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

早年經歷

趙抃生於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年少時成為孤兒，且生活貧苦，由長兄趙振撫養。趙抃潛心致志、努力學習，景祐元年（1034年），趙抃中乙科進士。

進士及第後，趙抃任武安軍節度推官。當時有人在大赦前偽造公章，在大赦後使用，執法人員認為他該死，趙抃說：“大赦前沒有使用，大赦後沒有製造，不該死。”終使罪犯免於一死。

其後歷任崇安、海陵、江原三縣知縣，並任泗州通判。濠州知州不按規定給士卒發放衣食等物，兵士揚言要兵變。知州害怕，太陽還未下山就緊閉城門不辦公。轉運使函令趙抃代他處理此事。趙抃到濠州後，像平時一樣從容辦公，成功安定濠州。

聲震京師

翰林學士曾公亮不認識趙抃，卻舉薦他為殿中侍御史。趙抃在任上彈劾不避權貴佞幸，美譽雀起，京師稱之為“鐵面御史”。他極力要求朝廷區分君子、小人，認為：“小人雖然過失小，也應努力清除；君子不幸犯了過失，卻應保全愛惜，以成就其德行。”

皇祐六年（1054年），宋仁宗張貴妃（追謚溫成皇后）病逝，劉沆以參知政事職監辦喪事，等到他為相後，仍兼監護喪事。趙抃認為這種一身多任有礙政體，又說宰相陳執中不學無術，錯失又多；宣徽使王拱辰與手下人都頗有不法行為；樞密使王德用、翰林學士李淑不稱職，遭彈劾眾人都被罷免。

吳充、鞠真卿、刁約因制裁禮儀院吏佐，馬遵、呂景初、吳中復因為議論宰相梁適，相繼被貶外出。趙抃為他們辯護，使得他們都被召回。呂溱、蔡襄、吳奎、韓絳出任地方官後，歐陽修、賈黯又請求出任郡官。趙抃向仁宗說：“最近品行端正之士紛紛出走，皇上身邊的賢才如歐陽修這樣的已沒有幾個。現在想到地方上去的人，都是因為他們為人正直，不事權貴。真令眾臣傷心啊。”仁宗於是留用歐陽修、賈黯。

出使蜀州

趙抃後請求調任睦州知州，又改任梓州路轉運使，又改任益州轉運使。蜀地地遠民窮，官吏肆無忌憚地胡作非為，州郡公然互相行賄。趙抃以身作則，蜀地風氣為之一變。窮城小鎮，百姓有的一生沒見過朝廷命官，而趙抃的足跡無所不至，父老鄉親大感欣慰，奸猾的官吏不得不悚懼服從。

上言政事

後獲召入京，任右司諫。內侍鄧保信勾引退兵董吉在宮中煉丹，趙抃將其比之為於西漢的文成、五利，唐代的鄭注等妖道，極力指斥其過失。

陳昇之任樞密副使，趙抃與諫官唐介、呂誨、范師道共同揭露陳昇之奸邪，認為他勾結宦官，不是通過正常渠道升遷。上書二十多次，陳昇之因而被罷免，趙抃同彈劾者也一道被撤職，外出任虔州知州。虔州一向難治，趙抃為政嚴厲而不苛刻，將政令下達給各縣令，層層監督，人自為治。各縣令都願意盡其力，監獄為之一空。嶺外官員去世後，多半無法歸葬，趙抃造船百隻，告誡各郡說：“官宦人家有無法回家的，我都幫助。”於是來求助的人接踵而至，趙抃都給他們船隻、盤纏。

後來，趙抃回京任侍御史知雜事，又改任度支副使，升任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當時前任宰相賈昌朝出判大名府，趙抃要檢察府庫，賈昌朝派人來勸告說：“以前的監司是從不檢察我的庫藏的。沒有先例怎么辦？”趙抃說：“魏郡不查，其他郡就不會服氣。”便堅持檢查，賈昌朝非常不高興。當時，官吏因不能按期招募夠義勇鄉兵而受罰的已達八百餘人，趙抃奉詔督責此事，回報仁宗說：“河朔地區由於連年豐收，所以鄉民應募的少，請從寬處理那些官吏，等農閒時再說。”仁宗允準。受罰者被平反，義勇也招募足夠。賈昌朝才羞愧地對趙抃心悅誠服。

