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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濂

宋濂

宋濂(1310—1381)字景濂,號潛溪,別號玄真子、玄真道士、玄真遁叟。漢族,浦江(今浙江浦江縣)人,元末明初文學家,曾被明太祖朱元璋譽為“開國文臣之首”,學者稱太史公。宋濂與高啟、劉基並稱為“明初詩文三大家”。他因長孫宋慎牽連胡惟庸黨案而被流放茂州,途中病死於夔州。他的代表作品有《送東陽馬生序》、《朱元璋奉天討元北伐檄文》等。► 76篇詩文

人物生平

英敏強記
宋濂生於元武宗至大三年(1310年)十月十三日(11月4日),因與其祖父同日生,故名為壽,後改名濂。祖籍金華潛溪(今浙江義烏),至宋濂時才遷居金華浦江(今浙江浦江)。因其母懷孕僅滿七月而生宋濂,故宋濂幼時多病。為人聰明、記憶力強,號稱“神童”。曾受業於聞人夢吉、吳萊、柳貫、黃溍等,精通《五經》。他一生刻苦學習,“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去書卷,於學無所不通”。元順帝至正九年(1349年),因危素等舉薦,順帝召宋濂為翰林編修,他以奉養父母為由,辭不應召。至正十年(1350年),入仙華山為道士,實則入山著書。

至正十六年(1356年)十月四日,入小龍門山著書。

教授太子
至正十八年(1358年)三月,朱元璋軍隊攻取睦州,宋濂遣家人入諸暨勾無山,但他自己留下未同行。十一月,郡守王顯宗以“五經”師聘,宋濂推辭。

至正十九年(1359年)正月,朱元璋命升任知府的王顯宗在郡中設學堂,召宋濂為婺州郡學《五經》師。

至正二十年(1360年),在李善長的推薦下,宋濂與劉基、章溢、葉琛被朱元璋召至應天府。七月,宋濂被任命為江南等處儒學提舉。十月,奉命為朱元璋子朱標教授“五經”,後又參與修撰起居注。

至正二三十年(1363年)五月,朱元璋建禮賢館,宋濂等人均在館中。

主修元史
洪武元年(1368年)十二月,朱元璋下詔撰修《元史》,命宋濂及王禕為總裁官。

洪武二年(1369年),宋濂赴詔修《元史》,至二月開修,宋濂、王禕為總裁。六月,除任翰林院學士、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同年八月,《元史》書成,宋濂被任命為翰林院學士。

洪武三年(1370年),因歐陽佑等儒士採得元朝事跡還朝,朱元璋遂於二月初六開局續修《元史》,仍命宋濂及王禕為總裁,至七月一日,全書告成。七月,因失朝被降職為翰林編修。

國初名儒
洪武四年(1371年)二月,宋濂升任奉議大夫、國子司業,卻因祭祀孔子未按時呈上奏章,於八月被貶為安遠知縣。

洪武五年(1372年)二月,宋濂被召還任禮部主事。十二月,升任太子贊善大夫。

同年,甘露屢降,朱元璋問宋濂這樣的天象是什麼預兆,宋濂以《春秋故事》告訴朱元璋受命於人不於天,做事不必受天象的影響。朱元璋的侄子朱文正犯了罪,宋濂為朱文正求情,說可以將朱文正貶到邊遠地方,不宜治死罪。

朱元璋問宋濂作為帝王,應該讀什麼書為主,宋濂推薦給朱元璋《大學衍義》,朱元璋於是命將書中內容貼在宮殿兩邊牆壁之上,召集大臣,讓宋濂給大臣講《大學衍義》中的內容。

洪武六年(1373年)二月,朱元璋召四方儒士張唯、王輝等數十人,將他們都任命為翰林編修,以宋濂為其師。七月三十日,升任翰林侍講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仍兼贊善大夫。八月十六日,與詹同同任總裁,奉命修《大明日曆》,九月開館,至次年五月修成,又輯其中五卷為《皇明寶訓》。同年九月,朱元璋為散官分階定俸,任命宋濂為中順大夫,命他參中書大政,宋濂婉辭。

洪武七年(1374年)十一月一日,朱元璋命宋濂等考定喪禮服制。

洪武八年(1375年)十月,宋濂跟隨太子朱標及諸位講武中都。

洪武九年(1376年)正月十日,朱元璋命宋濂與朱右等定王國所用禮。六月,除任翰林學士承旨,其餘兼官如故。

洪武十年(1377年),宋濂告老還鄉,朱元璋親自餞行,並命宋濂之孫宋慎送其回家。宋濂以頭叩地辭謝,並約定說:“臣沒死之前,請允許臣每年來宮內覲見陛下一次。”回鄉後,宋濂每年乘著帝慶節的機會如約進京陛見。

