖承認楊慎“博洽冠一時”，《丹鉛》諸作“疏殊雖多，而精華亦復不少”，但就總體言之，還是站在正統立場，對楊慎其人其學每多貶抑，如說他“好偽撰古書，以證成己說”，責他“取名太急，稍成卷帙，即付棗梨， 為編，只成雜學”等等。由於《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為官修之書，故自面世流傳後，楊慎即長期被冷落，一直不被重視。流風餘波所及，以至近百餘年來的中國儒學世、中國思想史著作中，多無楊慎的一席之地。

著述管窺

儒學思想

揭示理學和心學都存在著“重虛談”、“多議論”、“學而無實”、“學而無用”的弊端。
楊慎說： 騖於高遠，則有躐等憑虛之憂；專於考索，則有遺本溺心之患。故曰：“君子以尊德性而道問學”。故高遠之弊，其究也，以六經為註腳，以空索為一貫，謂形器法度皆芻狗之餘，視聽言動非性命之理，所謂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世之禪學以之。考索之弊，其究也，涉獵記誦以雜博相高，割裂裝綴以華靡相勝，如華藻之繪明星，伎兒之舞呀鼓，所倡其功倍於（而效）小，學而無用，世以俗學以之。
“尊德性而道問學”，本為《中庸》所謂，但宋儒中，朱熹主張以究理問學為主，提倡研讀經傳，一依聖賢遺教去做，有偏重於“道問學”的傾向，陸九淵譏評其支離破碎；陸九淵主張學者從經典中解脫出來，求諸本心，認為“學苛知本，‘六經’皆我註腳”，有“尊德性”的傾向，朱熹斥責其盡廢講學。自南宋朱、陸相爭以來，兩家之學漸成水火之勢，“宗朱者詆陸為狂禪，宗陸者以朱為俗學，兩家之學各成門戶，幾如冰炭矣”。這對儒學發展影響甚大，誠如程敏政所說：“朱、陸之辨，學者持之至今。……其流至於尊德性、道問學為兩途，或淪於空虛、或溺於訓詁，卒無以得真是之歸。此道所以不明不行。”
楊慎在這裡則對朱、陸都進行了批評，指出陸學之弊在於“以空索為一貫”，趨簡憑虛而入於禪，“學而無實”；朱學之弊在於“以雜博相高”，遺本溺心而流於俗，“學而無用”。在他看來，“經學之拘晦，實自朱始”，“新學（此指象山心學）削經鏟史，驅儒歸禪”，兩者對學術風氣和儒學的發展都產生了不良影響。這樣，楊慎便全面否定了宋儒所倡通學。
對於當世流行的“道學”（即理學）和“心學”，楊慎亦持全面否定態度。他說：“道學、心學，理一名殊。明明白白，平平正正，中庸而已矣。更無高遠亢（言）妙之說，至易而行難，內外一者也。被之所行，顛倒錯亂，於人倫事理大戾。顧巾衣詭服，闊論高談，飾虛文美觀而曰：吾道民、吾心學，使人領會於渺茫恍惚之間而不可琢磨，以求所謂禪悟。此其賊道喪心已甚，乃欺人之行、亂民之儔，聖王之所必誅而不以赦者也，何道學、心學之有？”他認為儒學本是“明明白白，平平正正”，“內外一者也”，但承襲宋儒之學風而流行於明世的所謂“道學”、“心學”，儘管名稱不一，形式有異，而其實都是只知“闊論高談”、“虛飾文詞”，只說不行，“教人領會於渺茫恍惚之間而不可著摸”的空洞無用之物。其惡果，一是欺世，二是亂民，故皆為“聖王之所必誅而不以赦者也”。如此之“道學”、“心學”，根本背離了儒學的基本精神。

