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霜風漸欲作重陽,熠熠溪邊野菊香。

出自宋代蘇軾的《捕蝗至浮雲嶺山行疲苶有懷子由弟二首·其二

霜風漸欲作重陽,熠熠溪邊野菊香。
久廢山行疲犖确,尚能村醉舞淋浪。
獨眠林下夢魂好,回首人間憂患長。
殺馬毀車從此逝,子來何處問行藏。

賞析

《捕蝗至浮雲嶺山行疲苶有懷子由弟》共有兩首,這是其中的第二首。這組是1074年(熙寧七年)八、九月間,蘇軾將離杭州通判任時所作。是年,蘇軾三十九歲。他的弟弟蘇轍(字子由)時任齊州掌書記,在濟南。《鹹淳臨安志》:“浮雲嶺,在於潛縣南二十五里。”(於潛,浙江境內的縣,在臨安西,位於分水港支流上。)蘇軾任杭州通判的三年中,年年都有水旱災害,所謂“止水之禱未能逾月,又以旱告矣”(《祈雨吳山》)。1074年,京城以東因乾旱鬧蝗災,“餘波及於淮浙”(《上韓丞相論災傷書》)。蘇軾因捕蝗至於潛,作此二詩寄給蘇轍,以抒發自己的抑鬱之情。

這一首著重寫山行疲苦之感。一二句點明時令、景物。重陽將近,溪邊野菊已開出耀眼金花。三四句紀行。蘇軾久不登山,這次為了捕蝗來到這山石高峻的浮雲嶺,深感疲苦不堪;然而他正處在壯年,豪情未減,偶爾喝一杯村酒,仍覺得精力有餘。此二句從生理方面的感受作一抑揚。五六句是夜宿山村的感受。夜晚,獨自一人在林木蔭翳的山村野店住宿下來,一天的疲勞,暫時忘卻,頓覺寵辱不驚,夢魂安穩;然而,這片刻的安閒卻喚起數年來世路奔波的許多回憶:那時局的動盪,黨派的傾軋,仕途的艱險,以及這場特大蝗災給人民帶來的困苦,他奔走呼號、欲訴無門的憤懣……這一切,湧上心來。詩人用“人間憂患長”五字加以概括,表達了自己的感慨。此二句再從心理上的感受作此一段抑揚。全詩經此兩度抑揚,聲情跌宕,有力地表露了抑鬱不堪之情,並很自然地帶出了結尾二句。

結尾緊承“人間憂患長”意,他想到此時這種疲於奔走、形同廝役的處境,忿忿然說:我真想像馮良一樣殺馬毀車,從此遁去,至於所謂用行舍藏那一套,不必再去管它,你也用不著再來和我討論了!《後漢書·周燮傳》載:,一個叫馮良的人,三十歲,為縣尉,奉命去迎接上官,他“恥在廝役,因毀車馬、裂衣冠”遁去,跑到犍為跟一個叫杜撫的學者學習去了。家裡人滿以為他死了,過了十多年他才回到家鄉。蘇軾用此事,也和此時山行疲苦、情緒不好有關。“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這是孔子的教訓。在封建社會裡,一些持身謹嚴的士大夫對自己的出處進退總是比較認真的。蘇軾弟兄也經常談到這一問題。兩年多以前,蘇軾在《初到杭州寄子由二絕》詩中就說:“眼前時事力難任,貪戀君恩去未能。”說他不願奉行新法,只是由於貪戀君恩,未能決然引去。在捕蝗事後不久,蘇軾在杭州赴密州道中寄給蘇轍一首《沁園春》詞又說:“用舍由時,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閒處看。”認為出仕或歸隱的主動權是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此時因捕蝗疲苦這一具體事件的觸發,天秤偏到那一端了。這和組詩中第一首的結尾“理蝗余”的積極態度表面上矛盾,其實不然。在蘇軾的思想上,為人民利益而奔走和為了奉行新法而被人驅使是完全不同的兩碼事。兩首詩的結尾各有側重。《烏台詩案》提到“獨眠林下”這四句詩時,蘇軾自己解釋說:“意謂新法青苗、助役等事,煩雜不可辦,亦言己才力不能勝任也。”這正是蘇軾的痛苦所在。王安石的變法在歷史上是一種進步,但新法本身並沒有解決農民的問題;加上新法執行中的某些偏差,給農民帶來了不利。因此,不能因為蘇軾不滿新法就一概加以否定。這兩首詩,更多地體現了他對人民的同情。

這首詩寫的是現實生活給詩人思想感情上的一次巨大衝擊,抑揚頓挫,感慨遙深,用事精切,寫出了內心深處的難言之情,也是親兄弟間推心置腹的肺腑之言,所以特別真切動人。

蘇軾

蘇軾

蘇軾(1037-1101),北宋文學家、書畫家、美食家。字子瞻,號東坡居士。漢族,四川人,葬於潁昌(今河南省平頂山市郟縣)。一生仕途坎坷,學識淵博,天資極高,詩文書畫皆精。其文汪洋恣肆,明白暢達,與歐陽修並稱歐蘇,為“唐宋八大家”之一;詩清新豪健,善用誇張、比喻,藝術表現獨具風格,與黃庭堅並稱蘇黃;詞開豪放一派,對後世有巨大影響,與辛棄疾並稱蘇辛;書法擅長行書、楷書,能自創新意,用筆豐腴跌宕,有天真爛漫之趣,與黃庭堅、米芾、蔡襄並稱宋四家;畫學文同,論畫主張神似,提倡“士人畫”。著有《蘇東坡全集》和《東坡樂府》等。► 3637篇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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