老而罹禍
洪武十三年(1380年),宋慎被牽扯進胡惟庸案中,導致宋濂一家遭禍,宋慎與宋濂其次子宋璲都坐法死,朱元璋想處死宋濂,經馬皇后及太子朱標力保,才得免一死,徙至四川茂州安置。

卒於徙途
洪武十四年(1381年)五月二十日(6月12日),宋濂因病逝於夔州(今重慶奉節),享年七十二歲。臨終時,正坐斂手而逝,當時夔州的官員都前來贈賻哭祭。知事葉以從將宋濂葬於蓮花山下。蜀王朱椿仰慕宋濂,又將宋濂轉葬華陽城東。

明憲宗成化(1465—1487年)年間,蜀王朱申鑿曾至宋濂墓前祭拜。

明孝宗弘治九年(1496年),因四川巡撫馬俊為宋濂上奏申訴,孝宗經禮部商議後下詔恢復宋濂的官職,每年春秋兩季在其所葬之地舉行祭祀。

明武宗正德年間(1491年—1521年),宋濂獲追謚為“文憲”。

介紹

宋濂青年時代因元末戰亂遷居浦江,於青蘿山中築室讀書,因名其樓為“青蘿山 房”。兵禍之後,官私藏書毀損嚴重,而宋濂因隱居山中,仍能坐擁書城。明祁承漢《澹生堂藏書紅》說:“勝國兵火之後,宋文憲公讀書青蘿山中,便已藏書萬卷。”清載殿泗《風希堂文集》卷二《宋文憲公全集序》則說宋濂“始自潛溪徒浦江,得卷氏藏書之富,首推宋濂 ”。

宋濂藏書之精華,有少數流入清人之手。如北宋本《長慶集》,先後為錢曾、黃丕烈、潘祖蔭所藏。《百宋一廛賦》:“廬山《長慶》,見取六丁;金華太史,獨著精靈。”註:“《長慶集》北宋時鏤版,所謂‘廬山本’者。庚寅一炬,種子斷絕,唯此金華宋氏景濂所藏小宋本,圖記宛然,古香可愛,推稀世珍。”又有宋本《春秋經傳集解》、《史記》、《文選》等流入清宮內府,《天祿琳琅續編》有記。宋濂還曾藏有宋刊《事林廣記》,後歸廣東丁日昌,《持靜齋書目》著錄。

道統文學觀由來已久,但這裡也有區別:以韓愈歐陽修為代表的唐宋古文家,在理論上主張“文以明道”,強調“文”的工具性,但並不輕視“文”;宋代理學家看到他們的不徹底性,於是提出“文道合一”甚至“作文害道”的論點,以防文人在“道”之外又受“文”的誘惑。宋濂的文學思想便是沿著理學家的極端觀點。在《文原》一文中,他強調了文“非專指辭翰之文”,而是道的“象”即顯現,文與道相始終,道在哪裡,文亦在哪裡。在其他文章中,宋濂也反覆提出“文非道不立,非道不充,非道不行(《白雲稿序》);“文外無道,道外無文”(《徐教授文集序》)。

以這種理論批評古代作家,就顯出非常偏狹的態度。如在《徐教授文集序》中,宋濂公然提出孟子死後,“世不復有文”;賈誼司馬遷所得的僅是“皮膚”,韓愈、歐陽修所得的也僅是“骨骼”,只有到了宋代幾位大儒,才“得其心髓”,才算得上“六經之文”。至於明顯不合“溫柔敦厚”標準的各種文章,在宋濂看來,更是“非文也”。  “文道合一”論是一種受官方支持立場,這一點可以由《元史》的體例得到證明。自范曄《後漢書》分立《儒林》、《文苑》兩傳,以區分經學之士與文學之士,後代官修正史多沿襲之。《元史》卻取消了這種區分,單立《儒林傳》,認為“經藝文章,不可分而為二”,“文不本於六藝,又烏足謂之文哉!”《元史》是奉朱元璋詔命修撰的,這樣做當然迎合了他的意思。在朝廷正式支持下,這種理論必然給文學的發展帶來災難性的後果。

宋濂的文集中,大量充斥著美化、歌頌明初統治集團上層人物及表彰貞節婦女的作品,這大概就是他的“道統”文學的集中表現。但歷史已經獲得的進展,即使用強力去扭轉,也還是有困難。所以,就是在宋濂身上,也還是存在兩面性。

宋濂在元末與楊維楨交誼甚篤,明初楊氏去世後,他為之作墓志銘,對楊的文學才能和成就推崇備至,甚至以相當寬容的語氣描繪其晚年“曠達”和“玩世”的生活情態,這和他的嚴厲的理論頗不諧調。他另外還有一些散文,對生活實際比較尊重,因而在宣揚某種道德觀念的同時,比較接近真實的人性。如《王冕傳》,寫出一個元末“狂士”的精神面貌,開頭描寫王冕少年讀書情形的一節,頗有情趣:

