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年譜

道光三年(1823)，應童子試。

道光六年(1826)考取縣學生員。第二年恩科第一，同時諸名士皆出其下。時與順德縣盧同伯、南海縣桂文耀、同邑楊榮緒有“四俊”之稱。

道光十一年(1831)，舉優行貢生。十二年(1832)中舉人。此後自道光十三年至鹹豐二年(1833～1852)先後六應會試，均名落孫山。

道光十四年(1834)，澧入著名學者阮元督粵時創設的“學海堂”為專課生。

道光二十年十月(1840年11月)，澧被聘為“學海堂”學長，達27年之久，培養出不少高才生，當時學者稱為“東塾學派”。

道光二十九年正月(1849年2月)，大挑二等，澧被選授廣東河源縣學訓導。三十年十一月至鹹豐元年元月(1850年12月至1851年2月)，到任兩月，告病而歸。鹹豐六年(1856)，他被挑選知縣，到班不願出仕，請京官職銜，得國子監學錄。

鹹豐六年六月(1856年7月)，撰成《漢儒通義》七卷。挑選知縣，陳不願出仕，授國子監學錄。從此絕意仕途，專心著述講學。

鹹豐八年十月(1858年11月)撰成《聲律通考》十卷，這是一部關於中國音樂史的專著。

同治六年(1867)，廣東鹽運使方子箴在巡撫蔣益澧（字薌泉，湖南湘鄉人）的大力支持下，將越秀山西偏之“長春仙館”改建為“菊坡精舍
”(書院)，聘請陳澧擔任該校山長，澧辭再三，乃敬從。前後執教數十年，提倡樸學，所造就者甚多，形成“東塾學派”。

光緒八年正月二十二日(1882年3月11日)，陳澧因病去世，享年73歲。

陳澧對天文、地理、樂律、算術、古文、駢文、詩詞、篆、隸、真、行書，無不研究。25歲時，開始著書。早年著作，以樂律、音韻為中心，撰《聲律通考》，詳考古今聲律的差異，以探求和保存古樂，又作《琴譜律》、《簫譜》；作《切韻考》，附《外篇》，專門研究古代切韻。地理學方面，以著《漢書地理志水道圖說》最重要，指出地理之學，當自水道始，知漢水道，則可考郡縣，又有《水經注西南諸水考》，糾正酈道元述西南諸水之誤。同治三年（1864），應廣東巡撫郭嵩燾之聘，負責總核《廣東輿地圖》。鹹豐五年（1855）起，編纂《漢儒通義》，鹹豐八年刊刻行世。該書集漢儒義理之說，論證漢宋各學派門戶之見無據，應求其通。同年，開始撰寫《學思錄》通論古今學術，積稿數百冊，但未及完成。同治十年（1871），大病幾死，愈後感全書不易完成，遂擷取原稿部分內容，寫定為《東塾讀書記》，全書內容包含對經學源流得失的研討，兼及九流諸子、西漢以後的學術，其中主要部分是對經學的研究，而關於音韻學的論述，更為精粹。該書傳到日本，為日本高等學校治漢學專業的必讀書。史學著作最重要者為《申范》，為《後漢書》作者范曄辨誣。此外還主修同治《番禺縣誌》、《香山縣誌》，參加光緒《廣州府志》的纂修。數學著作有《弧三角平視法》、《三統術詳說》。據不完全統計，生平著述達120餘種。

晚年，復致力刊行重要典籍，得鹽運使方浚頤之助，設書局主持其事，先後刊行《十三經註疏》、《四庫全書提要》、《通典》、《續通典》等。光緒七年（1881），朝旨賞給五品卿銜。翌年正月二十二日（1882年3月11日），病逝於廣州。

生平

未能考取進士

陳澧祖籍江蘇江寧(今南京)，在他的祖父時代，一家人遷移到廣東，但由於父親的廣東戶籍沒有辦好，不能參加科舉考試，後來通過捐錢買得一個知縣。

1810年，陳澧出生在廣州城木排頭。7歲開始到私塾讀書，學習論語、唐詩等。他自幼聰敏。9歲的時候已經能夠寫詩作文。10歲父親去世，始讀家藏《通鑑》，“日課一卷，一年而畢”。

在以後的十多年裡，先後在廣州的羊城書院、粵秀書院、粵華書院和學海堂等處讀書。學的大多是應付科舉考試的古文經典及詞章訓詁等著作。

1823年，14歲的陳澧開始走上漫長的科舉考試的道路。17歲考取秀才，又繼續考了幾次鄉試，到23歲的時候中了第18名舉人。此後，從24歲起，陳澧多次赴京參加會試考進士，歷經19年之久，耗費了他的不少精力，始終未能考取。

