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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傳·卷一百九十五

作者:脫脫、阿魯圖等

◎儒林六

○陳亮 鄭樵(林霆附) 李道傳

陳亮,字同父,婺州永康人。生而目光有芒,為人才氣超邁,喜談兵,論議風生,下筆數千言立就。嘗考古人用兵成敗之跡,著《酌古論》。郡守周葵得之,相與論難,奇之,曰:"他日國士也。"請為上客。及葵為執政,朝士白事,必指令揖亮,因得交一時豪俊,盡其議論。因授以《中庸》、《大學》,曰:"讀此可精性命之說。"遂受而盡心焉。

隆興初,與金人約和,天下忻然幸得蘇息,獨亮持不可。婺州方以解頭薦,因上《中興五論》,奏入,不報。已而退修於家,學者多歸之,益力學著書者十年。

先是,亮嘗圜視錢塘,喟然嘆曰:"城可灌爾!"蓋以地下於西湖也。至是,當淳熙五年,孝宗即位蓋十七年矣。亮更名同,詣闕上書曰:

臣惟中國天地之正氣也,天命所鍾也,人心所會也,衣冠禮樂所萃也,百代帝王之所相承也。挈中國衣冠禮樂而寓之偏方,雖天命人心猶有所系,然豈以是為可久安而無事也!天地之正氣鬱遏而久不得騁,必將有所發泄,而天命人心,固非偏方所可久系也。

國家二百年太平之基,三代之所無也;二聖北狩之痛,漢、唐之所未有也。方南渡之初,君臣上下痛心疾首,誓不與之俱生,卒能以奔敗之餘,而勝百戰之敵。及秦檜倡邪議以沮之,忠臣義士斥死南方,而天下之氣惰矣。三十年之餘,雖西北流寓皆抱孫長息於東南,而君父之大仇一切不復關念,自非海陵送死淮南,亦不知兵戈為何事也。況望其憤故國之恥,而相率以發一矢哉!

丙午、丁未之變,距今尚以為遠,而海陵之禍,蓋陛下即位之前一年也。獨陛下奮不自顧,志於殄滅,而天下之人安然如無事。時方口議腹非,以陛下為喜功名而不恤後患,雖陛下亦不能以崇高之勢而獨勝之,隱忍以至於今,又十有七年矣。

昔春秋時,君臣父子相戕殺之禍,舉一世皆安之。而孔子獨以為三綱既絕,則人道遂為禽獸,皇皇奔走,義不能以一朝安。然卒於無所遇,而發其志於《春秋》之書,猶能以懼亂臣賊子。今舉一世而忘君父之大仇,此豈人道所可安乎?使學者知學孔子之道,當道陛下以有為,決不沮陛下以苟安也。南師之不出,於今幾年矣,豈無一豪傑之能自奮哉?其勢必有時而發泄矣。苟國家不能起而承之,必將有承之者矣。不可恃衣冠禮樂之舊,祖宗積累之深,以為天命人心可以安坐而久系也。"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自三代聖人皆知其為甚可畏也。

春秋之末,齊、晉、秦、楚皆衰,吳、越起於小邦,遂伯諸侯。黃池之會,孔子所甚痛也,可以明中國之無人矣。此今世儒者之所未講也。今金源之植根既久,不可以一舉而遂滅;國家之大勢未張,不可以一朝而大舉。而人情皆便於通和者,勸陛下積財養兵,以待時也。臣以為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為妄庸兩售之地,宜其為人情之所甚便也。自和好之成十有餘年,凡今日之指畫方略者,他日將用之以坐籌也;今日之擊球射鵰者,他日將用之以決勝也。府庫充滿,無非財也;介冑鮮明,無非兵也。使兵端一開,則其跡敗矣。何者?人才以用而見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足恃也。兵食以用而見其盈虛,安坐而盈者不足恃也。而朝廷方幸一旦之無事,庸愚齷齪之人皆得以守格令、行文書,以奉陛下之使令,而陛下亦幸其易制而無他也。徒使度外之士擯棄而不得騁,日月蹉跎而老將至矣。臣故曰: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為妄庸兩售之地也。

東晉百年之間,南北未嘗通和也,故其臣東西馳騁,多可用之才。今和好一不通,朝野之論常如敵兵之在境,惟恐其不得和也,雖陛下亦不得而不和矣。昔者金人草居野處,往來無常,能使人不知所備,而兵無日不可出也。今也城郭宮室、政教號令,一切不異於中國,點兵聚糧,文移往反,動涉歲月。一方有警,三邊騷動,此豈能歲出師以擾我乎?然使朝野常如敵兵之在境,乃國家之福,而英雄所用以爭天下之機也,執事者胡為速和以惰其心乎?

晉、楚之戰於邲也,欒書以為:"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於!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於!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晉、楚之弭兵於宋也,子罕以為:"兵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求去之,是以誣道蔽諸侯也。"夫人心之不可惰,兵威之不可廢,故雖成、康太平,猶有所謂四征不庭、張皇六師者,此李沆所以深不願真宗皇帝之與遼和親也。況南北角立之時,而廢兵以惰人心,使之安於忘君父之大仇,而置中國於度外,徒以便妄庸之人,則執事者之失策亦甚矣。陛下何不明大義而慨然與金絕也?

貶損乘輿,卻御正殿,痛自克責,誓必復仇,以勵群臣,以振天下之氣,以動中原之心,雖未出兵,而人心不敢惰矣。東西馳騁,而人才出矣。盈虛相補,而兵食見矣。狂妄之辭不攻而自息,懦庸之夫不卻而自退縮矣。當有度外之士起,而惟陛下之所欲用矣。是雲合回響之勢,而非可安坐所致也。臣請為陛下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今日大有為之略;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決今日大有為之機,惟陛下幸聽之。

唐自肅、代以後,上失其柄,藩鎮自相雄長,擅其土地人民,用其甲兵財賦,官爵惟其所命,而人才亦各盡心於其所事,卒以成君弱臣強、正統數易之禍。藝祖皇帝一興,而四方次第平定,藩鎮拱手以趨約束,使列郡各得自達於京師。以京官權知,三年一易,財歸於漕司,而兵各歸於郡。朝廷以一紙下郡國,如臂之使指,無有留難。自筦庫微職,必命於朝廷,而天下之勢一矣。故京師嘗宿重兵以為固,而郡國亦各有禁軍,無非天子所以自守其地也。兵皆天子之兵,財皆天子之財,官皆天子之官,民皆天子之民,紀綱總攝,法令明備,郡縣不得以一事自專也。士以尺度而取,官以資格而進,不求度外之奇才,不慕絕世之雋功。天子蚤夜憂勤於其上,以義理廉恥嬰士大夫之心,以仁義公恕厚斯民之生,舉天下皆由於規矩準繩之中,而二百年太平之基從此而立。

然契丹遂得以猖狂恣睢,與中國抗衡,儼然為南北兩朝,而頭目手足渾然無別。微澶淵一戰,則中國之勢浸微,根本雖厚而不可立矣。故慶曆增幣之事,富弼以為朝廷之大恥,而終身不敢自論其勞。蓋契丹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供貢,是臣下之禮也。契丹之所以卒勝中國者,其積有漸也。立國之初,其勢固必至此。故我祖宗常嚴廟堂而尊大臣,寬郡縣而重守令。於文法之內,未嘗折困天下之富商巨室;于格律之外,有以容獎天下之英偉奇傑,皆所以助立國之勢,而為不虞之備也。

