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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卷六十二

作者:張廷玉等

◎河渠四

○運河下 海運

江南運河,自杭州北郭務至謝村北,為十二里洋,為塘棲,德清之水入之。逾北陸橋入崇德界,過松老抵高新橋,海鹽支河通之。繞崇德城南,轉東北,至小高陽橋東,過石門塘,折而東,為王灣。至皂林,水深者及丈。過永新,入秀水界,逾陡門鎮,北為分鄉鋪,稍東為繡塔。北由嘉興城西轉而北,出杉青三閘,至王江涇鎮,松江運艘自東來會之。北為平望驛,東通鶯脰湖,湖州運艘自西出新興橋會之。北至松陵驛,由吳江至三里橋,北有震澤,南有黃天盪,水勢澎湃,夾浦橋屢建。北經蘇州城東鮎魚口,水由塘入之。北至楓橋,由射瀆經滸墅關,過白鶴鋪,長洲、無錫兩邑之界也。錫山驛水僅浮瓦礫。過黃埠,至洛社橋,江陰九里河之水通之。西北為常州,漕河舊貫城,入東水門,由西水門出。嘉靖末防倭,改從南城壕。江陰,順塘河水由城東通丁堰,沙子湖在其西南,宜興鍾溪之水入之。又西,直瀆水入之,又西為奔牛、呂城二閘,常、鎮界其中,皆有月河以佐節宣,後並廢。其南為金壇河,溧陽、高淳之水出焉。丹陽南二十里為陵口,北二十五里為黃泥壩,舊皆置閘。練湖水高漕河數丈,一由三思橋,一由仁智橋,皆入運。北過丹徒鎮有豬婆灘,多軟沙。丹徒以上運道,視江潮為盈涸。過鎮江,出京口閘,閘外沙堵延袤二十丈,可藏舟避風,由此浮於江,與瓜步對。自北郭至京口首尾八百餘里,皆平流。歷嘉而蘇,眾水所聚,至常州以西,地漸高仰,水淺易泄,盈涸不恆,時浚時壅,往往兼取孟瀆、德勝兩河,東浮大江,以達揚泰。

洪武二十六年嘗命崇山侯李新開溧水胭脂河,以通浙漕,免丹陽輸挽及大江風濤之險。而三吳之粟,必由常、鎮。三十一年浚奔牛、呂城二壩河道。

永樂間,修練湖堤。即命通政張璉發民丁十萬,浚常州孟瀆河,又浚蘭陵溝,北至孟瀆河閘,六千餘丈,南至奔牛鎮,千二百餘丈。已,復浚鎮江京口、新港及甘露三港,以達於江。漕舟自奔牛溯京口,水涸則改從孟瀆右趨瓜洲,抵白塔,以為常。

宣德六年從武進民請,疏德勝新河四十里。八年,工竣。漕舟自德勝北入江,直泰興之北新河。由泰州壩抵揚子灣入漕河,視白塔尤便。於是漕河及孟瀆、德勝三河並通,皆可濟運矣。

正統元年,廷臣上言:“自新港至奔牛,漕河百五十里,舊有水車卷江潮灌注,通舟溉田。請支官錢置車。”詔可。然三河之入江口,皆自卑而高,其水亦更迭盈縮。八年,武進民請浚德勝及北新河。浙江都司蕭華則請浚孟瀆。巡撫周忱定議浚兩河,而罷北新築壩。白塔河之大橋閘以時啟閉,而常、鎮漕河亦疏浚焉。

景泰間,漕河復淤,遂引漕舟盡由孟瀆。三年,御史練綱言:“漕舟從夏港及孟瀆出江,逆行三百里,始達瓜洲。德勝直北新,而白塔又與孟瀆斜直,由此兩岸橫渡甚近,宜大疏淤塞。”帝命尚書石璞措置。會有請鑿鎮江七里港,引金山上流通丹陽,以避孟瀆險者。鎮江知府林鶚以為迂道多石,壞民田墓多,宜浚京口閘、甘露壩,道里近,功力省。乃從鶚議。浙江參政胡清又欲去新港、奔牛等壩,置石閘以蓄泉。亦從其請。而浚德勝河與鑿港之議俱寢。然石閘雖建,蓄水不能多,漕舟仍入孟瀆。

