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傳·卷二十七

作者：張廷玉等

部分譯文

錢唐，字惟明，象山人。他博學敦行。洪武元年(1368)，舉明經。對策甚合聖旨，被特授予刑部尚書。二年詔令孔廟的春秋釋奠，只在曲阜舉行，天下就不必通祀。錢唐進宮上疏曰“：孔子垂教萬世，天下共尊其教，所以，天下應該通祀孔子，根本之禮不可廢。”侍郎程徐也上疏說“：古今祀典，唯獨社稷、三皇與孔子通祀。天下的百姓沒有社稷、三皇就沒法生存，沒有孔子之道則國不立。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都是聖人，然而對三綱五常之道發揚光大，記載於經典，百王效法，傳至萬世，使世代傳遞而人不墮落，這是孔子的力量。孔子因道設教，天下都祭祀他，不是祭祀他這個人，而是祭祀他的教和道。現在讓天下之人，讀他的書，從他的教，行他的道，但又不得舉祀，這不是維繫人心、扶植世教之舉。”然而這些都沒被太祖採納。很久以後，還是採納了他的建議。太祖曾閱讀《孟子》，看到“草芥”、“寇讎”之說，說這都不是臣子所適宜講的，建議免去他的配享，詔令如有進諫者以大不敬論處。錢唐抗疏進諫說：“我為孟軻而死，雖死猶榮。”當時，廷臣無不為他擔心。太祖鑒於他的誠懇沒有問罪。孟子的配享也得以恢復。然而終於命儒臣編修了《孟子節文》。

錢唐為人強直。曾受命宣講《虞書》，錢唐站立著宣講。有人說錢唐粗魯而不知君臣之禮，錢唐正色說：“以古聖帝之道，對皇上陳奏，不跪不為犯上。”又曾上諫宮中不宜張貼武后圖。違背了聖旨，在午門外罰罪。太祖怒消，賜給他食物，即命令撤下圖畫。不久，錢唐被貶至壽州，去世。

韓宜可，字伯時，浙江山陰人。元朝至正年間，行御史台徵召其為屬官，沒有應徵。洪武初年，舉薦授予山陰教諭，轉任楚府錄事。不久提升為監察御史，彈劾不迴避權貴。當時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陳寧、中丞塗節正得寵於皇上，曾侍坐，從容燕語。韓宜可直往前去，出示懷中彈文，彈劾他們三人險惡又好似忠臣，奸佞又好似正直，恃功怙寵，內懷反側，擢置台端，擅作福威，請求斬首以謝天下。太祖大怒說：“快口御史，膽敢排陷大臣啊！”命投入錦衣衛獄中，不久得以釋放。

九年(1376)出任陝西按察司僉事。當時官吏犯罪的，笞刑以上都貶至鳳陽屯田，數以萬計。宜可上疏爭辯說：“刑律禁止淫慝，一民犯罪，應視其情節輕重，犯罪是因公，還是因私，以及罪行的大小。現全部命他們謫屯，這對小人而言便宜了他們，對君子而言則害了他們，請求區別對待以平衡眾心。”這一建議得到太祖的認可。不久，入朝京師，遇上皇上賞賜籍沒入官的男女給各衙門官吏，唯獨宜可不接受。並極力辯說“：罪人不為奴，這是古代的制度。犯罪隨意株連，這是法制泛濫。何況男女，人之大倫，婚姻逾時，尚傷和氣。合門連坐，怎么能與聖朝相適宜？”太祖認為這是對的。後犯罪行將受刑，太祖親臨謹身殿訊問，得以釋免。又上奏二十多件事，都得以認可。不久，辭官歸鄉。不久，又徵召他入京。命撰寫祭祀鐘山、大江的祭文，曉諭日本、征討烏蠻檄文，皆稱聖意，特授山西右布政使。不久因事安置於雲南。惠帝即位，檢討陳性善舉薦，起任為雲南參政，入宮任命為左副都御史，死於官任上，當天夜晚，大星隕落了，戰馬驚嘶，人們說宜可魂歸西天了。