慶曆諸臣亦嘗憤中國之勢不振矣,而其大要,則使群臣爭進其說,更法易令,而廟堂輕矣;嚴按察之權,邀功生事,而郡縣又輕矣。豈惟於立國之勢無所助,又從而朘削之,雖微章得象、陳執中以排沮其事,亦安得而不自沮哉!獨其破去舊例,以不次用人,而勸農桑,務寬大,為有合於因革之宜,而其大要已非矣。此所以不能洗契丹平視中國之恥,而卒發神宗皇帝之大憤也。

王安石以正法度之說,首合聖意,而其實則欲籍天下之兵盡歸於朝廷,別行教閱以為強也;括郡縣之利盡入於朝廷,別行封樁以為富也。青苗之政,惟恐富民之不困也;均輸之法,惟恐商賈之不折也。罪無大小,動輒興獄,而士大夫緘口畏罪矣。西、北兩邊致使內臣經畫,而豪傑恥於為役矣。徒使神宗皇帝見兵財之數既多,銳然南北征伐,卒乖聖意,而天下之勢實未嘗振也。彼蓋不知朝廷立國之勢,正患文為之太密,事權之太分,郡縣太輕於下而委瑣不足恃,兵財太關於上而重遲不易舉。祖宗惟用前四者以助其勢,而安石竭之不遺餘力,不知立國之本末者,真不足以謀國也。元祐、紹聖一反一復,而卒為金人侵侮之資,尚何望其振中國以威四裔哉?

南渡以來,大抵遵祖宗之舊,雖微有因革增損,不足為輕重有無。如趙鼎諸臣,固已不究變通之理,況秦檜盡取而沮毀之,忍恥事仇,飾太平於一隅以為欺,其罪可勝誅哉!陛下憤王業之屈於一隅,勵志復仇,不免籍天下之兵以為強,括郡縣之利以為富。加惠百姓,而富人無五年之積;不重徵稅,而大商無巨萬之藏,國勢日以困竭。臣恐尺籍之兵,府庫之財,不足以支一旦之用也。陛下蚤朝晏罷,冀中興日月之功,而以繩墨取人,以文法涖事;聖斷裁製中外,而大臣充位,胥吏坐行條令,而百司逃責,人才日以闒茸。臣恐程文之士,資格之官,不足當度外之用也。藝祖經畫天下之大略,太宗已不能盡用,今其遺意,豈無望於陛下也!陛下苟推原其意而行之,可以開社稷數百年之基,而況於復故物乎!不然,維持之具既窮,臣恐祖宗之積累亦不足恃也。陛下試令臣畢陳於前,則今日大有為之略必知所處矣。

夫吳、蜀天地之偏氣,錢塘又吳之一隅。當唐之衰,錢鏐以閭巷之雄,起王其地,自以不能獨立,常朝事中國以為重。及我宋受命,禘盡以其家入京師,而自獻其土。故錢塘終始五代,被兵最少,而二百年之間,人物日以繁盛,遂甲於東南。及建炎、紹興之間,為岳飛所駐之地,當時論者,固已疑其不足以張形勢而事恢復矣。秦檜又從而備百司庶府,以講禮樂於其中,其風俗固已華靡,士大夫又從而治園囿台榭,以樂其生於干戈之餘,上下晏安,而錢塘為樂國矣。一隙之地,本不足以容萬乘,而鎮壓且五十年,山川之氣蓋亦發泄而無餘矣。故谷粟、桑麻、絲枲之利,歲耗於一歲,禽獸、魚鱉、草木之生,日微於一日,而上下不以為異也。公卿將相,大抵多江、浙、閩、蜀之人,而人才亦日以凡下,場屋之士以十萬數,而文墨小異,已足以稱雄於其間矣。陛下據錢塘已耗之氣,用閩、浙日衰之士,而欲鼓東南習安脆弱之眾,北向以爭中原,臣是以知其難也。

荊、襄之地,在春秋時,楚用以虎視齊、晉,而齊、晉不能屈也。及戰國之際,獨能與秦爭帝。其後三百餘年,而光武起於南陽,同時共事,往往多南陽故人。又二百餘年,遂為三國交據之地,諸葛亮由此起輔先主,荊楚之士從之如雲,而漢氏賴以復存於蜀;周瑜、魯肅、呂蒙、陸遜、陸抗、鄧艾、羊祜皆以其地顯名。又百餘年,而晉氏南渡,荊、雍常雄於東南,而東南往往倚以為強,梁竟以此代齊。及其氣發泄無餘,而隋、唐以來,遂為偏方下州。五代之際,高氏獨常臣事諸國。本朝二百年之間,降為荒落之邦,北連許、汝,民居稀少,土產卑薄,人才之能通姓名於上國者,如晨星之相望。況至於建炎、紹興之際,群盜出沒於其間,而被禍尤極,以迄於今,雖南北分畫交據,往往又置於不足用,民食無所從出,而兵不可由此而進。議者或以為憂,而不知其勢之足用也。其地雖要為偏方,然未有偏方之氣五六百年而不發泄者,況其東通吳會,西連巴蜀,南極湖湘,北控關洛,左右伸縮,皆足以為進取之機。今誠能開墾其地,洗濯其人,以發泄其氣而用之,使足以接關洛之氣,則可以爭衡於中國矣,是亦形勢消長之常數也。

陛下慨然移都建業,百司庶府皆從草創,軍國之儀皆從簡略,又作行宮於武昌,以示不敢寧居之意。常以江、淮之師為金人侵軼之備,而精擇一人之沈鷙有謀、開豁無他者,委以荊、襄之任,寬其文法,聽其廢置,撫摩振厲於三數年之間,則國家之勢成矣。

石晉失盧龍一道,以成開運之禍,蓋丙午、丁未歲也。明年,藝祖皇帝始從郭太祖征伐,卒以平定天下。其後契丹以甲辰敗於澶淵,而丁未、戊申之間,真宗皇帝東封西祀,以告太平,蓋本朝極盛之時也。又六十年,而神宗皇帝實以丁未歲即位,國家之事於此一變矣。又六十年丙午、丁未,遂為靖康之禍。天獨啟陛下於是年,而又啟陛下以北向復仇之志。今者去丙午、丁未,近在十年間矣。天道六十年一變,陛下不可不有以應其變乎?此誠今日大有為之機,不可苟安以玩歲月也。

臣不佞,自少有驅馳四方之志,嘗數至行都,人物如林,其論皆不足以起人意,臣是以知陛下大有為之志孤矣。辛卯、壬辰之間,始退而窮天地造化之初,考古今沿革之變,以推極皇帝王伯之道,而得漢、魏、晉、唐長短之由,天人之際昭昭然可考而知也。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為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痹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於君父之仇,而方低頭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陛下接之而不任以事,臣於是服陛下之仁。又悟今世之才臣自以為得富國強兵之術者,皆狂惑以肆叫呼之人也。不以暇時謀究立國之本末,而方揚眉伸氣以論富強,不知何者謂之富強乎?陛下察之而不敢盡用,臣於是服陛下之明。陛下厲志復仇足以對天命,篤於仁愛足以結民心,而又仁明足以照臨群臣一偏之論,此百代之英主也。今乃委任庸人,籠絡小儒,以遷延大有為之歲月,臣不勝憤悱,是以忘其賤而獻其愚。陛下誠令臣畢陳於前,豈惟臣區區之願,將天地之神、祖宗之靈,實與聞之。

