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成就

散文
曾鞏是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積極參與者，宋代新古文運動的骨幹。接受了歐陽修在古文創作上的主張，他在古文理論方面主張先道後文，文道結合，主張“文以明道”。他的散文大都是“明道”之作，文風以“古雅、平正、沖和”見稱。其文風則源於六經又集司馬遷、韓愈兩家之長，古雅本正，溫厚典雅，章法嚴謹，長於說理，為時人及後輩所師範。曾鞏為文，自然淳樸，而不甚講究文采。

曾鞏文章的特色體現在幾個不同的方面。首先是論事之文寫得紆餘委備，委婉曲折。其次，曾鞏文章雖質樸少文，然亦時有搖曳之姿，縱橫開合。贈序之文，尤有特點。再有，善於記敘，其特點是條理分明，無不達之意。還有長於記敘、不多寫景，例如《醒心亭記》、《游山記》等。但也有極刻畫之工，如《道山亭記》。《墨池記》和《越州趙公救災記》熔記事、議論、抒情於一爐，深刻有力，通情達理。他的書、序和銘也是很好的散文。當西崑體盛行時，他和歐陽修等人的散文，一揖雕琢堆砌之風，專趨平易自然。

他的議論性散文特點是：剖析微言，闡明疑義，卓然自立，分析辨難，不露鋒芒。《唐論》就是其中的代表作。《戰國策目錄序》論辯人理，氣勢磅礴，極為時人所推崇。

他的記敘性散文特點是：記事翔實而有情致，論理切題而又生動。《寄歐陽舍人書》和《上福州執政書》歷來被譽為書簡範文。敘事委婉深沉，語言簡潔凝練，結構十分嚴謹。

曾鞏作為唐宋八大家之一，有《元豐類稿》和《隆平集》傳世，從他傳世的文集來看，他的興趣主要在於史傳、策論一類的套用文。尤其是他從事史書編纂工作多年，對史傳碑誌的寫作較有研究。對他有關套用文的理論進行研究和總結，對現代套用文的發展有指導意義。

散文體裁
曾鞏的散文作品中，其名篇大都屬於記體散文，如《墨池記》、《學舍記》等。而後人在編選散文集時，曾鞏的記體散文入選篇目一直居高不下。如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鈔》，其在《南豐文鈔引》中云：“予錄其疏札狀六首，書十五首，序三十一首，記傳二十八首，論議雜著哀詞七首。嗟呼!曾之序記為最,而志銘稍不及，然於文苑中當如漢所稱古之三老祭酒是已，學者不可不知。

雖然在入選篇目上序最多，但是曾鞏的序總數就有49篇，這裡選入篇目占63%左右，而曾鞏的記體散文總數是39首，入選的28首中只有一篇是傳，其餘27首占了近70%。從比例上來看，仍然是記體散文占據主導地位。再如張伯行的《唐宋八大家文鈔》，曾鞏入選的記有20篇，占其記體散文總數的51%左右，而其他入選的書、序、啟、狀、疏、札、詔、墓志銘等占各自總數的比例均低於這個比例。再如姚鼐的《古文辭類纂》，他的分類基本與筆者所參考的版本是一致的，姚鼐選了曾鞏的記10篇、贈序4篇、書2篇、疏1篇、序跋8篇、論1篇。僅從各類入選的篇數上看，記體散文就占了絕對的優勢。

類別特點
人事雜記類：曾鞏的人事雜記類所占篇數最多，也最能表現出他記體散文內容的特點。在人事雜記類中，記事類作品相對要多一些，這些記事類作品大都有借記事發議論的特點，在內容上就表現為說理很多。工程營造類：在曾鞏39篇記體散文中，記敘城池的興廢和水利工程的營造也是很重要的一個內容。曾鞏強調經世致用的觀點，認為文章應該為現實服務，反映並解決現實的問題，這符合文以載道的觀點。他在《王子直文集序》中有言：“文章之得失，豈不繫於治亂哉便是最好的證明。而曾鞏的這部分作品正體現了他的這種文學思想。據上文統計，共有6篇工程營造的記體散文，分別是：《繁昌縣興造記》、《擬峴台記》、《瀛洲興造記》、《廣德軍重修鼓角樓記》、《齊州北水門記》、《襄州宜城縣長渠記》。寺院記和學記類：曾鞏歷來被稱為醇儒，他對儒道極其推崇和恪守，因而他常常在文中表達復興儒道的思想。而恢復儒家思想正統地位的願望與佛教興盛的現實情況相悖逆，所以曾鞏在不止一篇的文章中批評佛教，表達對佛教的不滿。通過對曾鞏記體散文內容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曾鞏的記體散文與其儒家學者的思想緊密聯繫。曾鞏希望通過詳盡的說理達到文以明道的功效，希望通過對道德高尚文人地讚頌讓世人明白道德修養的重要，希望詳實地記載工程營造以達到文以載道的作用，更希望通過反佛和興學實現他儒學復興的理想。

