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文

漢昭帝逝世後，昌邑王劉賀剛繼位就被廢黜，宣帝開始登上皇位。路溫舒趁這個時機上書，主張崇尚德治緩解刑法。書中說：

“我聽說齊國有了公孫無知殺死襄公的禍事，桓公才能夠興起；晉國發生了驪姬進讒那樣的災難，文公才能在諸侯中稱霸；近世趙王未能壽終而死，諸呂發動叛亂，而孝文帝被尊為太宗皇帝。由此看來，產生禍亂，將會為聖人出現開創機會。所以齊桓公，晉文公扶植、振興衰敗了的國家，尊崇周文王、周武王建立的功業，給百姓帶來恩澤，功勞施及諸侯，雖然趕不上夏禹、商湯和周文王，可是天下人民都歸附於他們的仁政。孝文帝常常想到如何具備最高的德行，來承受天意，他崇尚仁義，減輕刑罰，打通關隘、架起橋樑，遠近如一，敬重賢人如同對待貴賓一樣，愛護百姓如同愛護小孩，他用啟己的心推想別人的心，把內心覺得安適的事情推行到全國，因此監獄空無一人，天下太平。緊接社會變化以後即位的君主，一定會給人們帶來不同往日的恩惠，這是賢明的聖人用來顯示天意的行為。”

“從前昭帝去世時沒有兒子，大臣們憂愁得很，懷著焦急的心情共同商量，都認為昌邑王是尊貴的皇室親屬，推舉他，把他立為皇帝，但是上天不肯授命，而是把他的心弄亂，於是便自己丟失了帝位。很深刻地考慮禍患事變發生的原因，這是偉大的上天用來開導最聖明的君主的手法。所以大將軍霍光接受武帝的遺命，成為漢朝君主最得力的輔臣，他披肝瀝膽，決定大計，黜退不講仁義的人，立有德行的人為帝，輔助上天行事，這樣祖廟才得安定，天下才都太平無事。”

“我聽說《春秋》很重視君王登基的事，這是為了統一天下，為了慎重地對待開創事業。陛下剛登上帝位，與天意符合，應該糾正前代的過錯，在承受天命繼承帝業時慎重對待開始做的每一件事，去掉煩苛的法令，解除老百姓的疾苦，保存、繼承將要消亡、斷絕的好傳統，用這些行動來應合天意。”

“我聽說秦朝有很多失誤的地方，其中一條現在還存在，就是負責審案的官吏違法判案的問題。秦朝時候，看不起文學，崇尚武勇精神，輕視奉行仁義的人，重視負責判案的官吏，正直的言論被認為是誹謗，阻攔犯錯誤的話被說成是妖言，所以那些衣冠整齊的儒生在那時不被重用，忠良懇切的言辭都鬱積在胸中，稱讚阿諛聲天天響在他們耳邊，虛偽的讚美迷住了心竅，而實際上存在的禍患被遮蔽、掩蓋住了，這就是秦朝失去天下的原因。如今天下靠著陛下恩厚，沒有戰爭的危險和飢餓寒冷的憂患，父子、夫妻合力安家，但是天下太平還未完全實現，原因就是判案的人把事情搞亂了。判案，這是天下最重要的事情，被處死的人不能復活，人被砍斷了肢體不能再給他接起來。《書經》上說：“與其殺死無罪的人，寧願犯不遵守成規舊法酌錯誤。”現在負責判案的官吏便不是這樣，上下相互驅使，把苛刻當作嚴明，判案嚴厲的獲得公道的名聲，判案公平的後來多有禍患。所以負責判案的官吏，都想把人置於死地，並不是他們恨別人，而是他們求得自身安全的辦法就在於置人於死地。因此死人的血在街上漂流，受刑的人並肩站著，處死刑的人計算起來每年數以萬計。這是奉行仁義的聖人感到悲傷的原因。太平未能完全實現，都是因為這引起的。人們的常情是安適的時候就會顯得快樂，痛苦的時候就想要死掉，在木棍荊杖鞭打的時候，從被打人身上有什麼要求不能實現呢？所以罪犯忍受不了痛苦，就用些假話招供，審案的官吏就利用這種情況，指出某種罪名，點明罪犯應該招認的罪狀，審案的官吏擔心案子報上去後會被駁倒退回來，於是便違法羅織罪狀，套上罪名，到了報告上級判罪結果的時候，即使是咎繇聽了囚犯的罪狀，也認為處死也抵償不了他的罪過。為什麼呢？這是因為審案的官吏違法陷入於罪、廣列罪名，玩弄法律條文把罪狀寫得十分明顯的緣故。因此審案的官吏專門苛刻嚴峻地對待犯人，殘害人沒有止境，辦一切事情都馬馬虎虎，不顧國家遭到禍患，這是世上的大害。所以俗話說道：“在地上畫一座監獄，也不進去；面對著木刻的獄吏，也不與他對話。”這反映出社會上痛恨獄吏的風氣，是很悲痛的語言。所以天下的禍害，沒有什麼比得上法官判案這件事。敗壞法紀，擾亂正道，使親人分離，道義不明，沒有誰比負責判案的官吏更厲害的。這就是我所說的秦朝的過錯有一條至今還存在的原因。”