蕭岐，字尚仁，泰和人。五歲時就成了孤兒，事奉祖父母以孝順聞名。有司多次舉薦而不就。洪武十七年(1384)，詔令徵召賢良，強制起用他。他上十便書，大意是說皇上的刑罰過重，訐告風熾，請求禁止實對以杜絕誣告，依法定刑，以忠實詔令，奏章長達萬餘言。皇上召見他，授予潭王府長史。極力推辭。違忤聖旨，貶為雲南楚雄訓導。蕭岐當天即前往，皇上派快騎追回他。一年後，改授陝西平涼，一年後辭官。朝廷再次徵召他，令與錢宰等人考定書傳，賜給幣鈔，賞賜驛馬歸鄉。他曾編輯了《五經要義》，又取《刑統八韻賦》，引用律令作解，二者合而為一集。他曾說“：天下的理本為一體，違背道的就必定走入歧途。我把二書合而為一，使讀者能有所反省。”學者稱他為正固先生。

當時，太祖的治理十分剛嚴，使中外深感凜凜，奉法救過毫不寬恕，而蕭岐上書切中時弊，言語耿直，太祖並不以為忤逆。這以後因提建議而破格提拔的，還有門克新。

馮堅，不知何許人，為南豐典史。洪武二十四年(1391)，上書談九件事。一為養聖躬。請求皇上清心省事，不干涉具體事務，給百姓造福。二為擇老成。

諸王年方壯盛，左右的輔佐之臣，就要挑選老成的大臣擔任王官，如有正直的建議，對治國有利。三為攘要荒。請求務農講武，在邊疆屯戍，以防備不測。四為勵有司。請求任用廉正謹守之士，任以重職，甄別屬吏，具實奏報而予以黜陟，這樣可使官吏勇於自治。五為褒祀典。請求敕令有司收集歷代忠烈諸臣，追加封謚，使澆薄之俗有所興勸。六為省宦寺。晨夕密邇，他們的話容易聽得進，養成禍患而自己卻不知道。請求裁減冗員，可以杜絕異日陵替之弊。七為易邊將。授予兵權，他們長久身處邊疆，多有縱佚。請求隨時調動，每年調防，不使他們長久身居一職。不僅僅為了保全勛臣，而實質上可以防止戰將驕橫、士兵懶惰，造成輕內重外的局面。八為訪吏治。廉潔、幹練之才，有的被上官和僚吏所忌妒，上級不加以考察，這不是激勵官吏之道。請求廣布耳目，訪察廉貪，以明黜陟。九為增關防。諸司以帖委任胥吏，但不加以督促，動輒加以瞂擊，禍害百姓。請求增設勘合以付諸司，讓他們填寫差遣，事情完了交報，這樣所司就不敢輕易危害百姓，而庶政也不至於荒廢。奏書上後，太祖嘉獎他，稱讚他知時務、達事變。又對侍臣說“：馮堅所說的唯獨調防邊將一事，有點不妥。邊將多次調換，則兵力勇怯，敵情出沒，山川地形，不可能完全熟悉。倘若有趙充國、班超之類的大將，又為什麼一定要經常調換呢？”於是命吏部提升馮堅為左僉都御史。在都察院頗持大體。第二年，死於任上。

茹太素，澤州人。洪武三年(1370)的鄉試舉人。上書合於皇上心意，被授予監察御史官職。六年，提升為四川按察使，以公平著稱。七年五月應召為刑部侍郎。他向皇上寫信說“：中書省里里外外共有百餘個官署，都接受御史、按察使的監督，但御史台卻沒有定期考核，應該命令守院御史一體考核。磨勘司官員數量太少，難以勝任檢查全國錢糧的任務，請求增加官員若干員，各分為不同的科目。在外省衛，凡討論軍隊和老百姓的事務，大家意見有分歧，致使事情一直拖延。請求選用按察司一人負責糾正。”皇帝完全採納了他的意見。第二年，因受到牽連，降職刑部主事，他又陳述時事，達數萬言。太祖命令中書郎王敏讀給他聽。其中說，幾年來有才能的人，一百人中難得有一、二人倖存，當今任職的官吏都是迂腐文人和無能官吏。其中有很多忤逆和觸犯皇上的話語。皇帝大怒，召見茹太素當面責問，並在朝廷上杖打。第二天傍晚，皇上再次在宮中令人朗讀茹太素的信，從中體悟到了四條可行的建議，於是感嘆說：“當皇帝難，做臣子也不容易。我之所以要求臣子直言，是希望他們能切中事理。文辭寫得太多，便到了不知所云的地步。茹太素所呈意見，其實只要五百字就夠了。”因而下令中書制訂上奏的格式，杜絕大臣呈述奏文繁瑣冗長。同時摘抄茹太素上奏中可行的有關條文下發到有關部門。皇上親自在前面作序，頒發朝廷內外。