王冕者,諸暨人。七、八歲時,父命牧牛隴上,竊入學舍,聽諸生誦書。聽已,輒默記。暮歸,忘其牛。或牽牛來責蹊田,父怒,撻之,已而復如初。母曰:“兒痴如此,曷不聽其所為?”冕因去,依僧寺以居。夜潛出,坐佛膝上,執策映長明燈讀之,琅琅達旦。佛像多土偶,獰惡可怖。冕小兒,恬若不見。

又如《鹿皮子墓志銘》詳細介紹陳樵“屏去傳注,獨取遺經”而自成一家的思想成就,《竹溪逸民傳》寫出一個出世高士的形象,由於作者對不同的人物個性能取一種同情的態度,都寫得較出色。《送東陽馬生 序》自述早年在貧寒中求學的艱苦,也很真實動人。

宋濂的散文文辭簡練典雅,少作鋪排渲染。但偶爾有些描寫的片斷,也能寫得相當秀美。各種文體往往各具特點,可以看出變化,不是那么僵板。總的說來,他的文章風格具有密吻於道德規範的特徵,同時也具有較高的語言修養和純熟的技巧,所以能夠成為明初文學風尚的典範。

對於宋濂來說,非常可悲的是朱元璋根本不承認他是什麼“大儒”,而帶有侮辱性地稱之為“文人”(見《明史·桂彥良傳》)。因為在朱元璋的政治體制中,已不能夠允許有“大儒”——社會的思想指導者存在,皇帝本人就是思想指導者。宋濂最後其實是死於無辜,也反映出明初政治的嚴酷。

他的散文清新簡潔,行文善於變化,思想也比較深刻。

朱元璋稱他是“開國文臣之首”,劉基讚許他“當今文章第一”,四方學者稱他“太史公”。宋濂與高啟,劉基並列為明初文三大家。

文學成就

宋濂堅持散文要明道致用、宗經師古,強調“辭達”,注意“通變”,要求“因事感觸”而為文,所以他的散文內容比較充實,且有一定的藝術功力。 有明一代,開私家藏書風氣者,首推宋濂。散文或質樸簡潔,或雍容典雅,各有特色。明朝立國,朝廷禮樂制度多為宋濂所制定,劉基讚許他“當今文章第一”,四方學者稱他為“太史公”。著有《宋學士文集》。紀傳如《秦士錄》、《王冕傳》、《李疑傳》,均能抓住細節,突出性格,渲染無多,感染卻深;寫景如《桃花澗修契序》、《環翠亭記》,簡潔清秀,邁似歐陽修。著作計有《孝經新說》、《周禮集說》、《龍門子》又名《諸子辯》、《潛溪集》、《蘿山集》、《浦陽人物記》、《翰苑集》、《芝園集》等。後合刻為《宋學士全集》七十五卷。《送東陽馬生序》收錄人民教育出版社語文八年級下學期文言文單元。

紀念建築

故居遺址
宋濂故居遺址位於浙江金華市金東區。縣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位於上柳家與禪定寺中間,潛溪南岸:面積約400多平方米。 在距上柳家東北角約200米處,這座據說始建於南北朝時期(距今1800多年)的古老寺廟——“禪定古寺”,這裡香火旺盛,來自義烏和金華本地的香客絡繹不絕。據“金東區人民政府網站”記載,禪定寺曾經是金義浦抗日根據地的重要活動場所,是金東區對人民進行愛國主義和革命傳統教育的最好場所。

祠堂
蘭溪梅江鎮宋宅聚居宋濂後裔三千,建有家廟一處,橫溪宋宅村宋濂祠堂離蘭谿市區37公里。這位明初文學家的祠堂如今隱沒在一片荒草之中,雖然蘭谿市政府於2005年11月3日公布宋濂祠堂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但現實是無人照看無人修繕,根據文物保護“分級保護。屬地管理”的原則,蘭谿市文廣局要求宋宅村成立修繕組織。儘快實施修繕保護,目前在宋宅村幹部的大力支持下。已籌集資金7萬餘元,將在近期動工修繕。地方政府也將根據修繕工程量,給予首期2萬元的資金補助。

評價

宋濂高啟劉基並稱“明初文三大家”。劉基稱頌為“一代名儒”和“當今文章第一”。朱元璋讚頌他是“開國文臣之首”。幼英敏強記,就學於聞人夢吉,通《五經》,復往從吳萊學。已,游柳貫、黃溍之門,兩人皆亟遜濂,自謂弗如。元至正中,薦授翰林編修,以親老辭不行,入龍門山著書。