散文特色
曲折謹嚴——曾鞏記體散文的結構特色：曾鞏為文非常注意構架，朱熹在《朱子語類》中云：退之南豐之文，卻是布置"氣因而在這樣精心的營構下，曾鞏的記體散文的第一個特點就是嚴謹有條理。如其《越州趙公救災記》，文章一開始就先交代越公在饑荒到來之前所做的各種準備，怎么發放糧食，什麼時間發放，在哪些地點發放，針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發放措施，對棄嬰的收養等等，這些曾鞏都詳細而有條理的記了下來。最後筆鋒自然轉到表現趙公其人的賑災有方、敢於擔當、勤政為民的高尚人格和光輝形象上。這么多紛繁複雜的內容，在曾鞏的筆下卻有條不紊，有頭有尾，足見曾鞏嚴謹條理的散文功力。曾鞏記體散文結構上富有條理，論述嚴謹的特點。這樣的結構特點在曾鞏記體散文中還有很多體現。如《醒心亭記》其次，曾鞏記體散文在結構上還有迂迴曲折的特點。質樸尚議一曾鞏記體散文的語言特色：北宋時期，浮靡文風的西崑體和險怪艱浬的太學體都曾一度成為文人們爭相學習的對象，就連文壇領袖歐陽修也曾用力學習過駢文。但是隨著政治革新的需要，這種文風越來越無法承擔起社會變革的重任。宋仁宗嘉佑二年，歐陽修利用主貢的機會，大加痛斥太學體的士，身體力行的在創作中提倡簡約自然的文風，曾鞏作為師從於他的弟子必然會參與到這樣的創作中去。曾鞏讚嘆上古的經典不僅用簡單凝鍊的語言準確記錄事情的始末，並且這其中精微細緻的深意和細節也傳達的滴水不漏。他對這些精簡語言的推崇正體現出曾鞏對簡約文風的追求。其實曾鞏在自己的散文創作實踐中。簡約的文風也是得到了充分的體現，主要表現為以下三個方面。首先，在語言色彩上，曾鞏的語言客觀樸實。其次，在語言表達上，曾鞏的語言表現出多議論的特點。最後，曾鞏的語言力求準確。 理性冷靜一曾鞏記體散文的情感特色：曾鞏總是被人稱為醇儒劉熙載《藝概》就這樣評價道:曾文窮盡事理，其氣味爾雅深厚，令人想見碩人之寬。看曾鞏的散文，很難看到他激烈的情感表達，這一點自然與他語言上多議論的特點有關，但在字裡行間常讓人感到是曾鞏自己對情感的一種克制。古文運動將載道的重任加到散文的身上，這使得情感在散文中的表達空間變得有限，加之曾鞏自身對儒道的推崇，更使得的他的散文中正平和，在情感上表現出一種理性冷靜的特徵。

散文態度
曾鞏的散文特色的形成主要取決於兩個方面，一個是曾鞏對中正平和的文風的喜好，另一方面則是人生態度的影響。曾鞏在思想上曾鞏推崇儒學，在文章的美感追求上曾鞏則喜好學習劉向的文風。除了在思想和文風學習上偏好的影響，曾鞏坎坷的人生經歷也是影響其風格形成的因素之一。曾鞏十八歲開始參加科舉考試，但是直到三十九歲才金榜題名。古人七十古來稀，快四十的曾鞏才在求仕的路途上獲得了第一次成功，從十八歲到三十九歲這二十多年間，仕途的不順和生活的坎坷磨鍊出曾鞏堅韋刃的性格。使得他在經歷了人生的大悲大喜之後，反而能以一種淡薄的心態去面對人世的一切,反應到文學作品中便內化為一種沉穩淡定的風格。曾鞏一生命途多舛，但他始終都是堅強冷靜的面對，自身的性格和生活的磨礪賜予了曾鞏從容踏實、客觀冷靜的心境,從而在他創作的詩文中也深深的烙上這樣的印記。

曾鞏詩詞
曾鞏的主要成就在文，亦能詩。存詩400餘首，其詩特點是比較質樸，雄渾超逸，含義深刻，略似其文，格調超逸，字句清新，但有些也存在宋詩言文言理的通病，但為文所掩，不受重視。他不但善賦體，也有詩長於比興，形象鮮明，頗得唐人神韻。他的各體詩中以七絕的成就最高，精深，工密，頗有風致。如《西樓》、《城南》、《詠柳》等寫景抒情的佳作。就“八大家”而論，他的詩不如韓、柳、歐、王與蘇軾，卻勝於蘇洵、蘇轍。詞僅存《賞南枝》一首。其詩文曾被選譯成英文，在國外發行。

第一，紀實詩。曾鞏的紀實詩繼承和發揚了唐代杜甫現實主義詩歌文學傳統，以反映社會現實、關注民間疾苦、揭弊政、評國事為主要內容，表現了他關注民生、濟世興邦的儒家思想。曾鞏所生活的加上自然災害頻發，百姓生活苦不堪言。曾鞏以詩歌真實描寫了民生疾苦的狀況。在《追租》這首詩中，一句“山下窮割剝”寫出了饑荒之年農民還要被層層盤剝的悲慘境遇，由此抨擊地方官吏“暴吏理宜除”，並提出“浮費義可削”的政策主張。這首詩沒有中國古代詩歌傳統的寫景抒情，而是赤裸裸地針砭時弊，體現了曾鞏關注民生疾一脈相承。與《追租》的主題思想類似的還有：描寫蟲災肆掠、揭批官憂國憂民憂時的《邊將》、《胡使》、《嗟嘆》等等。曾鞏的紀實詩除了對民生疾苦毫無遮掩地寫實之外，還對積貧積弱的北宋王朝政局建言獻策，有力地增強了文學在中國古代政治發展中的地位與作用。第二，詠史詩。中國古代文人雅士多偏好以詠史來借古諷今和抒發情懷。曾鞏的詩歌也經常以緬懷歷史人物、評價歷史事件來表情達意。曾鞏總能以惺惺相惜的姿態與心態去追思感受前人中那些與他理想抱負相似的人的精神世界，從而緬懷先聖、寬慰自我、排解憂愁、堅定決心。例如在《揚顏》一詩中，曾鞏敬慕揚雄的立言不朽和顏回的立德不朽，以兩人執著求道精神激勵自己進業修德。再比如曾鞏的《讀五代史》，詩文以歷史諷喻現實，以史諫言北宋統治者革借管仲與鮑叔牙之交推崇誠信道德的《論交》；表達渴望明主、隱含壯志難酬之情的《隆中》；諫言選賢舉能、反對排斥賢臣的《垓下》等等。曾鞏的詠史詩或委婉言志，或直言改革，其托物喻人的文筆都源於現實又立意高遠，凸顯了他恩澤天下、救民濟世的儒家仁義思想。