書奏,孝宗赫然震動,欲榜朝堂以勵群臣,用种放故事,召令上殿,將擢用之。左右大臣莫知所為,惟曾覿知之,將見亮,亮恥之,逾垣而逃。覿以其不詣己,不悅。大臣尤惡其直言無諱,交沮之,乃有都堂審察之命。宰相臨以上旨,問所欲言,皆落落不少貶,又不合。

待命十日,再詣闕上書曰:

恭惟皇帝陛下厲志復仇,不肯即安於一隅,是有大功於社稷也。然坐錢塘浮侈之隅以圖中原,則非其地;用東南習安之眾以行進取,則非其人。財止於府庫,則不足以通天下之有無;兵止於尺籍,則不足以兼天下之勇怯。是以遷延之計遂行,而陛下大有為之志乖矣。此臣所以不勝忠憤,齋沐裁書,獻之闕下,願得望見顏色,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大有為之略;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決大有為之機,務合於藝祖經畫天下之本旨。然待命八日,未有聞焉。臣恐天下豪傑有以測陛下之意向,而雲合回響之勢不得而成矣。

又上書曰:

臣妄意國家維持之具,至今日而窮,而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大指,猶可恃以長久,苟推原其意而變通之,則恢復不足為矣。然而變通之道有三:有可以遷延數十年之策,有可以為百五六十年之計,有可以復開數百年之基。事勢昭然而效見殊絕,非陛下聰明度越百代,決不能一一以聽之。臣不敢泄之大臣之前,而大臣拱手稱旨以問,臣亦姑取其大體之可言者三事以答之。

其一曰:二聖北狩之痛,蓋國家之大恥,而天下之公憤也。五十年之餘,雖天下之氣銷鑠頹墮,不復知仇恥之當念,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振作其氣,以泄其憤,使人人如報私仇,此《春秋》書衛人殺州吁之意也。

其二曰:國家之規模,使天下奉規矩準繩以從事,群臣救過之不給,而何暇展布四體以求濟度外之功哉!

其三曰:藝祖皇帝用天下之士人,以易武臣之任事者,故本朝以儒立國。而儒道之振,獨優於前代。今天下之士熟爛委靡,誠可厭惡,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反其道以教之,作其氣而養之,使臨事不至乏才,隨才皆足有用,則立國之規模不至戾藝祖之本旨,而東西馳騁以定禍亂,不必專在武臣也。

臣所以為大臣論者,其略如此。

書既上,帝欲官之,亮笑曰:"吾欲為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乎!"亟渡江而歸。日落魄醉酒,與邑之狂士飲,醉中戲為大言,言涉犯上。一士欲中亮,以其事首刑部。侍郎何澹嘗為考試官,黜亮,亮不平,語數侵澹,澹聞而嗛之,即繳狀以聞。事下大理,笞掠亮無完膚,誣服為不軌。事聞,孝宗知為亮,嘗陰遣左右廉知其事,及奏入取旨,帝曰:"秀才醉後妄言,何罪之有!"劃其牘於地,亮遂得免。

居無何,亮家僮殺人於境,適被殺者嘗辱亮父次尹,其家疑事由亮。聞於官,笞榜僮,死而復甦者數,不服。又囚亮父於州獄。而屬台官論亮情重,下大理。時丞相淮知帝欲生亮,而辛棄疾、羅點素高亮才,援之尤力,復得不死。

亮自以豪俠屢遭大獄,歸家益厲志讀書,所學益博。其學自孟子後惟推王通,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秒忽,較禮於分寸,以積累為工,以涵養為正,睟面盎背,則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陳,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自謂差有一日之長。"亮意蓋指朱熹、呂祖謙等雲。

高宗崩,金遣使來吊,簡慢。而光宗由潛邸判臨安府,亮感孝宗之知,至金陵視形勢,復上疏曰:

有非常之人,然後可以建非常之功。求非常之功,而用常才、出常計、舉常事以應之者,不待知者而後知其不濟也。秦檜以和誤國二十餘年,而天下之氣索然無餘矣。陛下慨然有削平宇內之志,又二十餘年,天下之士始知所向,其有功於宗廟社稷者,非臣區區所能誦說其萬一也。高宗皇帝春秋既高,陛下不欲大舉,驚動慈顏,抑心俯首,以致色養,聖孝之盛,書冊之所未有也。今者高宗既已祔廟,天下之英雄豪傑皆仰首以觀陛下之舉動,陛下其忍使二十年間所以作天下之氣者,一旦而復索然乎?

天下不可以坐取也,兵不可以常勝也,驅馳運動又非年高德尊者之所宜也。東宮居曰監國,行曰撫軍,陛下何以不於此時而命東宮為撫軍大將軍,歲巡建業,使之兼統諸司,盡護諸將,置長史、司馬以專其勞,而陛下於宅憂之餘,運用人才,均調天下,以應無窮之變?此肅宗所以命廣平王之故事也。

高宗與金有父兄之仇,生不能以報之,則死必有望於子孫,何忍以升遐之哀告諸仇哉!遺留、報謝,三使繼遣,金帛寶貨,千兩連發。而金人僅以一使,如臨小邦,哀祭之辭寂寥簡慢,義士仁人痛切心骨,豈以陛下之聖明智勇而能忍之乎!

陛下倘以大義為當正,撫軍之言為可行,則當先經理建業而後使臨之。縱今歲未為北舉之謀,而為經理建康之計,以振動天下而與金絕,陛下之初志亦庶幾於少伸矣!陛下試一聽臣,用其喜怒哀樂之權鼓動天下。

大略欲激孝宗恢復,而是時孝宗將內禪,不報。由是在廷交怒,以為狂怪。

先是,鄉人會宴,末胡椒特置亮羹胾中,蓋村俚敬待異禮也。同坐者歸而暴死,疑食異味有毒,已入大理。會呂興、何念四毆呂天濟且死,恨曰:"陳上舍使殺我。"縣令王恬實其事,台官諭監司選酷吏訊問,無所得,取入大理,眾意必死。少卿鄭汝諧閱其單辭,大異曰:"此天下奇材也。國家若無罪而殺士,上乾天和,下傷國脈矣。"力言於光宗,遂得免。

未幾,光宗策進士,問以禮樂刑政之要,亮以君道、師道對,且曰:"臣竊嘆陛下之於壽皇蒞政二十有八年之間,寧有一政一事之不在聖懷?而問安視寢之餘,所以察辭而觀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眾,亦既得其機要而見諸施行矣。豈徒一月四朝而以為京邑之美觀也哉!"時光宗不朝重華宮,群臣更進迭諫,皆不聽,得亮策,乃大喜,以為善處父子之間。奏名第三,御筆擢第一。既知為亮,則大喜曰:"朕擢果不謬。"孝宗在南內,寧宗在東宮,聞知皆喜,故賜第告詞曰:"爾蚤以藝文首賢能之書,鏇以論奏動慈宸之聽。親閱大對,嘉其淵源,擢置舉首,殆天留以遺朕也。"授僉書建康府判官廳公事。未至官,一夕,卒。