十年(1377)，茹太素同官曾秉正先後擔任參政，茹太素前往浙江。後皇上以侍奉父母恩準他還鄉。十六年，茹太素應召為刑部試郎中，一個月後，晉升為都察院僉都御史，後又降職為翰林院檢討。十八年九月，晉升為戶部尚書。

茹太素剛正不阿，幾次瀕於治罪，皇上都寬容他。有一天，皇上在便殿設宴，恩賜茹太素喝酒，說：“金杯同汝飲，白刃不相饒。”茹太素叩頭稱是，即而續韻對答說：“丹誠圖報國，不避聖心焦。”皇上聞此十分傷感。沒多久，茹太素降職為御史。後因陷害詹徽之事牽連，茹太素和同官十二人都被送進監獄治罪。後來茹太素因有罪被處死。

李仕魯，字宗孔，濮州人。他少年聰穎、好學，足不出戶達三年之久。聽說鄱陽朱公遷得到宋代朱熹的傳記，就前往他處，學習朱熹的學說。太祖因此得知了仕魯的姓名。洪武年間，詔令訪求精於朱氏學說的學者，有司舉薦李仕魯，李仕魯入宮拜見皇上，太祖高興地說：“我找你已很久了，今日得見，相見恨晚。”任命他為黃州同知，並說：“我姑且用民事來考核你，不久我會徵召你的。”當年，仕魯的政績顯著。十四年(1381)，任命他為大理寺卿。

太祖自登基後，就十分熱衷於釋氏之教，詔令徵召東南戒德僧，多次於蔣山舉行法會，應對稱旨者動輒就得到金衤闌袈裟衣的賞賜，並召入禁中，賜坐並與其講論。吳印、華克勤等人都得以提拔為大官，並把他們作為耳目。因此，他們橫行霸道，讒毀大臣。全朝都沒人敢說，唯獨仕魯和給事中陳汶輝相繼爭辯。汶輝上疏說“：古帝王以來，沒有聽說過縉紳緇流，雜居同事，可以相濟的。現功勳元老都在考慮辭去官職，而緇流忄僉夫又乘機進讒言挑撥。如劉基、徐達受到懷疑，李善長、周德興遭到誹謗，這和蕭何、韓信遭受的猜疑又相差多遠呢？希望陛下於股肱心膂，全部任用德行好、有才能的人，則天下的太平可以永保。”太祖沒有採納。諸僧怙寵，請求為釋氏創立職官。於是以先所置善世院為僧錄司，設立左右善世、左右闡教、左右講經覺義等官職，都提高其品佚。道教也同樣對待。度僧尼道士超過萬人。

仕魯上疏說：“陛下剛剛創業，凡意旨所向都將成為子孫萬世的法程，為什麼捨棄聖學而崇尚異端呢？”奏章幾十次呈上，太祖仍不採納。

仕魯性格剛介，緣起儒學，正想推崇朱氏學說，以排斥佛教為己任。到了他的建議不被採納以後，就請命於太祖前說“：陛下已深溺於佛教，因而臣子的忠告聽不進去了。我歸還陛下的笏，請求恩準我棄職回家。”太祖大怒，命武士把他抓起來，立即處死於階下。