第三，離別詩。離別愁緒是古代詩人借詩所抒之情當中最為常見的一種情懷。在《曾鞏集》中有100餘首詩歌蘊含離別之情。例如詩合集《奉和滁州九詠九首》顯示，曾鞏看望身在滁州的歐陽修返回時，離愁別緒頓生，對歐陽修的才學與人品大加讚賞。再比如《上杜相公》中所言，曾鞏前去拜訪仰慕已久、剛剛去職宰相的杜衍，臨別時曾鞏表達了對兩人友情的珍重和對杜衍的敬仰之情。曾鞏的此類詩歌還有：懷念好友王安石的《寄介甫詩》、《江上懷介甫》；惜別友人的《送陳商學士》；感傷人才離去、叮囑學生的《送錢生》；送別、勸慰失意者的《酬吳仲庶龍圖暮春感懷》、《送孫穎賢》；懷念、惜別親人的景交融，感染力極強。此外，離別詩也是曾鞏本人各個重要人生階段與思想狀態的真實記錄。

生平

概述
曾鞏，建昌南豐（今屬江西）人，北宋著名政治家、散文家。他家境貧寒，有一個哥哥，四個弟弟，十個妹妹（其中一人夭折），父親被罷官，身體也不好，所以肩負起養家的重任。
曾鞏自稱“家世為儒”（曾鞏《上歐陽學士第一書》），祖父作過尚書戶部郎中，父為太常博士。曾鞏天資聰慧，記憶力非常強，幼時讀詩書，脫口能吟誦，與兄長曾曄一道，勤學苦讀，自幼就表現出良好的天賦。史稱鞏“十二歲能文，語已驚人”。其弟曾肇在《亡兄行狀》中稱其“生而警敏，不類童子”，而且記憶力超群，“讀書數萬言，脫口輒誦”。18歲時，赴京趕考，與隨父在京的王安石相識，並結成摯友。20歲入太學，上書歐陽修並獻《時務策》。歐陽修見其文筆獨特，非常賞識。歐陽修說：“過吾門者百千人，獨於得生為喜。”（《上歐陽學士第二書》）自此名聞天下，但因其擅長策論，輕於應舉時文，故屢試不第。慶曆七年（1047），其父去世，其身為次子（其上尚有一兄長），只好輟學回歸故里，盡心侍奉繼母。曾鞏少年時與王安石為密友，登歐陽修之門以後，就向歐陽修推薦了王安石。直至嘉祐二年（1058），歐陽修主持會試，堅持以古文、策論為主，詩賦為輔命題，曾鞏才與其弟曾牟、曾布及堂弟曾阜一同登進士第一。
嘉祐四年（1059），任太平州（今安徽當塗縣）司法參軍，以明習律令，量刑適當而聞名。五年，由歐陽修舉薦到京師當館閣校勘、集賢校理，理校出《戰國策》、《說苑》、《新序》、《梁書》、《陳書》、《唐令》、《李太白集》、《鮑溶詩集》和《列女傳》等大量古籍，對歷代圖書作了很多整理工作，並撰寫了大量序文。 熙寧二年（1069），任《宋英宗實錄》檢討，不久被外放越州（今浙江紹興）通判。熙寧五年後，歷任齊州、襄州、洪州、福州、明州、亳州等知州。為政廉潔奉公，勤於政事，關心民生疾苦。他根據王安石的新法宗旨，結合實際情況加以實施。致力於平反冤獄、維護治安、打擊豪強、救災防疫、疏河架橋、設定驛館、修繕城池、興辦學校、削減公文、整頓吏治、廢除苛捐雜稅，深受民眾擁戴。
元豐三年（1080），改任滄州（今河北）知州，途經京城開封時，宋神宗召見。宋神宗對其“節約為理財之要”的建議大為讚賞，留任為三班院勾判。元豐四年，朝廷認為“曾鞏史學見稱士類，宜典五朝史事”，任為史官修撰，管勾編修院，判太常寺兼禮儀事。元豐五年，拜中書舍人。同年九月，遭母喪，去官。次年，病逝於江寧府（今南京）。後葬於南豐源頭崇覺寺右。南宋理宗時追謚為“文定”，人稱“南豐先生”。 他還為唐宋八大家之一

政事
自稱"家世為儒“，①曾祖歷官水部員外郎，祖父為尚書戶部郎中，父為太常博士。《宋史》稱曾鞏年幼"警敏“，"讀書數百言，脫口成誦“②。"十二歲能文，語已驚人“③。但據他自稱幼時從先生受書，"方樂與家人童子嬉戲“，到十六七歲時，"窺六經之言，與古今文章有過人者“，始知愛好，並努力學習④。到二十歲後，"歐陽修見其文奇之“⑤大約就在這時，他曾給歐陽修寫信，並"獻雜文時務策兩編“。信里他一面稱讚歐陽修的道德文章，一面表白自己的為人志節："鞏自成童，聞執事之名，及長，得執事之文章，口誦而心記之，觀其根極理要，撥正邪僻，掎挈當世，張皇大中，其深淳溫厚，與孟子韓吏部之書為相唱和，無半言片詞舛駁於其間，真六經之羽翼，道義之師祖也。……又聞執事之行事，不顧流俗之態，卓然以體道扶教為己務。……信所謂能言之能行之，既有德而且有言也。韓退之沒，觀聖人之道者，固在執事之門矣。"曾鞏當時少不更事，而能有這樣的看法，很不簡單，所言者雖有所未盡，但大體符合實際。又說："鞏性樸陋，無所能似，家世為儒，故不業他。自幼迨長，努力文字間，其心之所得，庶不凡近。……唯其寡與俗人合也，於公卿之門未嘗有姓名，亦無達者之車回顧其疏賤。抱道而無所與論，心常憤憤悱悱，恨不得發也。今者乃敢因簡墨布腹心於執事，苟得望執事之門而入，則聖人之堂奧室家，鞏自知亦可以少分萬一於其間也。"這段話是表述自己的為人的。與俗不合，抱道自守，心志如此，確不凡近。歐陽修對於這樣的人物自是重視的。因此，曾鞏上書之後，曾經得到歐陽修接見。據曾鞏《上歐陽學士第二書》講，歐陽修見到他之後，曾對他說："過吾門者百千人，獨於得生為喜。"而且當曾鞏向歐陽修告別之時，歐陽修還寫了《送曾鞏秀才序》，其文云："廣文曾生來自南豐，入太學，與其諸生群進於有司，有司斂群才、操尺度，概以一法，考其不中者而棄之。……然曾生不非同進，不罪有司，告予以歸，思廣其學而堅其守，予初駭其文，又壯其志，……曾生橐其文數十萬言來京師，京師之人無求曾生者，然曾生亦不以乾也。予豈敢求生，而生辱以顧予，是京師之人既不求之，而有司又失之，而獨余得也。於其行也，遂見於文，使知生者，可以吊有司，而賀余之獨得也。"此序作於慶曆二年（1042），這時曾鞏雖見棄於有司，卻得到了歐陽修的賞識。
在這期間，曾鞏也結識了王安石，還曾向歐陽修推薦。他在《再與歐陽舍人書》中說："鞏頃嘗以王安石之文進左右而以書論之，其略曰：鞏之友有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稱其文。雖已得科名，然居今知安石者尚少也。彼誠自重，不願知於人，然如此人古今不常有。如今時所急，雖無常人千萬，不害也。顧如安石，此不可失也。"這是追述前此一封信中的話，可見曾鞏對王安石曾經非常器重。在這封信里，他不僅推薦王安石，還曾提到王回、王向，一併向歐陽修推薦。
後來，在《與王介甫第一書》里曾鞏又說："鞏至金陵，自宣化渡江來滁上，見歐陽先生，住且二十日，……歐公悉見足下之文，愛嘆誦寫，不勝其勤。間以王回、王向文示之，亦以書來言：此人文字可驚，世所無有。……歐公甚欲一見足下。能作一來計否？"由此看來，在這期間曾鞏同歐陽修已有相當親密的交往。