亮之既第而歸也,弟充迎拜於境,相對感泣。亮曰:"使吾他日而貴,澤首逮汝,死之日,各以命服見先人於地下足矣。"聞者悲傷其意。然志存經濟,重許可,人人見其肺肝。與人言,必本於君臣父子之義,雖為布衣,薦士恐弗及。家僅中產,畸人寒士衣食之,久不衰。卒之後,吏部侍郎葉適請於朝,命補一子官,非故典也。端平初,諡文毅,更與一子官。

鄭樵,字漁仲,興化軍莆田人。好著書,不為文章,自負不下劉向、楊雄。居夾漈山,謝絕人事。久之,乃游名山大川,搜奇訪古,遇藏書家,必借留讀盡乃去。趙鼎、張浚而下皆器之。初為經旨,禮樂、文字、天文、地理、蟲魚、草木、方書之學,皆有論辨,紹興十九年上之,詔藏秘府。樵歸,益厲所學,從者二百餘人。

以侍講王綸、賀允中薦,得召對,因言班固以來歷代為史之非。帝曰:"聞卿名久矣,敷陳古學,自成一家,何相見之晚耶?"授右迪功郎、禮、兵部架閣,以御史葉義問劾之,改監潭州南嶽廟,給札歸抄所著《通志》。書成,入為樞密院編修官,尋兼攝檢詳諸房文學。請修金正隆官制,比附中國秩序,因求入秘書省翻閱書籍。未幾,又坐言者寢其事。金人之犯邊也,樵言歲星分在宋,金主將自斃,後果然。高宗幸建康,命以《通志》進,會病卒,年五十九,學者稱夾氵祭先生。

樵好為考證倫類之學,成書雖多,大抵博學而寡要。平生甘枯淡,樂施與,獨切切於仕進,識者以是少之。

同郡林霆,字時隱,擢政和進士第,博學深象數,與樵為金石交。林光朝嘗師事之。聚書數千卷,皆自校讎,謂子孫曰:"吾為汝曹獲良產矣。"紹興中,為敕令所刪定官,力詆秦檜和議之非,即掛冠去,當世高之。

李道傳字貫之,隆州井研人。父舜臣,嘗為宗正寺主簿。道傳少莊重,稍長,讀河南程氏書,玩索義理,至忘寢食,雖處暗室,整襟危坐,肅如也。擢慶元二年進士第,調利州司戶參軍,徙蓬州教授。

開禧用兵,金人窺散關急,道傳以諸司檄計事,道聞吳曦反,痛憤見於形色。遣其客間道持書遺安撫使楊輔,論曦必敗,曰:"彼素非雄才,犯順首亂,人心離怨,因人心而用之,可坐而縛也。誠決此舉,不惟內變可定,抑使金知中國有人,稍息窺覬。正使不捷,亦無愧千古矣。"曦黨以曦意脅道傳,道傳以義折之,竟棄官歸。曦平,詔以道傳抗節不撓,進官二等。

嘉定初,召為太學博士,遷太常博士兼沂王府國小教授。會沂府有母喪,遺表官吏例進秩,道傳曰:"有襄事之勞者,推恩可也,吾屬何與?"於是皆辭不受。遷秘書郎、著作佐郎,見帝,首言:"憂危之言不聞於朝廷,非治世之象。今民力未裕,民心未固,財用未阜,儲蓄未豐,邊備未修,將帥未擇,風俗未能知義而不偷,人才未能匯進而不乏。而八者之中,復以人才為要。至於人才盛衰,系學術之明晦,今學禁雖除,而未嘗明示天下以除之之意。願下明詔,崇尚正學,取朱熹《論語》、《孟子集注》、《中庸大學章句》、《或問》四書,頒之太學,仍請以周惇頤、邵雍、程顥、程頤、張載五人從祀孔子廟。"時執政有不樂道學者,以語侵道傳,道傳不為動。兼權考功郎官,遷著作郎。

時薛拯、胡榘等皆以新進用事,賄賂成風,道傳言:"今名優儒臣,實取材吏,刻剝殘忍、誕謾傾危之人進矣。"遂求補郡,於是出知真州。城圮弗治,道傳甓之,築兩石壩以護並江居民,益浚二壕,又堤陳公塘,有警,則決之以為阻,人心始固。除提舉江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初至,即按部劾吏之貪縱者十餘人,胥吏為民害者,大黥小逐百餘人,釋獄之濫系者二百餘人,弛負錢一十餘萬緡。夏大旱,道傳應詔言楮幣之換,官民如仇;鈔法之行,商賈疑怨;賦斂增加,軍將推剝,皆切中時病。遂條上荒政,朝廷多從之。與漕臣真德秀振飢,道傳分池、宣、徽三州,窮冬行風雪中,雖深村窮谷必至,賴以全活者甚眾。攝宣州守,行朱熹社倉法,上饒、新安、南康諸郡翕然應命,人蒙其利。

廣德守魏峴劾教官林庠委堂試而任荒政,挾漕臣以凌郡守,且言真德秀輕視朝廷,自專掠美,乞遠之。道傳上疏力辨,峴坐免。會胡榘為吏部侍郎,薦道傳自代。引疾乞去,不許。召令奏事,再辭,又不許,遂入對。上自宮掖,次及朝廷,以至侍從、台諫闕失,盡言無所諱,帝不以為忤。除兵部郎官,辭未就。監察御史李楠覘當路指意,乞授以節鎮蜀,遂出知果州。至九江,得疾卒,年四十八,詔特轉一官致仕,諡文節。

道傳自蜀來東南,雖不及登朱熹之門,而訪求所嘗從學者與講習,盡得遺書讀之。篤於踐履,氣節卓然。於經史未有論著,曰:"學未至,不敢。"於詩文未嘗苟作,曰:"學未至,不暇。"一日以疾謁告,真德秀造焉,臥榻屏間,大書"喚起截斷"四字,知其用功慎獨如此。居官以惠利為本,振荒遺愛江東,人久而思焉。

三子:達可、當可、獻可。獻可為心傳後。

部分譯文

陳亮字同父,婺州永康人。陳亮出生時,目有光芒,成人後,才氣超凡。陳亮喜歡談論兵事,且思維敏捷,論議風生,數千言的文章可一揮而就。陳亮曾經用心考察古人用兵成敗之得失,並著有《酌古論》。郡守周葵讀此書後,主動與陳亮商討,從而發現了陳亮的才華,他預言不久的將來,陳亮定為國士,於是將陳亮請為府中上客。後來周葵擔任執政,凡遇朝士稟事,必令其拜會陳亮,陳亮因得結交一時之俊傑,並可以淋漓盡致地發表自己的議論。周葵還將《中庸》、《大學》薦與陳亮,說:“讀此書,可以精通有關性命之學說。”陳亮接受此書後,經過研究而達到極高的造詣。

隆興初年(1163),宋與金議和,天下之人雖有悲傷之情,但也只好無奈地認可這個事實。然而,只有陳亮不以為然。他在獲鄉試第一名後,向朝廷上《中興五論》,未受重視,之後,陳亮退修於家,許多學士都聚其門下。他在家中講學著書達十年之久。