中和之政

趙抃又任龍圖閣學士、成都府知府，為政以寬。他從前出使蜀州時，對聚眾搞迷信活動的治以嚴刑峻法。這次重來，又有人犯同樣的罪，都認為在劫難逃。趙抃看罪犯沒有其他劣行，就說“：這僅僅是騙酒食的小過失。”只處罰首惡，將其他人釋放，蜀人大為高興。正值榮諲任轉運使，英宗對榮諲說：“趙抃治理成都，行的是中和之政。”

力反變法

宋神宗即位後，召趙抃知諫院。按照舊例，近臣從成都回來就會擔負重任，必然去省府任職，不當諫官。眾臣大惑不解，神宗說：“朕是想發揮他仗義直言的優點，將採納他的主張，不是小看他。”趙抃謝恩時，神宗說：“聽說你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政策寬鬆平和，也能任諫官嗎？”不久，升任參知政事。趙抃感念神宗知遇之恩，朝政有不妥之處，他總是密啟上奏，神宗也常親筆回書予以褒獎。

王安石主政後，趙抃屢屢反對他的變法主張。韓琦也上書反映青苗法對民間的危害。神宗同宰執商量後，停止青苗法。王安石正在家休假，想辭官。趙抃說：“新法都是王安石創立，不如等他假滿歸來再說。”王安石回來後，推行新法更堅決。趙抃非常悔恨幫他，向神宗說：“制置條例司設使者四十餘人，擾亂天下。王安石善於詭辯，剛愎自用，詆毀天下公論為庸俗，違背眾議，欺瞞民眾，文過飾非。近來諫官們多因說話無人聽而辭職，司馬光受聘樞密，不肯赴任。而且事有輕重，體有大小，一時的財富利潤是輕，人心的得失才是重；青苗使者的去取榮辱是小，左右大臣的取捨為大。現在因小失大，去重取輕，臣擔心這不是國家的福氣啊！”

奏章上呈神宗後，趙抃懇請辭官，被任命為資政殿學士、杭州知州，又改任青州知州。當時京東旱災、蝗災，青州麥多，蝗蟲飛到青州邊境，遇狂風阻遏，都落水被淹死。

再守成都

成都因為戍卒困擾，趙抃以資政殿大學士之職再任成都知府。神宗召見時慰勞說：“還沒有過從朝廷下到成都去的先例，你能為了朕破一次例嗎？”趙抃回答說：“陛下的話就是法律，何必管例不例呢？”因而請求神宗允許他相機行事。

趙抃到成都後，政令相較上次更寬簡。有個卒長站在堂下，趙抃喊他說：“我同你年歲相當，我單身匹馬入蜀，為天子鎮撫一方。你也應清廉謹慎威嚴地統率士卒，等戍期滿，分得些余財回家，替妻兒考慮，豈不好？”人們欣喜地奔走相告，不敢再為惡，蜀郡一片昇平景象。劍州有人偽造和尚的度牒，被告企圖謀反，趙抃不將案件交給司法人員，而由自己判斷，皆從輕處理。誹謗者誣告趙抃縱容叛黨，朝廷取來審案記錄一看，認為趙抃的判決都符合法律。茂州少數民族在邊境搶掠後，害怕官府討伐，請求投降，就綁了一個奴隸，想殺死後取血為盟。趙抃讓他們改用牲口，放了奴隸，大家都欣然聽令。

遍游名山

趙抃其後請求辭職回鄉，改任越州知州。吳越地區鬧饑荒，人口死亡過半。趙抃奮力救荒，治病救人，掩埋死者，使生者得以保全。讓老百姓修城，以使他們得到餬口錢。又調任杭州知州，以太子少保之職致仕，其子趙屼被授為提舉兩浙常平倉，以便就近照顧趙抃的晚年。趙屼帶趙抃遍游江南名山大川，吳人都感到自豪。

元豐七年（1084年），趙抃逝世，享年七十七歲。神宗聞訊後，為其輟朝一日，追贈太子少師，諡號“清獻”。十二月，趙抃葬於西安蓮花山。

主要成就

為政

由於面顏黑，人稱“鐵面御史”。與當時的包拯齊名，其實戲曲中的包拯形象正是趙忭。英宗治平初任成都府知府，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鶴相隨，在職時，一清如水。他看到人民安居樂業，就高興地彈琴取樂。他養了一隻鶴，時常用鶴毛的潔白勉勵自己不貪污；用鶴頭上的紅色勉勵自己赤心為國。其後人以此作為堂號名為琴鶴堂，以示紀念。此堂號趙姓後人主要分布在浙江，湖南等省。