考中進士
曾鞏是在嘉祐二年（1058）歐陽修知貢舉時考中進士的。在這之前，他不但認識了歐陽修這樣的前輩，結交了王安石這樣的朋友，而且已經同當代其他幾個重要人物如杜衍、范仲淹等都有書信來往，投獻文章，議論時政，陳述自己為人處世的態度。不過，曾鞏所寫的這些書信，不同於尋常的"乾謁“，不是請求薦引。例如，他在《上杜相公書》中說："今也過閣下之門，又當閣下釋袞冕而歸，非乾名蹈利者所趨走之日，故敢道其所以然，而並書雜文一編，以為進拜之資。蒙賜之一覽焉，則其願得矣。"這封信大概就寫於慶曆五年（1045）杜衍、范仲淹等被黜離職之後。曾鞏於此時寫信並投獻文章，正好說明他的為人和政治態度，政治上同杜衍、范仲淹一致，絕不趨炎附勢。

編校書籍
曾鞏既中進士，便被調任為太平州（今安徽當塗）司法參軍，又召編校史館書籍，遷館閣校勘，集賢校理，為實錄檢討官。 在這期間，曾鞏對於歷代圖書作了很多整理工作。對於歷代圖書聚散以及學術源流多所論述，寫過一些敘錄，如《新序目錄序》、《列女傳目錄序》、《戰國策目錄序》等，還有《梁書》、《陳書》、《南齊書》等，也都寫有“敘錄”。
曾鞏雖推崇歐陽修，但他的學術觀點和歐陽修亦有所不同。例如，他在《筠州學記》中說："周衰，先王之跡熄。至漢，六藝出於秦火之餘，士學於百家之後，言道德者矜高遠而遺世用，語政理者務卑近而非師古。刑名兵家之術，則狃於暴詐，惟知經者為善矣，又爭為章句訓詁之學，以其私見妄（一本下有"臆"字），穿鑿為說，故先王之道不明而學者靡然溺於所習。當是時能明先王之道者揚雄氏而已。"他對揚雄如此稱讚，這看法與韓愈比較相近，與歐陽修則頗相反。
此外，曾鞏還有《答王深甫論揚雄書》，對於揚雄屈事王莽以及作《劇秦美新》，都有所辯解，並引王安石的看法，以為"雄之仕合於孔子無不可之義“，而且認為"世傳其投閣者妄"云云。曾鞏對揚雄的看法，涉及政治和學術兩個方面。揚雄的政治態度和學術成就，對曾鞏都有影響。

任職情況
曾鞏離開館閣，又作了十幾年的地方官吏。最初是越州通判（今浙江紹興一帶），其後又知齊州（今山東濟南一帶），徙襄州、洪州，知福州。史稱曾鞏在這幾州都有政績，主要在"荒政"和"平盜"兩個方面，而後者並非真是政績。曾鞏移徙洪州時，曾有《移守江西先寄潘延之節推》詩，詩云："憶昔江西別子時，我初折腰五斗粟。南北相望十八年，俯仰飛光如轉燭。"他這時似乎已有倦於轉徙的感嘆。此後便多次表示為了養親而不願遠仕。
在赴福州之前，曾鞏有《辭直龍圖閣知福州狀》。到福州後又有《福州上執政書》，書中說："轉走五郡，蓋十年矣，未嘗敢有半言片辭求去邦域之任而冀背朝廷之義。此鞏之所以自處，竊計已在聽察之日久矣。今輒以其區區之腹心，敢布於下執事者，誠以鞏年六十，母年八十有八，老母寓食京師，而鞏守閩越，仲弟守南越，二越者，天下之遠處也，於著令：有一人仕於此二郡者，同居之親當遠仕者，皆得不行。……"據此，他請求"或暫還之闕下，或處以閒曹，或引之近畿，屬以一郡，使得諧其就養之心，慰其高年之母。“此書之外，曾鞏還有《福州奏乞在京主判閒慢曹局或近京一便郡狀》，也是請求朝廷照顧養親的。大概正是因為他一再申請，朝廷曾一度下令，"召判太常寺“；可是當他離職上路以後，又有詔改知明州。為此，曾鞏又有《移明州乞至京迎侍赴任狀》，希望朝廷允許他"暫至京師迎侍母赴任“。但未能如願，所以後來移知亳州，又繼續申請。他在《移知亳州乞至京迎侍赴任狀》中說："臣昨任福州，已系遠地，迎侍不得，即今老母多病，見在京師，人子之誼，晨昏之戀，固難苟止。二者於臣之分，實為迫切。……只乞對移陳蔡一郡，許臣暫至京師，迎侍老母赴任。……今臣幸蒙恩詔移守亳州，如臣所請。況亳州去京不遠，欲乞許臣暫至京師，迎侍老母赴任。“元豐三年（1080），曾鞏又徙知滄州，有《滄州乞朝見狀》，說："竊念臣遠離班列十有二年，伏遇陛下神聖文武，當天受命，……而臣曾未得須臾之間進望清光，竊不自揆，願奉德音，犬馬之情，固非一日之積。今將至京師，他望聖慈，許臣朝見。"於是神宗召見了曾鞏。召見之後，他曾請求登對，有《乞登對狀》，說自己被召見時，"不敢率然以對“，可是"退而伏念“，還是希望"上殿敷奏“，以便"披腹心“，"當天心“。此後曾鞏便被留在京師，"勾當三班院“。