逾十餘年,太祖取婺州,召見濂。時已改寧越府,命知府王顯宗開郡學,因以濂及葉儀為《五經》師。明年三月,以李善長薦,與劉基、章溢、葉琛並征至應天,除江南儒學提舉,命授太子經,尋改起居注。濂長基一歲,皆起東南,負重名。基雄邁有奇氣,而濂自命儒者。基佐軍中謀議,濂亦首用文學受知,恆侍左右,備顧問。嘗召講《春秋左氏傳》,濂進曰:“《春秋》乃孔子褒善貶惡之書,苟能遵行,則賞罰適中,天下可定也。”太祖御端門,口釋黃石公《三略》。濂曰:“《尚書》二《典》、三《謨》,帝王大經大法畢具,願留意講明之。”已,論賞賚,復曰:“得天下以人心為本。人心不固,雖金帛充牣,將焉用之。”太祖悉稱善。乙巳三月,乞歸省。太祖與太子並加勞賜。濂上箋謝,並奉書太子,勉以孝友敬恭、進德修業。太祖覽書大悅,召太子,為語書意,賜札褒答,並令太子致書報焉。尋丁父憂。服除,召還。

洪武二年詔修元史,命充總裁官。是年八月史成,除翰林院學士。明年二月,儒士歐陽佑等采故元元統以後事跡還朝,仍命濂等續修,六越月再成,賜金帛。是月,以失朝參,降編修。四年遷國子司業,坐考祀孔子禮不以時奏,謫安遠知縣,鏇召為禮部主事。明年遷贊善大夫。是時,帝留意文治,徵召四方儒士張唯等數十人,擇其年少俊異者,皆擢編修,令入禁中文華堂肄業,命濂為之師。濂傅太子先後十餘年,凡一言動,皆以禮法諷勸,使歸於道,至有關政教及前代興亡事,必拱手曰:“當如是,不當如彼。”皇太子每斂容嘉納,言必稱師父雲。

濂性誠謹,官內庭久,未嘗訐人過。所居室,署“溫樹”。客問禁中語,即指示之。嘗與客飲,帝密使人偵視。翼日,問濂昨飲酒否,坐客為誰,饌何物。濂具以實對。笑曰:“誠然,卿不朕欺。”

濂狀貌豐偉,美須髯,視近而明,一黍上能作數字。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去書卷,於學無所不通。為文醇深演迤,與古作者並。在朝,郊社宗廟山川百神之典,朝會宴享律歷衣冠之制,四裔貢賦賞勞之儀,旁及元勛巨卿碑記刻石之辭,鹹以委濂,屢推為開國文臣之首。士大夫造門乞文者,後先相踵。外國貢使亦知其名,數問宋先生起居無恙否。高麗、安南、日本至出兼金購文集。四方學者悉稱為“太史公”,不以姓氏。雖白首侍從,其勳業爵位不逮基,而一代禮樂製作,濂所裁定者居多。

其明年,卒於夔,年七十二。知事葉以從葬之蓮花山下。蜀獻王慕濂名,復移塋華陽城東。弘治九年,四川巡撫馬俊奏:“濂真儒翊運,述作可師,黼黻多功,輔導著績。久死遠戍,幽壤沉淪,乞加恤錄。”下禮部議,復其官,春秋祭葬所。正德中,追諡文憲。

宋濂的詩文

送東陽馬生序(節選)

明代宋濂

余幼時即嗜學。家貧,無從致書以觀,每假借於藏書之家,手自筆錄,計日以還。天大寒,硯冰堅,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錄畢,走送之,不敢稍逾約。以是人多以書假余,余因得遍觀群書。既加冠,益慕聖賢之道,又患無碩師、名人與游,嘗趨百里外,從鄉之先達執經叩問。先達德隆望尊,門人弟子填其室,未嘗稍降辭色。

送東陽馬生序

明代宋濂

余幼時即嗜學。家貧,無從致書以觀,每假借於藏書之家,手自筆錄,計日以還。天大寒,硯冰堅,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錄畢,走送之,不敢稍逾約。以是人多以書假余,余因得遍觀群書。既加冠,益慕聖賢之道 ,又患無碩師、名人與游,嘗趨百里外,從鄉之先達執經叩問。先達德隆望尊,門人弟子填其室,未嘗稍降辭色

吳起守信

明代宋濂

昔吳起出,遇故人,而止之食。故人曰:“諾,期返而食。”起曰:“待公而食。”故人至暮不來,起不食待之。明日早,令人求故人,故人來,方與之食。起之不食以俟者,恐其自食其言也。其為信若此,宜其能服三軍歟?欲服三軍,非信不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