嚴謹的教育家　從教數十載

陳澧從多年科舉仕途的激盪生涯中深切體會到科舉制的弊害，因此，他不再徘徊於科場，決定選擇著書立說和培養人才的道路。

陳澧在青年的時候當過家庭教師，中年至晚年先後在廣州的學海堂和菊坡精舍講學，他從中年時起便擔任學海堂的學長。學海堂位於越秀山上，是1824年由兩廣總督阮元創辦的。陳澧青年時期曾在這裡讀書，參加過由阮元主持的考試，學業優秀，是學海堂的高才生。學海堂設學長多人，聘請德才兼備的學者或高才生擔任，負責教學和指導學生研究學問，並編選師生所作文章，刊印成《學海堂集》。陳澧在31歲的時候被聘為學長，直到1867年，長達27年之久。

求學經歷

澧幼聰慧，7歲始入塾從徐達夫先生讀書，六年間讀了“四書五經”和唐詩。9歲能為詩文，10歲父親去世，少家貧。始讀家藏《通鑑》，“日課一卷，一年而畢”。道光三年（1823），應童子試。六年（1826）考取縣學生員。第二年恩科第一，同時諸名士皆出其下。時與順德縣盧同伯、南海縣桂文耀、同邑楊榮緒有“四俊”之稱。道光十一年（1831），舉優行貢生。十二年（1832）中舉人。此後自道光十三年至鹹豐二年（1833～1852）先後六應會試，均名落孫山。

澧少好為詩，及長，泛覽群籍。凡國小、音韻、天文、地理、樂律、算術、古文、駢體文、填詞及篆、隸、真、行書，無不研究。楊榮緒勸澧說：“東坡所謂多好竟無成，不精安用伙，君子謂也。”“澧亦自念，如我所好，一一為之，雖壽如彭祖，不能畢其事，乃稍稍減損。惟讀經史，日有課程。”

被聘為“學海堂”學長

道光十四年（1834），澧入著名學者阮元督粵時創設的“學海堂”為專課生。時開設十三經、四史、文選、杜詩、韓文、朱子書等專書課程，每人專攻一書，進行句讀、抄錄、評校、著述等研究工作。“學海堂”同時設學長多人，負責指導諸生研究，並選錄師生優秀文章，刊印《學海堂集》。

道光二十九年正月（1849年2月），大挑二等，澧被選授廣東河源縣學訓導。三十年十一月至鹹豐元年元月（1850年12月至1851年2月），到任兩月，告病而歸。鹹豐六年（1856），他被挑選知縣，到班不願出仕，請京官職銜，得國子監學錄。

撰成《漢儒通義》七卷

鹹豐六年六月（1856年7月），撰成《漢儒通義》七卷。此書所錄皆經部之書，史、子、集皆不錄；所錄皆漢儒之書，三國以後之書不錄。他一貫主張漢學、宋學並重，不可偏廢。他認為：“漢儒言理無異於宋儒，宋儒輕蔑漢儒者非也，近儒尊漢儒而不講義理亦非也。”⑤陳澧的學生胡錫燕讀《漢儒通義》說：“先生早年讀漢儒書，中年讀宋儒書，實事求是，不取門戶爭勝之說，以為漢儒之書，固有宋儒之理，蓋取先儒二十二家之說，薈萃精要，以成一家之書。”

陳澧對聲律學研究亦精，認為“樂”為六藝之一，欲知樂，必先通聲律。於鹹豐八年十月（1858年11月）撰成《聲律通考》十卷，這是一部關於中國音樂史的專著。

同治六年（1867），廣東官運使方子箴與中丞蔣香泉，將粵秀山西偏之“長春仙館”改建為“菊坡精舍”（書院），聘請陳澧擔任該校山長，澧辭再三，乃敬從。他仿《學海堂集》例，選錄學生優秀文章刊印《菊坡精舍集》。身為精舍山長，他教人不自立法，以經、史及漢、魏、六朝、唐、宋詩文教士，與諸生講文藝，勉以篤行立品。

同治七至九年（1868～1870），廖廷相在“菊坡精舍”讀書時，承命編輯先生文集，所錄先生專著外之雜文220篇，依次編入《東塾集》六卷。卷一收論說；卷二收考、釋、議、記、書後；卷三收序文；卷四收跋、書札；卷五收傳、銘、碑誌；卷六收碑誌、墓表、哀詞、祭文。其中碑誌、傳狀之作，居三分之一。澧自言：“生平不欲為文章，然有為先人而作者，及為親友碑傳事跡不可沒者，故過而存之。”“是集文字，自與《東塾讀書記》互為表里，並行不廢。”