告老還鄉
元豐四年（1081），有詔書說："曾鞏史學見稱士類，宜典五朝史事。"於是便"以為史館修撰，管勾編修院，判太常寺兼禮儀事“。史稱"近世修國史，必眾選文學之士，以大臣監總，未有以五朝大典獨付一人者“，於是曾鞏入朝辭謝說："此大事，非臣所敢當。"並有《申中書乞不看詳會要狀》，表示謙讓。
元豐五年（1082）四月，擢拜中書舍人。這時曾鞏又有《辭中書舍人狀》，述說自己"齒髮已衰，心志昏塞“，希望另選賢能。還有《授中書舍人舉劉攽自代狀》，表示謙退。但這年九月，曾鞏即遭母喪，因而罷職。
元豐六年（1083）四月，曾鞏卒於江寧府（今江蘇南京），終年65歲。著作有《元豐類稿》等。

主要成就

散文
曾鞏散文成就很高，是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積極參與者，宋代新古文運動的重要骨幹。作為歐陽修的積極追隨者和支持者，幾乎全部接受了歐陽修在古文創作上的主張，他在理論上也是主張先道而後文的。但比韓愈、歐陽修更著重於道。在古文理論方面主張先道後文，文道結合，主張“文以明道”。其文風則源於六經又集司馬遷、韓愈兩家之長，古雅本正，溫厚典雅，章法嚴謹，長於說理，為時人及後輩所師範。《宋史·曾鞏傳》評論其文“立言於歐陽修、王安石間，紆徐而不煩，簡奧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可謂難矣。”。王安石說：“曾子文章眾無有，水之江漢星之斗”。蘇軾認為：“曾子獨超軼，孤芳陋群妍”。蘇轍則用“儒術遠追齊稷下，文詞近比漢京西”來概括曾鞏的學術成就。朱熹也推崇他“予讀曾氏書，未嘗不掩卷廢書而嘆，何世之知公淺也。”其議論性散文剖析微言，闡明異議；記敘性散文舒緩平和，翔實而有情致，對後世創作影響極大，明清兩代著名作家都將其作品奉為典範。曾鞏為文，自然淳樸，而不甚講究文采。在八大家中，他是情致較少的一個。

詩歌
曾鞏的主要成就在文，但亦能詩。現存詩400餘首，大都寫得比較質樸，雄渾超逸，含義深刻，略似其文。元代劉塤認為曾鞏“平生深於經術，得其理趣；而流連光景，吟風弄月，非其好也。往往宋人詩體多尚賦，而比與興寡，先生之詩亦然”（《隱居通議》卷七），道出了他詩歌藝術的主要特徵。但他並非只善賦體，也有一些詩長於比興，形象鮮明，頗得唐人神韻。他的各體詩中以七絕的成就最高，精深，工密，頗有風致。如《西樓》、《城南》、《詠柳》等，稱得上宋代近體詩中寫景抒情的佳作。就“八大家”而論，他的詩不如韓、柳、歐、王與蘇軾，卻勝於蘇洵、蘇轍。但為文所掩，不受重視。詞僅存《賞南枝》一首。其詩文曾被選譯成英文，在國外發行。
曾鞏的學術和文章在他生前就享有很高的聲譽。降及南宋，盛譽不衰。朱熹在北宋各古文家中獨服膺曾鞏。呂祖謙編選《古文關鍵》時，只取曾鞏，不取王安石，可見當時風尚。元末明初朱右編選《八先生文集》，開始將曾鞏與韓、柳、歐、王及三蘇並列。明代唐宋派的王慎中、唐順之、茅坤、歸有光作文都推尊曾鞏。茅坤編《唐宋八大家文抄》，將曾鞏正式列為八大家之一，這更奠定了他在散文史上的重要地位。清代桐城派的宗祖方苞，以及劉大櫆、姚鼐等，將歐陽修、曾鞏的文章作為楷模，從學曾入手學歐文。這種風氣在從方苞到方東樹的幾代桐城派作家中都沒有多大改變。從宋到清，雖也有個別貶抑曾鞏的言論，但不是主流。
曾鞏強調六經為本源，借聖人之學加強文章底蘊，追求一種雍容典雅的藝術風格。無論敘事、議論都沖和平淡、委曲周詳。布局完整嚴謹，節奏舒緩不迫，語言乾淨，思致明晰。文章平易理醇，且其開闔、承轉、起伏、迴環都有一定的法度，顯得規矩嚴密，故唐宋八大家中最便於學習。明清唐宋文派和桐城派散文作者，學“古文”多由模仿曾文入手，這當是一個重要原因。
曾鞏一生用功讀書，家裡藏書二萬餘卷，他一一加以校勘，至老不倦。收集古今篆刻500卷，編為《金石錄》。所著文集《元豐類稿》50卷現存於世，有《四部叢刊》影元本。曾編校過《梁書》、《陳書》、《南齊書》、《列女傳》，整理過《戰國策》、《說苑》，另有《續稿》40卷、《外集》10卷，宋後亡佚。
曾鞏還十分重視興教勸學，培養人才，在撫州居所側建有“興魯書院”，並親自定學規、執教席，推動撫州學風。在南豐“子固公園”，有曾鞏幼時讀書處──讀書岩、曾文定公祠、仰風亭、思賢堂，縣博物館亦建在其內。南昌市有一條子固路，也是後人為紀念這位先賢而命名的。
南豐曾氏為耕讀世家。自鞏之祖父致堯於太平興國八年（983）舉進士起，77年間曾家出了進士19位。進士中，致堯輩7人，其子易占輩6人，其孫鞏輩6人。此外，鞏之妹婿王安國、王補之、王彥深等一批人亦皆進士。披閱《建昌府志》、《南豐縣誌》及諸曾著作如鞏之《元豐類稿》，我們不能不被該家族的儒學底蘊、文化積澱與苦學精神所震驚。曾鞏進士同年蘇軾、蘇轍贈詩稱：“儒術遠追齊稷下，文詞近比漢京西”，非虛言也。