“我聽說鷂鷹下的蛋不會遭到毀壞，然後鳳凰才會停留在樹上；犯了誹謗罪的人不會受到懲罰，然後才有人向朝廷說出有益的話。所以古人有種說法：“山林水澤隱藏著毒害人的東西，河流湖泊容納污穢的東西，美玉隱藏著瑕斑，國君能容忍辱罵。”願陛下除去誹謗人的罪名，用來招致懇切的忠言，讓天下人開口說話，擴大人們規勸、進諫的渠道，掃除造成秦朝滅亡的過錯，尊崇周文王、周武王的德行，減省法制條文，寬緩刑罰，用這些來清除治獄的積弊，那么天下就可以出現太平的氣象，長期和平安樂，和天地一樣沒有窮盡，那樣，人民就太幸運了。”

賞析

文章指出：“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就是說：秦之所以亡，有十個失誤，其中一個，到現在（即在路溫舒當時）仍然存在，即過分重視、重用“治獄之吏”。這些人，“上下相毆(驅)，以刻為明”，“敗法亂正，離親塞道”。他們競相追逐，濫施刑罰，以“治獄”越苛刻越好，量刑、判刑越重越好。結果，造成“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處死）之計，歲以萬數”。

文章尖銳地揭露了封建法制運用“逼、供、信”的殘忍手段，使人入罪。所謂“棰楚(以杖鞭撲)之下，何求而不可得”。靠刑訊來逼供，“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示)之”，被迫造假。“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名義上是利用假口供向犯人指出犯了什麼罪，曉以利害，要他服罪，其實這中間無疑包含著“誘供”，以進一步陷人於罪。“上奏畏卻，則鍛練(煉)而周內(納)之”，就是說：怕上級批不準，必須把上報材料和報告寫好，使“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辦法有二：一是進一步對“犯人”進行逼供、誘供，以便取得更多的“罪證”，使“成練者眾”；一是組織材料班子、刀筆文吏對材料進行精心的加工，對報告進行周密的推敲，以便使“文致之罪明也”。如此，“雖咎繇(同皋陶，傳說中舜時賢明的法官)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鐵案如山，不可覆翻矣。

當時“治獄之吏”都“以刻為明”，是當時朝廷倡導的結果。朝廷利用權勢，大搞思想箝制、輿論一律，使執法“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好一個“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千萬人的人頭就這樣滾滾落地了。易卜生《人民公敵》劇中的主人公斯多克芒醫生提出改造被污染的溫泉浴場的建議，觸犯了當地資產階級的物質利益，被宣布為“人民公敵”。其實在異口同聲地對他進行“圍剿”的人中，並不乏同情之士，他們振臂“討伐”，心裡明白，悄悄地對斯多克芒醫生表示歉意——迫於權勢，“不敢不那么辦”。“治獄之吏”，誘於“深者獲公名”，鑒於“平者多後患”，故“皆欲人死”，也是“不敢不那么辦”。林彪、“四人幫”統治期間，當權者上下相驅，以“左”為明。“左”之深者獲公名——立場堅定，旗幟鮮明，於是重用、提拔有份；說公道話者多後患——輕則不信任，重則受株連。因此，自安之道，在於寧“左”毋右。於是乎上下競相“左”，極“左”思潮風行矣。看來古今中外，歷史的共性還是不少的，否則，兩千年前的作品怎么會引起我們的共鳴呢？

矯治的辦法，路溫舒作為封建時代的廷尉史官，只能提出“除誹謗以招切言”，即讓人講話，國君要不計較臣民們的“謗言”，牢騷、罵娘的話都讓說，才能“開天下之口”，招來至切之言。他繼承了古代開明政治家反對“防民之口”(《召公諫厲王止謗》)的優良傳統，主張“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即可殺可不殺者不殺，可治罪可不治罪者不治罪。這在今天看來，仍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他把希望寄託於國君的開明，則有其局限性。路溫舒畢竟是封建時代的官吏，我們不可苛求於他。今天，我們不能象路溫舒那樣寄託於個人，而必須從根本制度上著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