葉伯巨，字居升，寧海人。以國子生的身份被授予平遙訓導。洪武九年(1376)，星變，詔令希求直言，伯巨上書，大致是說：

“我觀察當今之事，太過者有三：分封太侈，用刑太繁，求治太速。

“先王的制度，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上下等差，各有定分，所以能強幹弱枝，遏止動亂的根源而崇治本。當今裂土分封，使諸王各有坐地，大概是出於對宋、元孤立，宗室勢弱的弊端的考慮。而秦、晉、燕、齊、梁、楚、吳、蜀諸國，無一不連邑數十，城郭宮室近次於天子之都，擁有充足、強盛的甲兵衛士。我擔心幾代以後，尾大不掉，然後再削諸王的封地並收回權力，則引起眾怨，更有甚者諸王可能會兵起伐主，到那時防範就晚了。或有不同意見的人會說，諸王都是天子的骨肉，分地雖廣，立法雖侈，又怎么會有抗衡之理呢？我認為不是這樣。為何不看看漢、晉的歷史呢？孝景帝是高帝的孫子，七國的封王都是景帝同祖父兄弟的子孫，然而一旦削他們的分地，則糾集軍隊向朝廷進攻。晉代的諸王，都是武帝的親生子孫，易世之後，相互傾軋，於是造成了劉、石之患。由此可見，分封逾制，禍患立生，援古證今，就十分明確了。此臣所以為太過者。昔日賈誼勸說漢文帝，盡分諸國之地，空置之以待諸王子孫。假如文帝早採納賈誼的建議，則必定無七國之禍。希望在諸王鞏固統治之前，就限制其都邑的規模，減少其衛兵之數，限制他的疆界，此也可用以分封諸王之子孫。制度一制定，然後對諸王中有賢德、才華的召入任為輔相。其餘的世代為藩屏，與朝廷共一體。割捨一時之恩，制萬世之利，消除叛亂而安定國家，無不從此著手。

“我又觀察歷代開國之君，無一不以任德結民心，以任刑而失民心的。國運長短，都由此決定。古代的聖賢廢除了死刑，天子撤樂減膳，確是因天生百姓，而設立官吏，本意是使百姓生存，不是想他們死。不幸有不聽教化者犯罪，不得已而動用刑罰。持不同意見的人說，宋、元中葉，專事姑息，賞罰無章，以致滅亡。皇上吸取教訓，所以制定了嚴厲的刑法，權衡神變之法，使人知道害怕而注意自己的行為。我又以為不然。開國之主垂範百世，一動一靜，必使子孫有所持守。況且刑罰，關係著人民的生命，怎能不慎重呢？笞、杖、徒、流、死刑，是當今的五種刑罰。用此五刑，既無假貸，一出乎大公至正可也。而用刑之際，大多是聖上的旨意。於是迫使掌管刑律的官吏務必趨附聖上的旨意，揣摸好的功勞就大，不合聖意的就得以犯罪，想尋求法律的公平，難道很容易嗎？近者特旨，雜犯死罪免死充軍，又刪定舊律諸則，減宥有差。然而沒聽說有戒敕治獄者務從平恕之條，這是法司因循了故例。雖聞寬宥之名，未見寬宥之實。所謂實者，誠在主上，不在臣下也。所以必有罪疑惟輕之意，而後好生之德治於民心，這不是件容易的事。

“怎么明察其所以然呢？古代為士者，以登仕為榮，以罷職為辱。當今做官的，以默默無聞為福，以犯錯誤沒受追究為幸，以屯田工役為必獲之罪，以鞭笞捶楚為尋常之辱。當初，朝廷取天下之士，四外張羅，務求遺漏，有司敦迫他們上道，就像捕捉重囚一般。到了京師，又多以貌任官，所學非所用，所用又非所學。擔任官職後，一有差錯，雖倖免殺戮，則必然在屯田工役之列。習以為常，不少顧惜，這難道是陛下樂意這么做的嗎？誠然，這樣的做的目的是希望人們懼怕而不敢犯。我觀察這幾年以來，誅殺可以說是不少的，而犯者卻接踵而至。原因是激勸不明，善惡無區別，議賢議能之法已廢除，人不自勵，而為善者則厭倦了。有人如此，廉潔得如夷、齊，智慧又如良、平，很少受到法律追究，皇上能棄短取長使用他嗎？或者是舍其所長、苛求所短而置之於法呢？如果取其長而舍其短，則中庸之材爭自奮於廉智。倘若苛求其短而棄其長，則為善之人都會說某某如此廉潔，某某有如此高的智慧，以此來得到朝廷的寬恕，我輩又豈有安身之地呢！致使朝不謀夕，棄其廉恥，用苛捐雜稅剝削人民，以預備屯田工役的資產，大都如此。這是非用刑之煩嗎？漢朝曾把大族遷徙至山陵，但沒有聽說把他們作為罪人。當今的鳳陽，本是皇陵所在，龍興之地，但全部住的是罪人，怨嗟愁苦之聲充斥園邑，這完全不是恭承宗廟之意。

