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文及注釋

譯文一
信義可以在君子中施行，而種種刑罰則在小人中施行。判刑列入死刑的人，是罪大惡極的，又是小人中特別壞的人。寧願為正義而死，不願意苟且貪生，而視死如歸，這在君子中也是很難做到的。在唐太宗即位後第六年時，把判處死刑的犯人三百餘人登記在冊，放他們回家，約定好到期自動回來接受死刑。這是君子都難以做到的事，而希望小人中最壞的人能做到自然更難。到了規定的時間，那些囚犯自動回來而沒有延誤。這是君子難以做到的，而小人卻很容易地做到了。這難道近於人情嗎?
有人說：罪大惡極，確實是小人了；如果對他們採取恩德感化的手段，就可以使他們變為君子。恩德感化愈深入人心，人的轉變速度就愈快，有過這樣的事。我說：唐太宗之所以這樣做，就是為了得到這種名聲。可是怎么會知道他在放回囚犯時，沒有料到他們一定會回來希望可以赦免自己的死罪，所以才放回他們呢?又怎么會知道那些被放回的囚犯，沒有料到他們自動回來就一定會被赦免自己的死罪，這才又回來呢?料想到囚犯一定會回來這才放他們回家，這是唐太宗從上面窺測到下面囚犯的內心想法；料想到一定會被赦免死罪這才回來，這是下面的囚犯在窺測上面的皇帝的內心想法。我從中看到的是上下互相窺測對方的內心想法才形成了這種名聲，哪裡還有皇帝採取恩德感化的辦法和囚犯遵守信義的事呢?不然的話，唐太宗在全國施行恩德感化的辦法，到這時已經六年了，卻不能讓小人不犯極惡大罪，只憑一天的恩德感化，就能使囚犯視死如歸，而且堅守信義。這是一種說不通的觀點啊!
那么應該怎么去做才可以呢?我說：對放回家去而又回來的囚犯，殺了他而不能赦免。然後再放出一批囚犯，他們又回來了，這樣才可以知道是被恩德感化所致。然而這必定是不可能的事。如果對放出的囚犯在他們回來後就赦免了死罪，可以偶爾做一次。如果總是這樣去做，那么殺人犯都不會被處死。這可以作為國家的常法嗎?不能作為國家的常法。這難道能說是聖人之法嗎?所以說，堯、舜、三王治理國家，必定以合乎人情為標準，不以標新立異為高明，不能違背情理來博取自己的名譽。

譯文二
對君子講信義，對小人施刑罰。刑罰定成死罪，是罪惡到了頂點，這又是小人中最厲害的了。寧可為了信義而死，不願苟且偷生，把死看得象回家一般，這又是君子中特別難以辦到的。當唐太宗貞觀六年的時候，選取犯死罪的囚犯三百多人，釋放了讓他們回家，並約定時間叫他們自動回來接受死刑;這是用君子難以做到的事，希望最壞的小人一定做到。那些囚犯到了期限，終於自己回來，竟沒有一個失約的:這是君子難於做到的事，小人卻輕而易舉的做到了。這難道是近於人情的么。
有人說:"罪大惡極，的確是小人了;但是等到對他施加恩德，就可以使他變成君子。因為恩德進入人心很深，能很快改變人們的氣質，所以出現了象這樣的情況。"我說:"唐太宗之所以這樣做，正是為了求得這種聲譽啊。這樣看來，哪裡知道放囚犯回去，不是預料他們一定再回來以希望赦免，所以才釋放他們呢又哪裡知道被釋放回來的囚犯，不是預料自動回來一定能夠赦免，所以才再回來的呢料想囚犯一定回來才釋放他們，這是上面揣摩下面的情意;料想上面一定赦免他們才再回來，這是下面揣摩上面的心思。我只見上面和下面互相揣摩來造成這種聲譽，哪裡有什麼布施恩德和懂得信義呢如果不是這樣，那么唐太宗向天下布施恩德，到這時已經六年了，還不能使小人不做罪大惡極的事;然而一天的恩德，卻能使他們視死如歸，保存信義，這又是講不通的理論啊。"
既然這樣，那么怎樣做才好呢？我說:"釋放了回來的，把他們殺掉而不赦免;然後再釋放一批，他們又回來了，這樣才能知道是布施恩德所造成的。然而這是一定不會有的事啊。至於釋放了能夠自動回來再加以赦免，只能夠偶然試一試罷了;如果屢次這樣做，那么殺人犯就都不會死了，這能夠作為天下經常的法律么不能作為經常的法律，難道是聖人的法律么因此，堯，舜和三王治理天下，一定根據人情，不標新立異來顯示高尚，不違背人情來求取名譽。

注釋
①唐太宗之六年：632年（唐太宗貞觀六年）。唐太宗是我國歷史上有一定作為的皇帝，他在位年間，國勢強大，社會較安定，史稱“貞觀之治”。
②大辟：死刑。辟，法。刑法。大辟意為最重的刑罰。
③意：估計。
④賊：用作動詞，竊，私下行動，引申為窺測。
⑤三王：指夏禹、商湯、周文王和周武王。他們都是儒家崇拜的古代的明君。

評析

這是一篇史評，評論唐太宗李世民的假釋死刑囚犯，犯人被釋歸家後又全部按時返回，從而赦免他們的史實。 文章開門見山，警拔有力。從“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施於小人”說起，定下了全文的基調，標出全文的主旨。接著從唐太宗縱放死囚的史實，以君子與小人相比較，反覆論析，指出唐太宗的做法有悖人情，違反法度，只不過是藉此邀取名譽的一種手段。議論縱橫，深刻入髓。“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而不是什麼“施恩德”“知信義”，揭露得可謂明快酣暢。因此，唐太宗的做法不值得效法，不可以作為“天下之常法”，而應該“堯舜三王之治，必本於人情。不立異以為高，不逆情以乾譽”。文章據史立論，層層辨析，論證充分，結論高遠，警醒人心也。

據史書記載，唐太宗曾於632年（貞觀六年）下令把等待執行的死囚三百餘人放回家中，令與家人團聚，並約定返回獄中的日期。其後三百餘入均如期返回，朝廷遂赦免其罪。在歐陽修以前，一般的都把這件事傳為“美談”，認為唐太宗能“施恩德”，囚犯“知信義”。作者獨能力排眾議，提出了自己的意見。這種敢於創新的精神本身就是可貴的。

《縱囚論》最大的特點是邏輯性強，結構嚴密。全文基本上可以分為提出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三個部分。在提出問題時，作者肯定地指出，縱囚一事本身就不近人情，這就為下文的展開定下了基調。在分析問題時，作者一針見血地指出，唐太宗之所以這樣做，純粹是為了沽名釣譽。文章從唐太宗、囚犯的不同的心理活動中得出了這樣一個結論：這不過是上演了一場“上下交相賊”的鬧劇。同時，他還從唐太宗登基六年來並沒有消弭小人犯極惡大罪的事實，證明了偶爾的縱囚也解決不了問題。這種“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筆法，確實犀利無比。在解決問題時，作者旗幟鮮明地亮出了自己的觀點：不管從事何種工作，“必本子人情”。全文渾然一體，無懈可擊。

《縱囚論》的反問句較多，有助於增強文章的說服力。第二段中採取問答的形式來論證，又增加了文章的可讀性。所有這些，都值得認真揣摩。

創作背景

　《縱囚論》就唐太宗縱囚一事提出了質疑，認為此事不足為訓，並明確地提出了“三王之治，必本於人情，不立異以為高，不逆情以乾譽”這一論點。這是一篇對傳統見解進行辯駁的議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