讀書習慣

陳澧平時讀書，句句字字詳細思繹，心有所得記於書上，心有所疑亦記於書上，以便質之。晚年尋求微言大義，及經學源流正變得失所在，而後解之，考之，論贊之。自經學外，及於九流諸子、西漢以後學術，著為《東塾讀書記》。遵鄭康成《六藝論》，以《孝經》為道之根源，六藝之總匯。認為經學之要，皆在《論語》中，以《論語》為五經之關鍵。好讀《孟子》，以為孟軻所謂性善者，人性皆有善，而不純守善，荀況、楊朱之輩均不知。讀朱熹著述，認為清代考據之學，源出朱熹。又以為乾隆、嘉慶二朝考據之學盛行，猶有未備者，宜予補綴。支偉成將《東塾讀書記》“隱比顧亭林之《日知錄》溝通漢宋，一時學風為之丕變焉！”

《東塾讀書記》

陳澧一生讀書所得，薈萃於《東塾讀書記》。自群經、國小、諸子、鄭學、朱子類各為卷，惟論歷代史事者，僅成三國、西漢兩卷，其餘有目無書，原擬撰二十五卷，實得十六卷。以涉及群經者為最詳，所論皆各書宏綱大旨、要義精言，融會貫串，有本有末，凝聚了他的哲學、政治、歷史等多方面的獨到見解，對研究陳澧思想有重要參考價值。

歷史評價

嶺南文化的守護者

72年沒有離開廣州

陳澧的一生幾乎都在廣州度過，除了授任河源縣訓導兩月多之外，沒有外出任過官職。陳澧熟悉廣州的人情風俗，了解廣州的風雲變化。這樣，他的著作中對廣州的論述就更具體，更生動，更實際。他在《荔灣話別圖序》一文中，生動地描述了當年荔枝灣的湖光水色、亭台樓閣的優美風景：“晨出永清門，乘紫洞艇，抵荔枝灣，泊海山仙館，入門，步長廊，坐池上之堂。”

陳澧對廣州方言和音韻也有深入的研究，所著的《廣州音說》論述廣州方言的特點及其源流。他認為廣州方言的音調合於隋唐韻書切語，因為“千餘年來中原之人徙居廣州，今之廣音，實隋唐時中原之音。”他的早年著作《切韻考》，用雙聲、迭韻剖析了切韻法。把雙聲分為40類，其中清聲21類，濁聲19類；迭韻則以《廣韻》的4聲為準；還把全部漢語語音列表定位。梁啓超稱其為“絕作”。

陳澧在廣州執教數十年，所培養成材的學生很多，“士人出其門者，率知束身修行，成就甚眾。這些人才在社會上發揮了積極作用，他們留下的作品，對今天還有研究價值。其中《菊坡精舍全集》中的許多篇章都有關於廣州的方物、古蹟、人情風俗等內容的記敘。

多產的學問家

文理兼通的“四俊”之一

陳澧博學多才，對天文、地理、歷史、數學、詩文、樂律、文字學、書法均有造詣，與盧同柏、桂文耀、楊榮緒被譽為“四俊”。

陳澧有一段話是談精讀書的總結：“自始自末讀之，思之，整理之，貫串之，發明之，不得已而辯難之，萬不得已而後排擊之，唯求有益於身，有用於世，有功於古人，有裨於後人。”

陳澧先後向張維屏學詩、向侯康學史、向梁漢鵬學數學。25歲起他轉到以經史等為主的學術研究，迭出成果，聲名遂著。廣東巡撫郭嵩燾曾說：“到廣東只有會晤過陳澧的，便不枉此行了。”

陳澧以9年時間著述最具經學思想的《漢儒通義》。他集漢代義理之說，論證了漢學與宋學門戶之見毫無依據；提出不能以訓話(即漢學)和義理(即宋學)來衡量學術上的分野；主張打破門戶之見，互為補充，各取所長。他還考證出《後漢書》作者范曄謀反被處死是一起冤案，以豐富的史實寫了《申范》一書為其平反，在史學中獨樹一幟。他研究了《水經注》，著《水經注西南諸水考》，糾正其在溫水、浪水、若水、淹水、沫水、青衣水、葉榆水、存水等水系地理狀況的說誤。他考證了我國最早的曆法漢代“三統曆”，著《三統術詳說》。

《漢儒通義》快成書時，陳澧投入了《學思錄》的著述。《學思錄》略仿顧炎武《日知錄》形式，但更擴展為對經、史、子、文字學等作全面和系統的考證和論述。該書每章都作史料蒐集、前人議論和自己考訂、闡述、論辯，均能獨立成為評傳、史論或學術史是陳漁學術研究的嶄新開拓。