起初,陳亮曾環視錢塘江水,並發出感嘆“:城可灌也。”因為錢塘之地下水與西湖相連。淳熙五年(1178),孝宗即位已有十七年之久,陳亮改名陳同,並赴朝廷上書曰:

“唯我中國,稟天地之正氣,為天命所鍾愛,為人心所嚮往,是衣冠禮樂之精萃所在,百代帝王相承之所。現在,其雖擁有衣冠禮樂之萃,卻不得不偏安一隅,雖天命人心未失,然豈能以此為可久安無事的保證呢?天地之正氣久已被蒙埋而不得馳張,勢必有所發泄,況且,天命人心並非偏安一隅而可以長久保持的。

“國家擁有二百年太平之基礎,這是三代所不及的,徽、欽二帝被俘之痛,也是漢、唐所不曾有的。遙想南渡之初,君臣上下皆痛心疾首同仇敵愾,誓不與金賊共存,因而能夠於奔敗之際而戰勝強悍之敵。至秦檜倡邪議以阻抗金行動,大批忠臣義士屈死南方,而天下之剛氣因此而怠惰了。三十多年來,雖然從西北、中原遷移東南的人們尚在苟且為生,但對君父之大仇也已淡忘了。自非金海陵送死淮南,也不知道兵戈為何等事物。更不談期望他們能憤故國之恥,而同心協力執戈放箭了。

“如果說靖康之恥業已久遠的話,那么,海陵之禍則發生在陛下即位前一年。只有陛下一個奮不自顧,發誓要重振國威,但天下之人安然自得,若無其事,且發一些奇談怪論,認為陛下好大喜功,不計後果。在這種情勢下,作為皇帝陛下也不能以崇高之勢去力挽狂瀾,只得隱忍於今,其間經歷了十七年。

“春秋時期,君臣父子之間有相互戕殺之禍,但整個社會尚為安定。但孔子獨以為,三綱既已不復存在,則人也異化而為禽獸了。孔子為此奔走呼號,卻始終找不到共鳴之聲,因而立志寫《春秋》,希望以此書扼制亂臣賊子。現今社會淡忘君父之仇,此非長治久安之道。應使學者學習孔子之道,陛下應有所作為,而不是苟安無為。南師之不出擊,於今有多年了,難道是沒有一位豪傑能勇於擔此重任嗎?不是的。因為豪傑要有所表現也必須選擇一定的時機。如果國家不能主動奮起抗敵,一旦時機成熟,必將由豪傑自覺起來抗敵。朝廷不可仗恃有衣冠禮樂之文明,祖宗積累之深基,就以為可以久賴天命人心而居安無事。‘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自三代以來的聖人都非常清楚這個道理。

“春秋之末,齊、晉、秦、楚皆衰落了,而吳、越之國興於小邦,一度處於主宰其他諸侯的地位。黃池之會,孔子感到甚為痛心,因為它似乎表明中原國家無能人。這是現今儒者所不談的事情。現在金朝根基已固,我們不可能輕易將其消滅,而且國家也沒有在這方面做充分的準備,也不可輕率地大舉出擊。勸陛下積財養兵,以待時機。臣以為,通和之約,造成上下之人的苟安心態,兩次割地之舉,也為人們所首肯。宋金和議,至今已有十多年,凡今日之籌劃方略者,他日因老邁只能運籌帷幄,而今日紈絝少年,他日將用以決戰疆場,府庫充盈,無非財也,介冑鮮明,無非兵也,假使發生戰爭,我方必敗無疑。為什麼呢?因為人才只有使用才知道是否有能力。坐談能力是不足以依恃的。軍備到用時才知夠不夠,平常裝滿府庫不足仗恃。陛下此時慶幸無事,庸俗吏員都可以當官號令,執行陛下使命,而陛下也認為這些人好使喚,致使許多有才之士不能施展其才能,隨著歲月流逝,他們就將老而無奈了。臣因此說:通和之約,造成上下之人的苟安心態,也使割地之舉變得順理成章。

“東晉百年之間,南北之間不曾通和議,所以其大臣將領能東西馳騁,湧現了許多可用之才。現在,如果不通和好,人們總有敵兵壓境的感覺,因而唯恐通和被破壞。即便是陛下,也不得不順應這種潮流。過去金人草居野處,往來無常,使我方不知如何戒備。它可隨時出兵騷擾我方。現在情況不同了,金朝城郭宮室,政教號令皆同於中國,點兵聚糧,文書往返,動則需相當長的時間,若一方有警,也能引起三方騷動。這種狀況就制約它不能輕易出兵侵擾我方。然而,如果朝野之士真有敵兵壓境的警覺,這未嘗不是國家之福氣。朝廷應善於起用英雄,使之為國爭天下,而不應以通和怠惰其心志。

“晉、楚兩國交戰於必阝,欒書認為:‘楚國自從攻克庸以來,其國君時常訓戒國人說: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不可怠惰戒懼之心。國君還時常訓戒士兵說:勝利不可常保,紂王雖戰功卓著,但因其忘乎所以,最終也落得喪命無後的下場。’後來,晉、楚休戰於宋國,子罕認為‘:戰爭能威鎮邪惡而維護文德,聖人能很好地利用它,而亂臣總是因懼怕而廢棄它,這一興一廢之間,能展示出存亡昏明之心術。如一味捨棄戰爭,就是一種毀道和欺矇諸侯的行為。’人心是不能驕惰的,軍威是不可廢棄的,故雖成、康擁有太平之世,仍保留有所謂四征不庭、張皇六師。這也就是李沆極力反對真宗與遼議和的原因所在。況且現今南北成抗衡之勢,如廢兵以惰人心,使人們安於忘記君父之大仇,而置中原大地於不顧,就只能投合昏庸之人的意願,執政者之失策將因此而更加嚴重。陛下為什麼不能倡明大義,而斷然與金決裂呢?

“貶損車駕,坐正殿,陛下當痛自悔責,發誓復仇,以此激勵群臣,振作天下之士氣,鼓舞中原之人心。如此一來,雖未出兵,而人心不敢自惰了;東征西討,就會湧現大批人才,盈虛相輔,軍糧就有了保證。那些狂妄之辭就會不攻自破,懦庸之人就會不斥而自退。有才之人紛紛而出,只待陛下起用。雲合回響之形勢,非安坐可以得來。臣請為陛下陳說國家立國之本末,且策劃今日大有為之方略,論述天下形勢之消長,而提出今日大有為之機謀,願陛下細聽之。

“唐朝自肅宗、代宗之後,朝廷漸漸失去權柄,而藩鎮割據勢力大長,他們專有土地和人民,自用甲兵財賦。官爵由其自命,致使許多人才盡心為其效命,終於造成一種君弱臣強、正統數易之禍亂。宋太祖當朝後,四方諸國被先後平定,節度使也自願接受朝廷統制。各州郡也直接受制於京師,以京官權知其事,且規定三年一換官,地方財稅,統收於漕司,而兵士各歸於郡縣。朝廷以一紙之令下於郡國,如臂之使指,莫敢有違。凡小官微職,概由朝廷任命,天下之勢遂歸一統。京師重地,以重兵把守,郡國也各有禁軍,此乃天子使其自守其地的方法。兵皆天子之兵,財皆天子之財,官皆天子之官,民皆天子之民,綱紀總攬,法令明備,郡縣不得以一事自專。士以標準錄取,官以資格晉升,不求意外之奇才,不慕絕世之奇功。天子晝夜憂勤於其上,以義禮廉恥正士大夫之心,以仁義公恕厚百姓之生,全天下皆處於規矩準繩之中,因而才奠定了二百年太平之基。