“強敵在前，則揚精鼓銳，攻之必克，擒之必獲，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今敵人在山谷中流竄，用計策攻敵，或許還能消滅。但動用重兵，敵人就會驚散，進入不可尋蹤之地。追捕數年，黔驢技窮，只好歸咎於新附戶籍的百姓，而把他們遷徙到遠方，遙遙數千里，使他們不得安居，雞犬不寧。況且新附之眾，歸順時已移流他所，朝廷允許他們復業。於今已附籍了，而又要再次遷徙，這是法令失信於民。戶口興盛了，而後田地得以開墾，賦稅得以增加。今責令守令每年增加戶口，也正是為此目的。近者已納稅糧之家，雖承旨分釋還家，但心卻十分不安。已起戶口，雖蒙憐恤，而猶見留開封祗候，訛言驚動，不知所出。何況太原諸郡，正是邊境所在，民心如此，這絕對不是安邊之計。我希望從今以後，朝廷應存大體，赦免小過，明詔天下，修舉‘八議’之法，嚴禁深刻之吏。斷案公平的應越級提拔，殘酷裒斂者罷免。鳳陽屯田之制，被留居屯種的，聽憑他們耕種起科。已起戶口的，被留在開封的，全部釋放令他們復業。如此則足以升高皇上的好生之德，樹國祚長久之福，而使百姓自安，天變自消。

“古代的周朝自文、武王到成、康王，教化大行，漢朝自高帝到文、景帝才稱得上富庶。天下的大治，氣化的轉移，人心的趨向，這不是一朝一夕的緣故。今國家紀元，九年於茲，偃兵息民，天下大定，紀綱大正，法令修明，可以說天下大治了。而陛下切切以民俗澆漓，人不知道害怕，制定了法令，邪惡也就產生了，奸詐產生了。所以，朝信而暮猜者有之，昨天才提拔的，今日卻被殺的有之。致使命令下達後不久又更改，已經赦免了又收回，天下臣民無處適從。我認為天下趨向大治，就如堅凍的融化。凍的融化，不是太陽照射突然致使的，而是陽氣發生土脈微動，然後才使堅冰得以融化。聖人治理天下，也用同樣的道理。用刑威振，用禮疏導，給百姓以仁義，而後其化熙熙。孔子說：‘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這不是一句空話。

“訪求治國之道，不如先正風俗。正風俗之道，不如先於守令知所務。使守令知所務，不如先於風憲知所重。使風憲知所重，不如先於朝廷知所尚。古郡守縣令，都以正派做部下的表率，以善疏導百姓，使化成俗美。征賦期會獄訟簿書，是鞏固它的末。當今的守令以戶口、錢糧、獄訟為急務，至於農桑學校，王政之本，被視為虛文而置之高閣，這又將如何教養百姓呢？以農桑為例，春天州縣下發一白帖，里甲回報一文狀，守令不曾親自過問種藝次第、旱澇戒備之道。又如學校，廩膳諸生，國家資之用以培養人才的地方。當今四方師生，缺員很多，即使滿員，守令也很少以禮讓之實，做其成器者。朝廷對社學十分迫切，多次登記師生姓名和他們所學習的功課。令社鎮城郭，置立門牌，僻遠的山村實徒存虛名，守令不過登記在案，備照刷而已。上面的官吏分部檢查，也因循過去的常規，依據紙上的照刷，未曾巡行視察。興廢之實，上下都視為虛文。百姓不知孝弟忠信是何物，而禮義廉恥就掃地了。風紀之司，是用來代朝廷宣導德化，訪察善惡的。訴訟斷案是它主要的一件職責。當今專門以訴訟為重。忠臣孝子義夫節婦，都被視為末節而不暇舉，所謂的宣導風化又在什麼地方呢？只知道剷除一贓吏，審理完一件案子為治，而不知勸民成俗，使百姓接近善而遠離罪，這才是大治的根本。這是守令沒有掌握輕重的過失。

