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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八·辨興亡

作者:吳兢

貞觀初,太宗從容謂侍臣曰:“周武平紂之亂,以有天下;秦皇因周之衰,遂吞六國。其得天下不殊,祚運長短若此之相懸也?”尚書右僕射蕭瑀進曰:“紂為無道,天下苦之,故八百諸侯不期而會。周室微,六國無罪,秦氏專任智力,蠶食諸侯。平定雖同,人情則異。”太宗曰:“不然,周既克殷,務弘仁義;秦既得志,專行詐力。非但取之有異,抑亦守之不同。祚之修短,意在茲乎!”

貞觀二年,太宗謂黃門侍郎王珪曰:“隋開皇十四年大旱,人多飢乏。是時倉庫盈溢,竟不許賑給,乃令百姓逐糧。隋文不憐百姓而惜倉庫,比至末年,計天下儲積,得供五六十年。煬帝恃此富饒,所以奢華無道,遂致滅亡。煬帝失國,亦此之由。凡理國者,務積於人,不在盈其倉庫。古人云:‘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但使倉庫可備凶年,此外何煩儲蓄!後嗣若賢,自能保其天下;如其不肖,多積倉庫,徒益其奢侈,危亡之本也。”

貞觀五年,太宗謂侍臣曰:“天道福善禍淫,事猶影響。昔啟民亡國來奔,隋文帝不吝粟帛,大興士眾營衛安置,乃得存立。既而強富,子孫不思念報德,才至始畢,即起兵圍煬帝於雁門。及隋國亂,又恃強深入,遂使昔安立其國家者,身及子孫,並為頡利兄弟之所屠戮。今頡利破亡,豈非背恩忘義所至也?”群臣鹹曰:“誠如聖旨。”

貞觀九年,北蕃歸朝人奏:“突厥內大雪,人飢,羊馬並死。中國人在彼者,皆入山作賊,人情大惡。”太宗謂侍臣曰:“觀古人君,行仁義、任賢良則理;行暴亂、任小人則敗。突厥所信任者,並共公等見之,略無忠正可取者。頡利復不憂百姓,恣情所為,朕以人事觀之,亦何可久矣?”魏徵進曰:“昔魏文侯問李克:‘諸侯誰先亡?’克曰:‘吳先亡。’文侯曰:‘何故?’克曰:‘數戰數勝,數勝則主驕,數戰則民疲,不亡何待?’頡利逢隋末中國喪亂,遂恃眾內侵,今尚不息,此其必亡之道。”太宗深然之。

貞觀九年,太宗謂魏徵曰:“頃讀周、齊史,末代亡國之主為惡多相類也。齊主深好奢侈,所有府庫用之略盡,乃至關市無不稅斂。朕常謂此猶如饞人自食其肉,肉盡必死。人君賦斂不已,百姓既弊,其君亦亡,齊主即是也。然天元、齊主若為優劣?”征對曰:“二主亡國雖同,其行則別。齊主愞弱,政出多門,國無綱紀,遂至亡滅。天元性凶而強,威福在己,亡國之事,皆在其身。以此論之,齊主為劣。”

譯文

貞觀初年,唐太宗從容地對身邊的大臣們說:“周武王平定了商紂王之亂,取得了天下;秦始皇乘周王室的衰微,就吞併了六國。他們取得天下沒有什麼不同,為什麼國運長短如此懸殊呢?”尚書右僕射蕭瑀回答說:“商紂王暴虐無道,天下的人都痛恨他,所以八百諸侯不約而同地來與周武王會師,討伐紂王。周朝雖然衰微,六國無罪,秦國完全是倚仗智詐暴力,像蠶吃桑葉一樣,逐漸吞併諸侯的。雖然同是平定天下,人們對待他們的態度卻不一樣。”太宗說:“這樣的說法不對,周滅殷以後,努力推行仁義;秦國達到目的以後,卻一味地施行欺詐和暴力,它們不僅在取得天下的方式上有差別,而且守護天下的方式也不相同。國運之所以有長有短,道理大概就在這裡吧!”

貞觀二年(628),唐太宗對黃門侍郎王珪說:“隋朝開皇十四年遇到大旱,百姓大多忍飢挨餓。當時國家糧倉貯存甚豐,可是朝廷竟不肯用糧食拯濟災民,下令讓老百姓自己想辦法。隋文帝不愛惜百姓卻吝惜糧食,到了隋朝末年,糧倉貯存的糧食,足夠五、六十年之需。隋煬帝繼承父業,依仗國家富庶,所以揮霍無度,極盡奢侈之能事,終於國破家亡。對於國君,首要的任務在於含養民生,不在於充實糧倉。古人說:‘老百姓不富足,國君又怎么能夠富足呢?’只要倉庫的貯備足以對付災年,再多貯存糧食又有什麼用呢?國君的後代如果賢明,他自然可以保住江山,如果他昏庸,即使糧食滿倉,也只是助長他奢侈浪費的習氣而已,這是國家危亡的原因。”

貞觀五年(631),唐太宗對侍從的大臣們說:“上天給善人降福、給壞人降禍,事必報應。當年突厥的啟民可汗失國南奔,隋文帝不惜粟帛錢財,動員了大批兵士守衛安置,使他們能夠生存下來。不久突厥富強了,啟民可汗的子孫卻不想報答恩德。到始畢可汗時,就起兵把隋煬帝圍困在雁門關。等到隋朝大亂,又恃強深入,致使當年幫助啟民可汗安家立國的隋朝官員自身和子孫,都遭到頡利可汗兄弟的屠殺。如今頡利可汗破滅了,難道不是忘恩負義的下場嗎?”大臣們都說:“確實像陛下所說的那樣。”

貞觀九年(635),北方突厥歸順的人奏疏說:“突厥境內連降大雪,百姓饑荒,羊和馬都死了。住在那裡的漢人都跑到山裡做了山賊,民情非常動盪。”太宗對侍臣們說:“觀察古代的君主,實行仁義、任用賢良就能使國家得以治理;施行暴政、任用小人國家就會敗亡。突厥所信任的人,和我們大家所看到的,根本沒有忠誠正直的可取之處。首領頡利又不關心百姓,恣意妄為,我用人情世故來分析,他又怎么可能長久呢?”魏徵進言說:“從前魏文侯詢問李克:‘諸侯之中誰會最先滅亡?’李克回答:‘吳國先滅亡。’魏文侯問:‘為什麼呢?’李克說:‘屢戰屢勝,經常勝利就會驕傲,而經常發動戰爭就會使民生疲弊,不滅亡還等什麼呢?’頡利趁著中原大亂,就依仗自己兵強馬壯入侵中原,到今天還不想息戰,這就是他必然滅亡的道路。”太宗對此非常贊同。

貞觀九年,唐太宗對魏徵說:“近來我讀北周、北齊的史書,發現末代亡國的君主,所從事的壞事多數都很類似。齊主高緯非常奢侈,府庫所藏,幾乎都被他揮霍光了,以至於關隘市集,沒有哪一處不徵收賦稅的。我常說,這就像嘴饞的人吃自己身上的肉一樣,肉吃完了自己也就死了。君主不停地征斂賦稅,百姓既已疲弊,他們的君主也就滅亡了,齊主就是這樣的人。然而後周天元皇帝與齊主相比較,誰優誰劣呢?”魏徵回答說:“這兩個君主雖然同樣亡國,他們的做法還是有所區別。齊主懦弱,朝廷政令不一,國家沒有綱紀,以至滅亡。天元帝生性兇悍好強,作威作福獨斷專行,國家的滅亡,都由他一手造成的。從這方面來看,齊後主要劣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