“然而契丹遂得以猖狂放肆,敢與中國抗衡,儼然是南北兩朝,而無主從之區別。小小澶淵一戰,中國之勢力被削弱,根本雖厚而不可穩立。因此,慶曆年間增加對契丹的歲幣一事,富弼認為是朝廷之奇恥大辱,因而終身不敢自論功勞。因為契丹下徵令,是主子的威風,天子供貢,乃臣下之禮節也。契丹之所以能取勝中國,是其力量長期積蓄的結果。它在立國之初,勢力的發展就顯現出徵兆。為此,我祖宗皇帝常嚴廟堂而尊重大臣,常寬郡縣而重信守令。在法度之內,不曾為難天下之富商大賈,在常規之外,大力褒獎天下之英俊豪傑,這些措施有助於造成立國之大勢,能夠防備內外憂患的出現。

“慶曆年間,諸大臣也曾憤中國之大勢不振,然而,其新政舉措使群臣爭相發表自己的觀點,法令也為之變易,這樣一來,朝廷就失去了威嚴;另外,加重按察使的權力,使之邀功生事,便又降減了郡縣的地位。雖然章得象、陳執中等人對之有所阻止,但因他們本身無所主張,無所建樹,也難免遭他人的排擠與彈劾。慶曆新政中,有關破除舊例、不拘一格選用人才、勸農桑、務寬大等措施有合理的因素,但其主要的改革思路和措施是錯誤的。這也就是它不能洗契丹平視中國之恥,枉費仁宗皇帝一片苦心的原因所在。

“王安石以正法度之說,迎合聖意,但其變法的實質是要收天下之兵盡歸朝廷,另行教練以達強兵之目的;是要括郡縣之利盡入朝廷,別行度算以達富國之目的。其青苗之法,唯恐富民之不睏乏;均輸之法,唯恐商賈之不損折。罪無大小,動則興獄,士大夫因畏罪只好緘口不言;西北兩邊軍政皆委派其親信統轄,豪傑英偉因而恥於受其役使,王安石的聚斂措施使神宗皇帝誤以為兵財之數巨大,遂毅然決定南北征伐,結果不僅聖意不能實現,天下之勢也毫無振興。王安石的錯誤在於:他不知道朝廷之所以沒有立國之勢,癥結在於文法太密,事權太分,郡縣太輕於下而委瑣不足依恃,兵財太集於上而重遲不易舉發。神宗誤用上述四點以助其勢,而王安石也竭之不遺餘力。所以說,不知立國之本末者,真不足以謀國也。元..(1086~1094)、紹聖(1094~1098)一反一復,正好為金人侵侮於我提供了幫助和機會,哪裡還能指望其能振興中國以威懾四方呢?

“南渡以來,朝廷大抵遵循祖宗之舊法和遺訓,雖小有因革增損,但無關舉足輕重,如趙鼎等人本來就不懂變通之理,秦檜更無恥事仇,矯飾太平,欺瞞君臣,其罪可殺。陛下憤王業之屈辱於東南一隅,厲志復仇,難免想憑藉天下之兵以為強盛,想搜括郡縣之利以達富裕。加惠百姓,而使富人無五年之積蓄,不重徵稅,而使大商無巨萬之家藏,國勢也日益困竭。臣擔心尺籍之兵,府庫之財,不足以支危急之用。陛下日思夜想,期達中興日月之功,以純墨取士,以文法處事,聖斷裁製於朝野,而大臣空有其名,胥吏只知坐行條令,官僚機構相互推諉責任,致使人才變得日益卑微和卑鄙。臣以為靠文取士,依資格升官,不足以受重用。當初太祖制定天下之大政方針,到太宗時已不能全然套用。陛下如能依太祖之意行事,即可開社稷數百年之基礎,如果不是這樣,便難以維持社稷國家,臣擔心祖宗留下的積累也要失去了。陛下如聽臣之建議,則能知曉今日大有為的方略了。

“五代時的吳國與蜀國皆稟天地之偏氣,錢塘更為吳國之一角,唐朝衰落時,錢艫在此地潛心經略,終於建立了吳越國,因為他認為吳國較小,不可能完全獨立,所以常朝事於中原大國,宋朝建立後,其子錢亻叔以其家入開封,並主動獻出國土。因此,錢塘之地在五代時遭兵難最少,因而在宋立國後的二百年間,此地的人物日益繁盛,終於獨領東南之風騷。到了建炎(1127~1130)、紹興(1131~1162)年間,錢塘曾為六軍所駐之地。當時就有人認為錢塘之地不足以擴張形勢而圖恢復大業,而秦檜卻於此擴充官僚機構以展禮樂。其實,錢塘這個地方的風俗本來就崇尚華靡,加之士大夫再建園囿台榭,以樂其生於干戈之際,上下晏安,終使錢塘成為小小樂園。彈丸之地本不足以容萬乘,而坐鎮且五十年,所以錢塘的山川之氣業已消耗殆盡。其谷粟、桑麻絲之利,一年不如一年,禽獸、魚鱉、草木之生,一天不如一天,而上下之人皆不以為異。公卿將相大多為江、浙、閩、蜀之人,而人才也日益枯竭。官場之士以十萬數,而文墨小有成就也足以稱雄其間。陛下據錢塘已衰之氣,用閩、浙日衰之士,而想鼓動東南苟安脆弱之眾,向北恢復中原,這將是十分困難的事情。

“荊州、襄陽之地,在春秋時,楚國據此以虎視齊國和晉國,而齊、晉不能屈服。及戰國之際,獨能與秦國爭雄。其後三百年,光武帝興起於南陽,與之共事的大多為南陽故人。又過了二百多年,荊、襄遂為三國交據之地。諸葛亮由此起輔劉備,荊楚之士從者如雲,而劉備賴以復存於蜀;周瑜、魯肅、呂蒙、陸遜、陸抗、鄧艾、羊祜等人皆以其地聞名。再過百餘年,晉氏南渡,荊、襄常雄於東南,而東南也往往倚之以為強,蕭梁竟以此地而替代齊國。待荊、襄之氣消耗無餘時,隋、唐以來它便成為偏方下州。五代之際,高氏獨常臣事諸國。本朝二百年之間,荊、襄降為荒落之邦。北連許、汝二州,人煙稀少,土產卑薄,有名之人可謂寥若晨星。建炎、紹興之際,群盜出沒其間,而橫遭踐踏,到如今,此地雖為宋、金分劃交據,但往往不被看重。因為糧食不能由此產生,軍隊也不可據此而推進,議者也許以此為憂,而不知其勢足可利用。臣以為,荊、襄之地雖為偏方,然而,沒有偏方之氣五、六百年都不發泄的情況,何況其東通吳地,西連巴蜀,南及湖湘,北控關洛,左右伸縮,皆足以為進取之用。現今如能開墾其地,洗新其人,以發泄其氣而用之,使足以接關洛之氣,則可以爭衡於中國了。荊、襄之地是形勢消長的關鍵所在。