人物歷史

地理尋蹤

除了文章，別無蹤跡

陳澧是土生土長的廣州人，古時候的學者都喜歡雲遊四海，廣交朋友，但陳澧的一生幾乎都在廣州度過，除了赴京趕考和授任河源縣訓導兩月多之外，沒有離開廣州半步。他所研究的學術也多和廣州的風俗、地理、方言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但就是這樣一個“廣州製造”的本土名人，在廣州卻找不到一丁點和他有關的歷史記憶。

出生在北京南路西側的木排頭，這裡曾有陳澧故居，但在民國的時候被火燒掉。

陳澧學習的地方就在西湖路，講學的地方就在越秀山腳下。可按照地址一一找過去，所能見到的都是現代化的高樓大廈、學校操場、內衣批發市場以及服裝的專賣店。

1882年(光緒八年)，陳澧在廣州病逝，享年72歲。遺體葬於廣州大東門外大蟠龍岡。事後，陳澧的學生在菊坡精舍西邊建起祠堂，專門紀念這位“誨人不倦”的老師，紀念他對教育事業作出的貢獻。

地理細節

極盡瀟灑學海堂

陳澧學習育人的地方學海堂也在民國時期慘遭拆毀，但所幸還有一張老照片保存下來，依稀可以看到當時學堂的全貌。

這張老照片是廣東省民族文化研究會的崔志民在一本民國六年出版的“中國風景畫”影集上發現的。可以清晰看到依越秀山而建、南起百步梯東梯的一系列建築物。據崔志民介紹，山上的建築物主體依稀可見“堂為三楹，前為平台，瞻望獅洋景象，甚為雄闊”，與《學海堂志》里記載的“堂中遠眺，海門可見，堂階南出循西而下行”特徵十分吻合。崔志民指出，照片上百步梯東梯一側下方另外一系列的建築物據推測為應元書院，對照《應元書院志略》上手繪的示意圖，照片上學海堂與示意圖上的位置也驚人地一致。
崔志民認為，自己曾經多次實地考察，雖然“學海堂”的建築物已經無跡可尋，但越秀山上百步梯西側新建的涼亭、西側涼亭之前的空地等幾處平地的位置相當對稱，有建設過大型建築物的跡象。觀音山老照片的發現，使他更加肯定自己的推測：“學海堂”的主體建築位置在現在的“孫中山讀書治事處”。

據史書記載，該學堂“其地梅花夾路，修竹繞廊。中建廳事三楹，後有小亭邃室，高依翠岫，平抱珠江，極瀟灑之致。

專家評價

著作比雕塑更重要

陳澧的一生中最重要的兩件事情就是考試和學習，前半生先是學習後考試，考試失敗之後又繼續學習，經歷比較簡單，所以與他有關的故事、傳說幾乎沒有，再加上他並不是什麼達官顯貴，他的故居也沒有被重視和保護，但他留下來的著作浩如煙海，這些精神財富遠比一尊雕塑、幾座房子流傳得更久遠。

軼事典故

能文也能武

鴉片戰爭前夕，陳澧積極提出設險以防、水師與水勇並重的反侵略戰略思想；主張“中國兵強，乃能驅策四夷”。他曾寫下了《虎門觀潮》、《得藕江書卻寄》和《炮子謠》等愛國詩篇。

1857年12月，英法聯軍攻陷廣州，他舉家避難南海縣橫沙村，還協助當地辦團練御外侮。3年後侵略軍退走，他即返廣州修葺被戰火所毀的學海堂，邀請了張維屏、梁廷楠、譚瑩、金錫齡、李應田等眾多學者名流，舉行複課典禮，並各賦詩為記，陳澧賦詩云　：半天霞彩擁層巒，曉踏虛堂雨乍乾。戰後山余芳草碧，春來花似酒顏丹。去年此日鄉愁黑，萬紫千紅淚眼看。難得故林無恙在，莫辭沉醉共憑欄。

讀書無不有批評點校

陳澧東塾藏書，四部悉備，無不有批評點校，所書評語，或朱或墨，皆莊重不苟。至民國，東塾遺書中的稿本及評校本多為時任廣東省立圖書館館長徐信符先生的南州書樓所得。徐信符先生記載“觀其(陳澧)手稿，又可知其治學方法，凡閱一書，繼分某章、某句、某字，連綴為一，然後下以己見，評其得失，如司法官蒐集證據，然後據以定案”。此方法上承司馬光之治《通鑑》，下啟陳垣先生之治歷史，實是一脈。

社會評價

綜觀陳澧一生，讀書數十年，著書數百卷。獻身教育，學問淹通，著述專精。尤以《切韻》、《聲律》、《水道》諸書，學者服其精博。畢生讀書所得，薈萃於《東塾讀書記》中，破漢、宋門戶之見，集晚清學術之大成，不愧為晚清的經學家、史學家、地理學家。其遺著為後人提供了寶貴的研究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