指出心學“削經鏟史，逃儒歸禪”，同時又明確點示理學同禪學也實有千絲萬縷的聯繫。
如其指出朱熹《中庸章句》所引程頤“活潑潑地”之類的話就是以佛家語錄入章句，他說余嘗評之曰：《說文》之解字，《爾雅》之訓詁，上以解經、下以修辭，豈不正大簡易。……至宋時，僧徒陋劣，乃作語錄；儒者亦學僧家作語錄……欲求易欲，反為難知；本欲明經，適以晦道矣！甚者因陋就簡，以打乖筋斗入詩章，以閉眼合眉入文字，曰：我所述程朱之說，道理之談，辭達意而已，不求工也。噫，左矣！這裡所說的“以打乖筋斗入詩章，以閉眼合眉入文字”是陳獻章（白沙心學）所為。可見，在楊慎看來，“學禪家”而導致儒學之“理”難知，聖道幾晦，實是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的通病。
此外，楊慎認為，莊子所謂“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乃切要之言，丘長春所謂“世間之事尚不能究，況天下之事乎”乃正論。而邵雍、朱熹論天則是強不知為知，實為“妄說”。他說：“古論天文者，宣夜周髀渾天之書，甘石洛下閎之流，皆未嘗言。非不言也，實所不知也。若邵子、朱子之言，人所不言，亦不必言也；人所不知，亦不必知也。……吾人固不出天地之外，何以知天之真面目歟？且聖賢之‘切問近思’，亦向必求知天下之事耶？”（31）他還對宋儒鬼神之論予以批判，指出朱熹對《中庸》所謂“鬼神為德”之解有悖儒家作書之旨，曰：“宋儒解‘鬼神’二字，支離太甚，既以‘二氣’言，又以‘造化’言；……既曰‘人物’，又曰‘造化之跡’。則有形有聲，視之可見，聽之可聞矣，豈不與《中庸》背馳矣？且《中庸》一書，本是平常之理，而引之高深虛地文字，又豈子思作書之旨乎？……故朱子引程、張‘二氣’、‘良能’、‘造化之跡’諸說，移以解《易》之‘鬼神’則可，解《中庸》之‘鬼神’則不可。”所以，楊慎譏笑宋儒“雜博”、“支離”、“割裂”，如同“伎兒之舞迓鼓”，既“無古人之學，而效古人之言，如村人學官衙鼓節也”。（33）如此，不流入禪，藉助於佛家之言以裝飾門面，又怎么可能呢？

擒賊先擒王，對集理學之大成的朱熹批判最多最烈。
楊慎不僅從學術、思想的諸多方面批評朱熹，如在《陳同甫與朱子書》中譏朱熹自立門戶，在《文公著書》中責朱熹“違公是遠情”，在《俗儒泥世》里中斥朱熹“迂”，在《大招》、《禹碑》、《大顛書》中批評朱熹文學藝術上的失誤，在《聖賢之君六七作》中指出朱熹史學上的紕漏。如何等等，難以詳述，而且，他更一針見血地揭示道：朱熹之學“失之專”，“失之專者，一騁意（己）見，掃滅前賢”，用其自己的理學思想來詮釋儒家經典，否定漢唐諸儒經說，以確立其自己的思想權威，而後儒不察，‘失之陋’，‘失之陋者，惟從宋人，不知有漢唐前說也’，只能仰朱熹之鼻息了：“高者談性命，祖宋人語錄；卑者習舉業，抄宋人之策論”。這必然要導致“經學之拘晦”。

對明代中後葉風靡一時的陽明心學有所批判。
楊慎借雲南副使陳夢祥《六經》“一字一義皆聖賢實理之所寓，實心之所發”的話，職責陳獻章“六經皆虛”論實“非聖人之蘊”，乃“佛者幻妄之意”。他說：“儒教實，以其實天下之虛；禪教虛，以其虛天下之實。陳白沙詩曰：‘六經緣在虛無里’，是欲率古今天下而入禪教也，豈儒家之學哉！”楊慎更怒斥王陽明為“霸儒”、“儒梟”，批評其以儒為表、以佛為里，證性見心、“驅儒歸禪”，背叛了儒家的經義，說：“邇者霸儒創為新學，削經劃史，驅儒歸禪，緣其作俑，急於鳴儔， 俾其易人，而一時奔名走譽者，……靡然從之。”他又寓莊於諧地對人們何以會對陽明心學“靡然從之”作了分析，引其友之語道： 余友蔣兆暈芝善戲語而有妙理，嘗論講學之異曰：“宋儒‘格物致知’之說，久厭聽聞，‘良知’及‘知行合一’之說一出，新人耳目。如時魚鮮筍，肥美爽口，盤餚陳前，味如嚼冰，蟻而厭飫，依舊是鵝鴨菜疏上也。又如真旦看厭，卻愛裝旦；此北《西廂》聽厭，乃唱南《西廂》。觀聽既久，依舊是真旦、北《西廂》出也。公多與辯，但徐徐俟之。”
在《雲南鄉試錄序》中更揭示陽明集心學之大成，鼓倡“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諸說造成了明代中後葉知識界的空疏淺陋，謂：“今士習何如哉！其高者凌虛厲空，師心去跡，厭觀理之煩，貪居敬之約，漸近清談，遂流禪學矣。卑焉者則掇拾叢殘，誦貫酒魂，陳陳相因，辭不辨心，紛紛競錄，問則口，此何異叟誦詩、閽寺傳令乎？究高者既如此，卑論者又如此，視漢唐諸儒且恧焉，況三代之英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