“《王制》把鄉秀士升於司徒的說成選士，司徒把秀士而升於太學的說成俊士，大樂正把造士之秀升之司馬的說成進士，司馬考察官才，考察好後再任命，任命以後再給爵位。考察如此詳細。所以成周得到人才，十分強盛。當今使天下諸生考於禮部，升於太學，歷練眾職，任之以事，可以清洗歷代舉選的陋習，可以效法成周。對於升入太學的，經過幾個月，就選為官，或委任到民社。我擔心這樣的人不熟悉時務，也不熟悉朝廷的禮法，根本不能宣導德化，對上違背國政，對下危害百姓。開國以來，選舉秀才可以說為數不少，所委任的名位不為不重，而今數一數，在任的又有多少？我擔心後人觀察今天，就如今天觀察過去一樣，當年所舉之人，豈不深可痛惜嗎？這都是臣子所為，求治太速的過失！

“過去宋朝擁有天下三百多年。開國之初，用禮義教化百姓，當國家強盛時，閭閻里巷都有忠厚之風尚，甚至羞於談論人的過失。到了末年，忠臣義士視死如歸，婦人女子以被污辱為羞恥，這都是教化的結果。元朝的根本不立，破壞了禮義、廉恥。不過數十年，棄城降敵者不可勝數。就連老儒碩臣也甘心屈辱，這是禮義廉恥不振的弊病。遺風流俗至今仍沒有革除，這也不足為怪了。我認為不如敦促仁義，崇尚廉恥，守令的職責是以農桑學校為急，風憲則責其先教化、審法律，以平獄緩刑為急。如此則德澤下流，求治之道就可以得到。郡邑諸生升於太學者，必須令在學肄業，或者三年，或者五年，要求他們精通一經，兼學一藝，然後入選為官，或者宿衛，或者辦事，以此觀察公卿大夫之能，而後委任政務，則其學識兼懋，就幾乎不做錯什麼。並且使他知道祿位都是天之祿位，而且可以杜絕覬覦之心。治道得到以後，陛下就可以端拱穆清，待以數月，則陰陽調而風雨及時，諸福吉祥沒有不來的，又何愁天變不消呢？”

奏章陳上，太祖大怒說：“小子離間我骨肉，趕快抓來，我要親手殺了他。”葉伯巨被帶來後，丞相乘太祖高興時上奏，伯巨被投入刑部的監獄，最終死在獄中。

最初，伯巨準備上書時，就對他朋友說“：當今天下只有三件事令人憂患，有二件事容易見到但禍患來得遲，有一件事難以見到，但禍患來得迅速。縱無明詔，我還將上書，何況訪求言論呢！”他的大意是指的分封。然而當時的諸王只建藩號，未曾裂土，不完全像伯巨所說的。到了洪武末年，燕王屢次奉命出塞，勢力才開始強大。後因削奪而舉兵，於是奪取天下，人們稱伯巨有先見之明。

鄭士利，字好義，寧海人。兄長士元，剛直有才學，由進士歷官至湖廣按察使僉事。荊、襄的士兵乘亂掠奪婦女，官吏不敢追問，鄭士元立即言告將領，歸還士兵所掠。安陸有冤案，御史台已經審判定罪，士元上奏，冤案得以平反。會考校錢穀冊書，空印事件被發覺，凡主印者處以死刑，佐貳以下榜一百，戍守邊疆。士元也因此入監牢。

當時太祖十分惱怒，認為這是欺罔行為，丞相御史沒人敢進諫，士利嘆道：“皇上不知，把空印定為大罪。誠得人言之，皇上聖明，哪有不省悟的？”遇上星變訪求進言。士利說“：可以。”既而宣讀詔令，有假公言私者罪。士利說：“我想所說的，是天子殺害無罪的人。我兄不是主印者，應當出獄。需等我兄受杖擊出獄後我再說，就是殺頭也不怨恨。”

士元出獄後，士利於是作書數千言，談了好幾件事，而對於空印事件談得十分詳細，他說：“陛下想重重地處罰持空印者，恐怕奸吏挾持空印紙，為文移以虞害萬民。文移必須完全印好。今考較書策，較理想的是合兩縫印，非一印一紙可比。即使得到，也不能通行，更何況不能得到呢？錢穀的數量，府必合省，省必合部，數難懸決，至部乃定。省府距離戶部較遠的有六、七千里，近的也有三、四千里，冊成而後用印，往返非期年不可。所以先印而後書，這是權宜之計，由來已久，又何以重罪。況且國家立法，一定得先明示天下，此後犯法的，是故意犯罪。自立國至今，未曾有空印之法律。有司相承，不知其罪。今一旦誅之，又怎么能使受誅者無詞？朝廷求賢士，置庶位，得到他們十分艱難。位至郡守，都是數十年的成就。通達廉明之士，不是草菅，可以割了而後又長。陛下又為什麼對不足以判罪的判罪，而折損有用之才呢？我為陛下感到惋惜。”