套用文
曾鞏作為唐宋八大家之一，有《元豐類稿》和《隆平集》傳世，從他傳世的文集來看，他的興趣主要在於史傳、策論一類的套用文。尤其是他從事史書編纂工作多年，對史傳碑誌的寫作較有研究。對他有關套用文的理論進行研究和總結，對現代套用文的發展不無指導意義。
套用文起源於堯舜時代。他在《辭中書舍人狀》中論述套用文的歷史發展時，斷定套用文起源於堯舜時代。在唐、虞、夏、商、周時代。君主一方面創新政事，按百官的實績賜與爵位和恩惠，另一方面教化治理平民，一定要有詔、號、令、命一類的套用文詔告天下，傳達君主的意圖。於是君主挑選聰明、才能出眾、工於語言的文學大臣載於典冊，使君主的意圖傳布暢達，施行於天下，傳於後世，這樣就產生了套用文，以作為教化治理的工具。“竊以唐虞三代之君，興造政事，爵德官能之際，所以播告天下，訓齊百工，必有詔號令命之文，達其施為建立之意。皆擇當世聰明雋逸、工於言語文學之臣，使之散揚演暢，被於簡冊。以行之四方，垂之萬世，理化所出，其具在此。”(《辭中書舍人狀》)套用文起源於堯舜是他根據有聖君就有套用文推斷出來的。因為聖君要治理國家，治國的號令要使天下人周知，唯一的途徑就是借“能言之士”通過文字傳達，套用文是治理國家所必須的。”蓋聖君難諭之情，將欲施於號令，得當世能言之士，然後是於文辭”(《謝中書舍人表》最早的套用文見於甲骨卜辭，是現今通行的說法，曾鞏認為套用文的起源早於甲骨卜辭。這種說法還是可信的。其一，符合套用文為套用而產生的實際；其二，符合有文字便有文章的基本原理，據考古研究的資料表明，漢字歷史可遠溯到五六千年前。（節選自《套用寫作》學術月刊1995年第1期《曾鞏套用文論》）

主要著作
曾鞏的思想屬儒學體系，他贊同孔孟的哲學觀點，強調“仁”和“致誠”，認為只要按照“中庸之道”虛心自省、正誠修身就能認識世界和主宰世界。在政治上他反對兼併政策，主張發展農業和廣開言路。他在任地方官時，總是以“仁”為懷，“除其奸強，而振其弛壞；去其疾苦，而撫其善良”(《齊州雜詩序》)。由於他思想有一定局限性，因此，對王安石變法有些不同看法。他認為法愈密，則弊愈多。但是曾鞏也不主張死守成法，他對在位者的因循苟且表示不滿，提出“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戰國策目錄序》)的觀點。主張在不失先王意旨的前提下，對法製作必要的改革。在行動上，他能夠維護新法，在齊州為官時，能力行保甲之法，使州人安居樂業。 曾鞏的散文創作成就很高，是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積極參加者。他師承司馬遷、韓愈和歐陽修，主張“文以明道”，把歐陽修的“事信、言文”觀點推廣到史傳文學和碑銘文字上。他在《南齊書目錄序》中說：“古之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他強調只有“蓄道德能文章者”，才足以發難顯之情，寫“明道”之文。他的散文大都是“明道”之作，文風以“古雅、平正、沖和”見稱。《宋史》本傳說他“立言於歐陽修、王安石間，紆徐而不煩，簡奧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他的議論性散文，剖析微言，闡明疑義，卓然自立，分析辨難，不露鋒芒。《唐論》就是其中的代表作，援古事以證辯，論得失而重理，語言婉曲流暢，節奏舒緩不迫，可與歐陽修的《朋黨論》媲美。他的記敘性散文，記事翔實而有情致，論理切題而又生動。著名的《墨池記》和《越州趙公救災記》熔記事、議論、抒情於一爐，深刻有力，通情達理。他的書、序和銘也是很好的散文。《寄歐陽舍人書》和《上福州執政書》歷來被譽為書簡範文。敘事委婉深沉，語言簡潔凝練，結構十分嚴謹。《戰國策目錄序》論辯人理，氣勢磅礴，極為時人所推崇。當西崑體盛行時，他和歐陽修等人的散文，一揖雕琢堆砌之風，專趨平易自然。王安石曾讚嘆說：“曾子文章世稀有，水之江漢星之斗。”(《贈曾子固》)。蘇軾也說：“醉翁門下士，雜從難為賢；曾子獨超軼，孤芳陋群妍”。 曾鞏也擅長寫詩，有400餘首傳世。其詩或雄渾瑰偉，或委婉超逸，無不含義深刻，妙趣橫生。《迫租》描繪了“今歲九夏旱，赤日萬里灼”，“計雖賣強壯，勢不旭弱”的慘狀，發出“暴吏體宜除，浮費義可削”的呼聲，與王安石的《兼併》詩有異曲同工之妙。絕句《西樓》、《城南》，清新雋永，具有王安石晚年詩作的風致。他的詠物詩多數富有新意，如《詠柳》詩：“亂條猶未變初黃，倚得東風勢便狂。解把飛花蒙日月，不知天地有清霜。”以柳樹隱喻奸臣和邪惡勢力，形象逼真，寓意深刻，別開生面。曾鞏的詩作，格調超逸，字句清新，但有些也存在宋詩言文言理的通病，又為其文名所掩，故不甚為人們所注意。 曾鞏一生整理古籍、編校史書，也很有成就。《戰國策》、《說苑》、《列女傳》、《李太白集》和《陳書》等都曾經過他的校勘。《戰國策》和《說苑》兩書，多虧他訪求採錄，才免於散失。他每校一書，必撰序文，藉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曾鞏好藏書，珍藏古籍達20000多冊；收集篆刻500卷，名為《金石錄》。曾鞏治學嚴謹，每力學以求之，深思以索之，使知其要，識其微，故能“上下馳騁，愈出而愈工”。其弟曾肇，說他的文章“一落紙，為人傳去，不旬月而周天下，學士大夫手抄口誦，惟恐得之晚也”(曾肇《亡兄行狀》，見《元豐類稿》卷末)。曾鞏培養了一批名儒，陳師道、王無咎、曾肇和曾布受業於他。《宋元學案》云：“陳無己(師道)好學苦志．以文謁曾子固，子固為點去百十字，文約而義意加備，無己大服。” 曾鞏的文章對後世的影響也很大。南宋朱熹“愛其詞嚴而理正，居嘗誦習”。明代唐宋派散文家王慎中、唐順之、茅坤、歸有光，清代的桐城派方苞、劉大槐、姚鼐和錢魯斯等人都把他的文章奉為圭臬。《明史·王慎中傳》載：“慎中為文，初主秦漢，謂東京之下無可取，已司歐、曾作文之法，乃盡焚舊作，一意師仿，尤得力於曾鞏；順之初不服，久亦變而從之。” 曾鞏一生著述豐富，有《元豐類稿》50卷、《續元豐類稿》 40卷、《外集》10卷流行於世。另外，他還著有《衛道錄》、《大學稽中傳》、《禮經類編》、《雜職》、《宋朝政要策》、《詩經教考》等等。宋朝南渡後，《續稿》、《外集》散佚不傳，今僅存《元豐類稿》 50卷。又世傳《隆平集》30卷舊題曾鞏撰，前人考訂系出於偽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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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介紹