天順元年,尚寶少卿凌信言,糧艘從鎮江里河為便。帝以為然,命糧儲河道都御史李秉通七里港口,引江水注之,且浚奔牛、新港之淤。巡撫崔恭又請增置五閘。至成化四年,閘工始成。於是漕舟盡由里河,其入二河者,回空之艘及他舟而已。定製,孟瀆河口與瓜、儀諸港俱三年一浚。孟瀆寬廣不甚淤,里河不久輒涸,則又改從孟瀆。

弘治十七年,部臣復陳夏港、孟瀆遠浮大江之害,請亟浚京口淤,而引練湖灌之。詔速行。正德二年復開白塔河及江口、大橋、潘家、通江四閘。十四年從督漕都御史臧鳳言,浚常州上下里河,漕舟無阻者五十餘載。

萬曆元年又漸涸,復一浚之。歲貢生許汝愚上言:“國初置四閘:曰京口,曰丹徒,防三江之涸;曰呂城,曰奔牛,防五湖之泄。自丹陽至鎮江蓄為湖者三:曰練湖,曰焦子,曰杜墅。歲久,居民侵種,焦、杜二湖俱涸,僅存練湖,猶有侵者。而四閘俱空設矣。請浚三湖故址通漕。”總河傅希摯言:“練湖已浚,而焦子、杜墅源少無益。”其議遂寢。未幾,練湖復淤淺。

五年,御史郭思極、陳世寶先後請復練湖,浚孟瀆。而給事中湯聘尹則請於京口旁別建一閘,引江流內注,潮長則開,縮則閉。御史尹良任又言:“孟瀆渡江入黃家港,水面雖闊,江流甚平,由此抵泰興以達灣頭、高郵僅二百餘里,可免瓜、儀不測之患。至如京口北渡金山而下,中流遇風有漂溺患,宜挑甘露港夾岸洲田十餘里,以便回泊。”御史林應訓又言:“自萬緣橋抵孟瀆,兩厓陡峻,雨潦易圮,且江潮湧沙,淤塞難免。宜於萬緣橋、黃連樹各建閘以資蓄泄。”又言:“練湖自西晉陳敏遏馬林溪,引長山八十四溪之水以溉雲陽,堤名練塘,又曰練河,凡四十里許。環湖立涵洞十三。宋紹興時,中置橫埂,分上下湖,立上、中、下三閘。八十四溪之水始經辰溪沖入上湖,復由三閘轉入下湖。洪武間,因運道澀,依下湖東堤建三閘,借湖水以濟運,後乃漸堙。今當盡革侵占,復浚為湖。上湖四際夾阜,下湖東北臨河,原埂完固,惟應補中間缺口,且增筑西南,與東北相應。至三閘,惟臨湖上閘如故,宜增建中、下二閘,更設減水閘二座,界中、下二閘間。共革田五千畝有奇,塞沿堤私設涵洞,止存其舊十三處,以宣洩湖水。冬春即閉塞,毋得私啟。蓋練湖無源,惟藉瀦蓄,增堤啟閘,水常有餘,然後可以濟運。臣親驗上湖地仰,八十四溪之水所由來,懼其易泄;下湖地平衍,僅高漕河數尺,又常懼不盈。誠使水裕堤堅,則應時注之,河有全力矣。”皆下所司酌議。