“陛下應慨然移都建業,官僚機構皆從草創,軍國之儀皆從簡略,又做行宮於武昌,以示不敢安居建業之意;平常以江、淮之軍防備金人入侵,而精心挑選一位有勇有謀、有膽有識之人,委以經略荊、襄之重任,寬其文法,聽其廢置,勵精圖治三、五年,則國家之勢有望形成。

“石晉喪失盧龍,釀成開運之禍,太祖皇帝起初從郭太祖征討,最終平定了天下。其後,契丹在甲辰(1004)敗於澶淵,而大中祥符年間(1008~1016),真宗皇帝東封泰山,西祀汾陰,以告太平,為本朝極盛之時。又過六十年,神宗皇帝以丁未(1067)歲即位,國家之形勢開始改變,又過六十年,丙午、丁未(1026~1027),遂為靖康之禍。也是在禍臨之年,天降大任於陛下,且啟發陛下北向復仇之志。今天距靖康之禍僅有十年。天道六十年一變,陛下當努力以應其變,不可苟安以磋砣歲月。

“臣非奸佞,從小有馳騁四方之志,曾多次到行都。行都雖有人物如林,但其議論皆不足以啟發人意,臣由此感到陛下有為之志無人理會。辛卯、壬辰之間(1169),始退而窮天地造化之源,考古今沿革之變,以推及皇帝王伯之道,而得漢、魏、晉、唐長短之由,天人之際昭昭然可考而知矣。開始覺悟到,今世自以為得正心誠意之學的儒士,實際上都是些風痹不知痛癢者,舉國上下安於君父之仇,而這些儒士還在那裡拱手作揖空談性命,真不知何者謂之性命。陛下容納他們但不任用他們,臣因此而佩服陛下之仁;今世自以為懂富國強兵之術的所謂才臣,實際都是些狂妄蠱惑之人,他們平時不講究立國之本末,而喜歡信口開河闊論富強,真不知何者謂之富強。陛下洞察他們而不盡用他們,臣因此而佩服陛下之明。陛下勵志復仇足以感天命,篤於仁愛足以收民心,而擁有仁明更足以照臨群臣偏極之論,此可謂百代之明君。然而到現在,皇帝陛下委任庸人,籠絡小儒,以拖延大有為之歲月,臣因此不勝憤懣,也就不顧卑賤而進獻愚策了。”

陳亮上奏後,孝宗皇帝赫然震動,打算將其奏章張貼於朝堂,以勵群臣,並仿用种放受召之舊事,召陳亮上殿,準備起用陳亮。左右大臣不知如何是好,唯曾覿理解陳亮,並想會見陳亮。因曾覿名聲不好,故陳亮恥於見他,最後越牆而逃。曾覿因陳亮拒見自己,顯得很不高興,其他大臣特別厭惡陳亮的直言不諱,因而交相沮抑陳亮,乃有都堂審查之命。宰相按皇上旨意,找陳亮詢問情況,因話不投機而產生隔閡。

陳亮待命十日,再次赴朝上書曰:

“恭惟皇帝陛下勵志復仇,不肯即安東南一隅,是有大功於國家的。然而,錢塘為浮華奢侈之角落,如欲據此以圖恢復中原是十分困難的,加之東南之民多安於現狀,如欲依靠他們以圖進取則更不容易。財止於府庫,則不足以通天下有無,兵止於尺籍,則不足以兼天下之勇怯。由此而產生了拖延之計,陛下原有之宏略大志也變樣了。臣對此種狀況不勝憂憤,因而虔誠做書,獻於廟堂,希望能當面向皇帝陛下陳述立國之本末,而開大有為之方略;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定大有為之機謀,力求符合太祖經略天下之本意。然而,臣待命八日,未得如願以償。臣擔心天下豪傑胡亂猜測陛下之意向,從而影響雲合回響之大勢的形成。”

陳亮又上書說:

“臣臆想國家維持之計,至今已日見困窮,而太祖皇帝所制定的大政方針,至今猶可恃以長久,如能依其本意變通行事,則恢復大業不足為奇。然而變通之道有三種:有可以拖延數十年之策;有可以為一百五、六十年之計;有可以復開數百年之機。形勢明朗而效果非常,非陛下聰明超越百代不能達成。臣不敢泄機於大臣面前,然大臣們拱手稱旨求問,臣只好取其大體之可言者三事以答之。

“其一曰:徽、欽二帝被俘之痛,乃國家之奇恥大辱,曾引起天下之人的公憤。五十多年來,雖然天下之氣漸漸頹墮,不再牢記奇恥大辱,但陛下當與大臣共同振作其精神,以發泄其仇恨,使人人如報私仇,此乃《春秋》寫衛人殺州吁之用意所在。

“其二曰:國家之氣候,是使天下人循規蹈矩以行事,群臣只求無過,哪有心思施展才華求意外之功呢?

“其三曰:太祖皇帝用天下之士人,取重文輕武的策略,所以本朝是以儒立國,儒道之振興,獨優於前代。今天下之士萎靡不振,實在令人厭惡,陛下當與大臣們反其道而教之,使其振作,一旦有急,便不至於缺乏人才,這樣做也不違背太祖之本意,而東西馳騁以定禍亂,也不必專靠武臣了。

“臣所以為大臣論者,其意大致如此。”

陳亮上書後,皇帝打算起用他,但他笑著說:“我上書是為了國家的長治久安,而非為了博取一官半職。”遂很快渡江而歸。歸家後,陳亮整天落魄醉酒,與鄉邑之狂士長飲不止,醉酒後說些大話胡話,有犯上之嫌。有一士想陷害陳亮,將其醉酒之後所說的話密報刑部。刑部侍郎何澹曾為考官,沒有錄取陳亮,陳亮憤憤不平,所以多次罵過何澹,何澹因此懷恨在心,當他得到密報後,即立案審查。陳亮因而入獄,被打得體無完膚,落了個圖謀不軌的罪名。孝宗得知這一情況後,曾密遣左右查訪其事。及奏入取旨時,孝宗說:“秀才醉後妄言,何罪之有?”並拋其牘於地,陳亮遂得免罪。

陳亮住在家裡不多久,其家僮犯殺人之罪,恰巧被殺者曾經侮辱陳亮的父親陳次尹,因而懷疑為陳亮的指使。此事告於官府後,家僮被打得死去活來,反覆數次,仍不服。陳亮也被囚於州監獄。屬台官言陳亮罪情嚴重,移陳亮於大理寺。當時的丞相察覺皇帝有救亮之心,加之辛棄疾、羅點稱讚陳亮有才,所以竭力護佑陳亮,陳亮再次免於一死。

陳亮屢遭大獄後,歸家勵志讀書,所學十分廣博。其學自孟子後惟推崇王通。他曾說:“研究義理之精微,以辨析古今之同異於分秒尺寸之間,推心論禮,以積累為工,以涵養為正,憔悴面容,彎腰駝背,則於諸儒誠有愧疚。至於堂堂之陳,正正之旗,風雨雷電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幻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自以為尚欠火候。”陳亮之意大概是指朱熹、呂祖謙等雲。宋高宗駕崩後,金朝遣使前來弔唁,但金使態度傲慢,不以禮對宋。光宗由舊宅判臨安府,陳亮感孝宗之知遇,赴金陵視察形勢。之後,陳亮上疏說:

“有非常之人才,然後可以建立非常之功業。要建非常之功,而只用一般人才,擬平常之計畫,做平常之事情,是不能達到目的的。

“秦檜以通和於金而誤國二十餘年,天下之精氣已索然無餘。陛下慨然有削平宇內之志,已有二十餘年,天下之士始知奮鬥方向,其有功於社稷者,可謂數說不盡。高宗皇帝年邁時,陛下不想大舉北伐,以免驚動高宗慈顏,只能壓抑心思,俯首敬老。陛下孝道之盛,可謂史無前例。現在,高宗皇帝已經駕崩,天下之英雄皆仰首以觀陛下之舉動,陛下隱忍仇恨二十年,且積聚了天下之精氣,能夠在頃刻間消失嗎?