先道而後文
曾鞏是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他在當代和後代古文家的心目中地位是不低的。他的成就雖然不及韓、柳、歐、蘇，但有相當的影響。
曾鞏為文主張是接近歐陽修的。先道而後文，但比歐陽修更側重於道。在《答李沿書》里他說：辱示書及所為文，……足下自稱有憫時病俗之心，信如是，是足下之有志乎道，而予之所愛且畏者也。末曰其發憤而為詞章，則自謂淺俗而不明，不若其始思之銳也。乃欲以是質乎予。夫足下之書始所云者，欲至乎道也；而所質者，則辭也。無乃務其淺、忘其深，當急者反徐之歟？夫道之大歸非他，欲其得諸心，充諸身，擴而被之天下國家而已，非汲汲乎辭也。其所以不已乎辭者，非得已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此其所以為孟子也。
此外，在《與王向書》、《回傅權書》中也有類似的見解。先道德而後辭章，這是曾鞏的一貫主張。也許正是在這樣的思想支配下，曾鞏的文章同韓、柳、歐、蘇各家相比，便顯得質樸少文。韓、歐諸公雖也說過先道後文一類的話，但他們畢竟還是重視文采，曾鞏則不很講求文采。

自然淳樸
當然，曾鞏雖然不講文采，而文章卻寫得自然淳樸，自成一家。這是曾鞏文章的特色。這特色體現在幾個不同的方面。首先是論事之文寫得紆餘委備，委婉曲折，與歐陽修近似。其次，曾鞏文章雖質樸少文，然亦時有搖曳之姿，縱橫開合，有如韓愈。贈序之文，尤有特點。例如《贈黎安二生序》一開始說：蘇軾"自蜀以書至京師遺予，稱蜀之士曰黎生安生者，既而黎生攜其文數十萬言，安生攜其文亦數千言，辱以顧予“。然後說，讀了他們的文章，認為："二生固可謂魁奇特起之士，而蘇君固可謂善知人者也。"再說下去，便說到黎生將行，求曾鞏贈言，以"解惑於里人“。於是曾鞏乃大發議論如下：予聞之自顧而笑。夫世之迂闊，孰有甚於予乎？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此余之所以困於今而不自知也。世之迂闊孰有甚於予乎？今生之迂，特以文不近俗，迂之小者耳，患為笑於里之人；若予之迂大矣，使生持吾言而[歸]，且重得罪，庸詎止於笑乎？然則若予之於生將何言哉？謂予之迂為善，則其患若此；謂為不善，則有以合乎世必違乎古，有以同乎俗必離乎道矣。生其無急於解里人之惑，則於是焉必能擇而取之。遂書以贈二生並示蘇君以為何如也。像這樣的筆墨雖然不及韓愈的贈序那樣縱橫變化，故作姿態；卻也寫得曲折盡意，很有波瀾。而且語出自然，無造作之跡，這一點又近似歐陽修。再有，曾鞏的文章又是善於記敘的，其特點是條理分明，無不達之意。例如《越州趙公救災記》，寫知越州的趙公"前民之未飢，為書問屬縣"云：災所被者幾鄉？民能自食者有幾？當廩於官者幾人？溝防構築可僦民使治之者幾所？庫錢倉粟可發者幾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幾家？僧道士食之羨粟書於籍者其幾具存？使各書以對，而謹其備。還有，曾鞏為文，一般說來，是長於記敘、不多寫景的，例如《醒心亭記》、《游山記》等，幾乎不寫景物。但有的文章也極刻畫之工，如《道山亭記》即是一例：其路在閩者，陸出則厄於兩山之間，山相屬，無間斷，累數驛乃一得平地。小為縣，大為州，然其四顧亦山也。其途或逆坂如緣絙，或垂崖如一發，或側徑鉤出於不測之溪。土皆石芒峭發，擇然後可投步。負戴者雖其土人猶側足然後能進，非其土人，罕不躓也。其溪行，則水皆自高瀉下，石錯出其間，如林立，如士騎滿野，千里上下，不見首尾。水行其隙間，或衡縮蟉糅，或逆走旁射，其狀若蚓結，若蟲鏤，其鏇若輪，其激若矢。舟溯沿者，投便利，失豪分，輒破漏。雖其土長川居之人，非生而習水勢者，不敢以舟楫自任也。其水陸之險如此。這段文字是寫道山亭所在之地的山川之險的，形容刻畫，可謂精工。同柳宗元山水諸記相比，自有特色。 由此看來，曾鞏為文雖少景物描寫，卻並非不能，而是不為。偶一為之，也能臻於極妙之境。
此外，曾鞏還有一些論及學術、藝術的文章，例如《戰國策目錄序》、《宜黃縣學記》、《墨池記》等，縱論古今，更多學者氣息。