文學

趙抃擅豪翰，筆跡勁麗。著有《趙清獻公集》。

書法

趙抃工詩善書，和他同時代的蘇轍就曾稱頌他：“詩清新律切，筆跡勁麗，蕭然如其為人。”他的作品之《致知府閣下尺牘》用筆端正嚴謹，點畫潤澤，取法北宋初期書壇所流行的顏體，偏向“麗”的書風。另一作品《致知郡公明大夫尺牘》卻結字則較寬散，用筆也樸質得多。細韌的筆畫加上傾側的字態，顯得清勁而古雅，可說是偏向“勁”的書風。

人物評價

趙抃忠厚淳樸，善良溫和，喜怒不形於色。平生不治家產，不養歌伎，幫兄弟之女十餘人、其他孤女二十餘人辦嫁妝，其他撫恤孤寡貧寒之事，不可勝數。白天所做之事，晚上必然服飾莊重地燒香，告訴上天，凡是不能對天說的事就不做。從政時，因地制宜，不同情況不同政策，在虔州和成都的政績，尤其為世人稱道。神宗以後每次訓導這二郡的繼任，都要把趙抃作為楷模。總之，以增加人民財富為根本。晚年修行煉道，頗有心得，臨死與其子趙屼訣別時，說話仍有條有理，安然去世。宰相韓琦曾稱趙抃說：“趙抃真是世人表率，我也趕不上。”

軼事典故

趙四郎

趙抃致仕回到三衢後，與鄉民往來不管官位和容貌，將所居之處取名為“高齋”，曾作詩道：“腰佩黃金巳退藏，箇中訊息也尋常。時人要識高齋老，只是阿村趙四郎。”

琴鶴隨身

趙抃任成都轉運使，到官時隨身只帶一琴一鶴。見宋沈括 《夢溪筆談·人事一》、《宋史·趙抃傳》。後來稱人為官清廉，常用此語。按：宋趙善璙《自警篇·嗜好》稱抃赴官攜一琴一鶴，朱長文《琴史》卷五及葉夢得《石林詩話》則以琴鶴龜三事並言。《宋史·趙抃書》原話為：“帝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為政簡易，亦稱是乎！” 在四川崇州（古蜀州）後人為紀念趙忭與陸游在罨畫池旁修一廟宇稱趙陸公祠，後改稱“二賢祠”。其後人為紀念此事以此為堂號曰琴鶴堂。

解救無辜

趙抃巡察青州時，經常想：有一人下獄就有十人因而耽誤工作；那些受牽連波及的，更是無辜；而且監獄中，夏天有濕氣、傳染病，冬天有凍傷、腳氣病；有的人因為一點小罪，長年受到拘禁；有人因為一點牽連，幾乎喪命；獄卒、囚長的勒索凌辱，更令人痛恨。他令人常常回派人去查閱各地監獄的記錄，以囚犯數目的多少，來推斷定官吏的賢明與否。這樣的辦法實行一年以後，郡、州、縣各級官吏都不敢隨意羈押人了。邵雍每每稱讚這件善政。

後世紀念

趙抃祠

趙抃祠位於浙江衢州市區鐘樓底，占地447平方米，為衢州市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始建於宋鹹淳四年（1268年）。郡守陳蒙清於朝而立，位於趙抃故里“孝悌里”，今衢州沙灣書院村。

明弘治十二年（1499年）始，每春秋仲月知縣率僚具常服隨府行禮。嘉靖十三年（1535年）秋，郡守鄭柏興築清獻祠於城南（今衢州道貫巷南端），時以遇風雨不便，遷元妙觀右（今新衢國小）官地數畝作趙公祠，作堂三楹、退堂三楹、門一楹、周圍築牆。萬曆十三年間，郡守廖希元復移址於浮石門內的祥符寺（今衢州城區北隅鐘樓底西側），將原劉都憲羽泉之祠轉他處，改建為趙公祠；其間康熙、同治年代數次修葺，最後一次修建於民國九年（19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