“天下是不可能坐著等來的,軍隊也不可能只勝不敗,馳騁奔戰不宜於年高德尊之人。太子居內為監國,行外曰撫軍,陛下為什麼不在此時冊命太子為撫軍大將軍呢?讓他巡視建業,兼統諸司,盡護諸將,設定長史司馬以專其勞;而陛下在宮廷操制人才,協調天下,以不變應萬變,這就是肅宗冊命廣平王之原因所在。

“高宗與金朝有父兄之仇,生時不能報仇,則死時必寄望於子孫。現在,宋對金禮義有加,且不斷奉送金帛寶貨;而金朝在高宗駕崩後,僅派一使前來弔唁,其使來後,態度傲慢,如臨小邦,所致之哀悼之辭也寥寥數語,且不恭不敬,仁人義士對此痛切心骨,豈能因陛下聖明智勇而咽下這口氣呢?

“陛下若以大義為正道,以撫軍之言為可行,就應當先經建設業,然後派太子親臨此地。今年底策劃北伐之謀,為了經營好建業,振作天下之士氣,陛下當與金決裂。如此一來,陛下的復仇之志將很快得以實現。希望陛下能聽一聽臣的意見,用其喜怒哀樂之權來鼓動天下。”

陳亮這篇奏疏的用意在於刺激孝宗恢覆信心,而此時孝宗將內禪光宗,陳亮的意見被擱置一旁,朝廷中許多人將陳亮視為狂怪。

先是,鄉人會宴,特置胡椒於陳亮面前的盤碗中,這是其對待怪異之人的一種方法。宴後,與陳亮同坐一起的人回家後突然暴死,人們懷疑死者是吃了有毒的食物,遂報官備案。當時,呂興、何念四毆打呂天濟將死。呂天濟恨曰“:陳亮指使他們殺我。”縣令王恬認為有此事,台官指使監司選酷吏刑訊逼供,但終無所獲,陳亮被移往大理寺,眾人都以為陳亮必死無疑。少卿鄭汝諧在看了陳亮的辯詞之後,驚奇地說:“陳亮乃天下奇才。國家如果殺無罪之士,就將上乾天和,下傷國脈。”並且極力陳說於光宗,在光宗的干預下,陳亮遂死裡逃生。

不久,光宗策考進士,問以禮樂刑政之要義,陳亮以君道師道對答,說“:臣下以為陛下在孝宗皇帝當政的二十八年時間裡,無時不在為父皇分憂解難,而問安視寢之餘,察言觀色,了解到父皇的心思及抱負甚多,並將重大方針身體力行,哪裡僅僅是一周看望父皇四次做給京城人看的呢?”當時,光宗因不朝拜皇華宮,正受到群臣進諫,光宗十分反感。陳亮的答卷讓光宗喜不自禁,因為陳亮認為光宗是善處父子關係的。本來陳亮獲進士策考第三名,但光宗因偏愛這份答卷,將其擢升第一名,後來光宗得知第一名為陳亮,大喜曰:“朕之眼力果然不錯。”孝宗在南內,光宗在東宮,聞陳亮獲第一名,皆感歡喜,所以賜第告詞說“:你早以藝文首賢能之書,後以論奏動聖上之聽,親閱答卷,嘉獎其一貫所為,擢置進士第一,此乃上天有意遺留於朕也。”之後,陳亮被授僉書建康府判官廳公事,還未到任,即突然去世。

陳亮中進士第回家的時候,其弟陳充前來迎拜,兄弟倆相擁而泣。陳亮對弟說“:假如將來有一天我富貴了,當首先報恩於你,我死的時候也可使先人含笑九泉了。”聽者感到黯然神傷。陳亮一生志存經濟,講求信義,與人肝膽相見。與人交談,必本於君臣父子之義,雖為布衣,卻積極推薦人才。陳亮家境一般,但見奇人寒士就接濟衣食,一直堅持這樣做。他去世後,吏部侍郎葉適奏請朝廷,破例命補陳亮一子為官。端平初年(1234),賜陳亮諡號曰“文毅”,又提拔其一子為官。

鄭樵字漁仲,興化軍莆田人。喜歡著書,不愛寫單篇文章。鄭樵頗為自負,認為自己不比漢代劉向、揚雄差。他常年居在夾氵祭山,過了三十年遠離社會人世的艱苦生活。後來,他開始遊歷名山大川,並著意蒐集奇風異俗的材料,考察古蹟歷史沿革。旅途中,凡是遇到藏書之家,必然會借宿於此家,直到把人家所藏的可讀之書讀完才離開。當時,包括宰相趙鼎、張浚在內的士大夫們都十分器重敬仰鄭樵。鄭樵對六經、諸子百家很感興趣。於禮樂、文字、天文、地理、蟲魚、草木、方書之學皆有研究,他將自己研究所得撰成書稿,於宋高宗紹興十九年(1149)上呈朝廷,皇帝下詔將其書藏於秘書府,鄭樵因此更加奮發學習和研究,二百多人拜他為師,聽他講學。

由於侍講衛綸、賀允中的推薦,鄭樵被皇帝召見。他向皇帝陳述了自東漢班固以來歷代撰著史書的種種弊端。皇帝說“:朕早就聽說你的名字,你能夠潛心鑽研古學,且自成一家,值得稱道,為什麼與你相見這么晚呢?”遂授鄭樵右迪功郎、禮兵部架閣。後為御史葉義問所彈劾,改監潭州南嶽廟。

紹興二十九年(1159),鄭樵開始動筆寫《通志》,二年後完成,入為樞密院編修官,不久兼攝檢詳諸房文字,請修金朝正隆官制,因要與宋朝官制相參照,所以請求進入秘書省查閱書籍,不久,又因言官議論獲罪,此事停罷。金軍入侵宋朝時,鄭樵說歲星分布在宋方,金朝皇帝將死,後果如其言。宋高宗巡幸建康,命鄭樵進呈所著之《通志》,鄭樵就在這個時候病故,終年五十九歲,學者將其稱為“夾氵祭先生”。

鄭樵喜歡從事分門別類的考證工作,所著的書雖然很宏富,但大多沒有多少創見。他一生不怕艱苦枯淡,樂於施予他人,但內心對入仕做官極有興趣,可以說孜孜以求。這一點曾招來不少微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