簡奧而不晦
《宋史》本傳論及曾鞏的文章："曾鞏立言於歐陽修、王安石間，紆徐而不煩，簡奧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可謂難矣。"這一評語，比較切合曾鞏文章的實際。"紆徐簡奧“，概括了主要特點。
曾鞏生前與身後，都不曾以詩見稱。但他一生作詩也並不少。而且有些詩中還抒發了不見於文的思想和情感。在文章里，曾鞏不像歐陽修那樣指陳時弊，而在詩中卻有所涉及。例如《胡使》詩云：南粟鱗鱗多送北，北兵林林長備胡。胡使一來大梁下，塞頭彎弓士如無。折衝素恃將與相，大策合副艱難須。還來里閭索窮骨，斗食尺衣皆北輸。中原相觀雙失色，胡騎日肥妖氣粗。九州四海盡帝有，何不用胡藩北隅？
這樣的言語，在曾鞏的論政之文中不曾有過。"斗食尺衣皆北輸“，"胡騎日肥妖氣粗“，這是對北宋朝廷刮民髓齎盜糧的苟安政策的生動概括。剝奪百姓的衣食，養肥入侵的軍馬。這是十分令人痛心的事，曾鞏循循儒者，於此也不能不慨乎言之。
曾鞏還有《追租》一詩，其中有句云："赤日萬里灼“，"禾黍死磽确“。"飢羸乞分寸，斯須死笞縛“。"公卿飽天祿“，"每肆誅求虐“。這是說天旱民飢，而官方不恤。曾鞏在這裡頗有為民請命之意。最後說："試起望遺村，霾風振墟落“，面對民間疾苦，曾鞏是無能為力的。
曾鞏一生，歷任地方官職，鞠躬盡瘁，似乎沒有什麼抱怨。幾次上書，皆以侍親為言。但在詩中，有時也微露不滿。例如《東軒小飲呈坐中》云：二年委質系官次，一日偷眼看青山。念隨薄祿閒垂首，似見故人羞滿顏。及門幸得二三友，把酒能共頃刻間。海魚腥鹹聊復進，野果酸澀誰能刪。談劇清風生塵柄，氣酣落日解帶鐶。瑰材壯志皆可喜，自笑我拙何由攀。高情坐使鄙吝去，病體頓覺神明還。簡書皇皇奔走地，管庫碌碌塵埃間。功名難合若捕影，日月遽易如循環。不如飲酒不知厭，欲罷更起相牽扳。
又如《人情》詩云：人情當面蔽山丘，誰可論心向白頭！天祿閣非真學士，玉麟符是假諸侯。詩書落落成孤論，耕釣依依憶舊遊。早晚抽簪江海去，笑將風月上扁舟。
在這樣一些詩里，曾鞏流露了更真切的情感。曾鞏不是詩人，但在詩里卻更體現了他的"全人“。總的看來，曾鞏一生，政治表現不甚突出。《宋史》本傳說“呂公著嘗告神宗以鞏為人行義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
綜觀曾鞏一生，歷任州郡官吏十幾年，在京師作官的時間不多。從他的一些政論文章看，如《唐論》、《書魏鄭公傳後》、《熙寧轉對疏》、《自福州召判太常寺上殿札子》、《移滄州過闕上殿札子》等，並沒有突出的政治見解。其主要觀點是泛稱三代之制，稱讚後周和唐初的貞觀之治，而對於宋代的政治卻沒有多少條陳和建議，與范、歐諸公不同。他在《移滄州過闕上殿札子》中對於宋朝的現狀還是相當稱讚的。他說：
蓋遠莫懿於三代，近莫盛於漢唐，然或四三年，或一二世，而天下之變不可勝道也。豈有若今五世六聖、百有二十餘年，自通邑大都，至於荒陬海聚，無變容動色之慮萌於其心，無援桴擊柝之戒接於耳目。臣故曰：生民以來未有如大宋之隆也。
又說：
今陛下履祖宗之基，廣太平之祚，而世世治安，三代所不及，則宋興以來，全盛之時，實在今日。 由此可見，曾鞏對於當時的政治不僅沒有任何不滿，而且推崇備至，當然也就不曾提出改革的意見。
在這以前，熙寧二年（1069），王安石參知政事，推行新法，當時曾鞏出守越州，其後轉徙六郡，在外十二年。對於熙寧新法，也沒有發表過具體意見。只是在《過介甫歸偶成》詩中說過："心交謂無嫌，忠告期有補，直道詎非難，盡言竟多迕。知者尚復然，悠悠誰可語。"觀此，則兩人過去言談之間，可能有過意見分歧。還有，其《與介甫第二書》也說："比辱書，以謂時時小有案舉，而謗議已紛然矣。足下無怪其如此也。"又說："謗怒之來，誠有以召之，故曰：足下無怪其如此也。雖然，致此者豈有他哉？思之不審而已矣。"由此看來，在政治上二人是有分歧的。
總的看來，曾鞏一生，政治表現不甚突出。《宋史》本傳說"呂公著嘗告神宗以鞏為人行義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這話可能有些根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