奏章寫成，士利閉門哭泣數日。他的侄兒問他“：叔叔為什麼悲痛？”士利回答說“：我有奏章將要呈上，觸犯天子發怒就一定會深罹其禍。然而殺了我卻能使數百人得以活命，我又有什麼可以怨恨的呢？”於是上奏。太祖看了奏章，大怒，下令丞相御史訊問，追究使者。士利笑道“：看了我的奏章是否有用？我為了國家而談事。自己感覺必死無疑，誰又為我構想了呢？”案件審理完畢，和士元一道輸作江浦，而空印者大多沒有得到赦免。

周敬心，山東人，是太學生。洪武二十五年(1392)詔令訪求通曉歷數者，敬心上疏進諫，談及時政數事。大略為：

“我聽說國祚長短，在於德的厚薄，不在於歷數。三代久矣，三代而下，朝代最長的莫過是漢、唐、宋，最短的莫過是秦、隋、五代，長久是因為有道，短命是因為無道。陛下膺天眷命，救亂誅暴，然而神武威斷有餘，寬大忠厚則不足。陛下如果效法兩漢的寬大，唐、宋的忠厚，講三代所以有道之長，則帝王之運可以傳至萬世，又何必問諸小道之人呢？

“我又聽說陛下連年遠征，北出沙漠，為的是為國璽失傳而雪恥。當年楚平王時，雕琢卞和之玉，到了秦代才命名為璽，歷代相傳至後唐。治亂興廢，都不在此。石敬瑭叛亂，潞王攜玉璽自焚，則秦玉璽確實毀滅了。敬瑭進入洛陽，更換了玉制，晉朝滅亡，進了遼朝，遼朝滅亡把玉璽遺失於桑乾河。元世祖時，札剌爾捕魚而得到玉璽。當今元人所拿的，是石氏玉璽。當年三代不知有璽，仁為璽，所以說：‘聖人大寶曰位，怎么守位為仁。’陛下為什麼忽視天下的大璽，而求漢、唐、宋的小璽呢？

“當今力役過煩，賦斂過重，教化薄而民不悅，法度嚴而百姓不依從。當年汲黯對武帝說：‘陛下對內多欲，對外施仁義，又怎么能效仿唐、虞之治呢？’當今希望國家富強，兵力強大，城池高深，宮室壯麗，土地遼闊，人口眾多。於是窮兵黷武，廣籍資財，征伐不休，營造無限，如此這樣又怎么能大治呢？我觀察到洪武四年(1371)，任用天下官吏，十三年連坐胡惟庸餘黨，十九年逮捕多年危害百姓的官吏，二十三年對妄言者判罪，對官民大開殺戒，不分良莠。他們當中難道沒有忠臣烈士善人君子嗎？由此可以看出陛下薄德而任刑。水旱連年，難道沒有原因？”言辭激切。上報皇上。

王朴，同州人。洪武十八年(1385)的進士。原名權，太祖為他改的名。任命為吏科給事中，因直諫忤逆了聖旨而罷官。不久起任為御史，陳奏時事幾千言。他性格耿直，多次與太祖爭辯是非，不肯屈服。一天，遇事爭論十分激烈。太祖大怒，命令殺他。到了刑場，又被召回，對他說：“你更改觀點了嗎？”王朴回答說“：陛下不認為我不肖，提拔我擔任御史，又為什麼把我摧辱至此呢？我沒有犯罪，又怎么要殺頭呢？我犯了罪，又怎么能讓我活著呢？我今日寧願去死。”太祖大怒，下令行刑。路過史館，王朴大呼道“：學士劉三吾記載：某年月日，皇帝殺害無罪御史王朴！”終被殺害。太祖撰寫《大誥》，說他誹謗，還列舉他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