十三年,鎮江知府吳捴謙復言:“練湖中堤宜飭有司春初即修,以防衝決,且禁勢豪侵占。”從之。十七年浚武進橫林漕河。

崇禎元年,浚京口漕河。五年,太常少卿姜志禮建《漕河議》,言:“神廟初,先臣寶著《漕河議》,當事採行,不開河而濟運者二十餘年。後復佃湖妨運,歲累畚鍤。故老有言,“京口閘底與虎丘塔頂平”,是可知挑河無益,蓄湖為要也。今當革佃修閘,而高築上下湖圍埂,蓄水使深。且漕河閘座非僅京口、呂城、新閘、奔牛數處而已,陵口、尹公橋、黃泥壩、新豐、大犢山節節有閘,皆廢去,並宜修建。而運道支流如武進洞子河、連江橋河、扁擔河,丹陽簡橋河、陳家橋河、七里橋河、丁議河、越瀆河,勝村溪之大壩頭,丹陽甘露港南之小閘口,皆應急修整。至奔牛、呂城之北,各設減水閘。歲十月實以土,商民船盡令盤壩。此皆舊章所當率由。近有欲開九曲河,使運船竟從泡港閘出江,直達揚子橋,以免瓜洲啟閘稽遲者,試而後行可也。回空糧艘及官舫,宜由江行,而於河莊設閘啟閉。數役並行,漕事乃大善矣。”議不果行。

江漕者,湖廣漕舟由漢、沔下潯陽,江西漕舟出章江、鄱陽而會於湖口,暨南直隸寧、太、池、安、江寧、廣德之舟,同浮大江,入儀真通江閘,以溯淮、揚入閘河。瓜、儀之間,運道之咽喉也。洪武中,餉遼卒者,從儀真上淮安,由鹽城泛海;餉梁、晉者,亦從儀真赴淮安,盤壩入淮。江口則設壩置閘,凡十有三。浚揚子橋河至黃泥灣九千餘丈。永樂間,浚儀真清江壩、下水港及夾港河,修沿江堤岸。洪熙元年浚儀真壩河,後定製儀真壩下黃泥灘、直河口二港及瓜洲二港、常州之孟瀆河皆三年一浚。宣德間,從侍郎趙新、御史陳祚請,浚黃泥灘、清江閘。成化中,建閘於儀真通江河港者三,江都之留潮通江者二。已而通江港塞。弘治初,復開之,既又於總港口建閘蓄水。儀真、江都二縣間,有官塘五區,築閘蓄水,以溉民田,豪民占以為業,真、揚之間運道阻梗。嘉靖二年,御史秦鉞請復五塘。從之。萬曆五年,御史陳世寶言:“儀真江口,去閘太遠,請於上下十數丈許增建二閘,隨湖啟閉,以截出江之船,盡令入閘,庶免遲滯。”疏上,議行。

白塔河者,在泰州。上通邵伯,下接大江,斜對常州孟瀆河與泰興北新河,皆浙漕間道也。自陳瑄始開。宣德間,從趙新、陳祚請,命瑄役夫四萬五千餘人浚之,建新閘、潘家莊、大橋、江口四閘。正統四年,水潰閘塞,都督武興因閉不用,仍自瓜洲盤壩。瓜洲之壩,洪武中置,凡十五,列東西二港間。永樂間,廢東壩為廠,以貯材木,止存西港七壩。漕舟失泊,屢遭風險。英宗初年,乃復浚東港。既而巡撫周忱築壩白塔河之大橋閘,以時啟閉,漕舟稍分行。自鎮江里河開浚,漕舟出甘露、新港,徑渡瓜洲;而白塔、北新,皆以江路險遠,舍而不由矣。

衛漕者,即衛河。源出河南輝縣,至臨清與會通河合,北達天津。自臨清以北皆稱衛河。詳具本《志》。

白漕者,即通濟河。源出塞地,經密雲縣霧靈山,為潮河川。而富河、罾口河、七渡河、桑乾河、三里河俱會於此,名曰白河。南流經通州,合通惠及榆、渾諸河,亦名潞河。三百六十里,至直沽會衛河入海,賴以通漕。楊村以北,勢若建瓴,底多淤沙。夏秋水漲苦潦,冬春水微苦澀。沖潰徙改頗與黃河同。耎兒渡者,在武清、通州間,尤其要害處也。自永樂至成化初年,凡八決,輒發民夫築堤。而正統元年之決,為害尤甚,特敕太監沐敬、安遠侯柳溥、尚書李友直隨宜區畫,發五軍營卒五萬及民夫一萬築決堤。又命武進伯朱冕、尚書吳中役五萬人,去河西務二十里鑿河一道,導白水入其中。二工並竣,人甚便之,賜河名曰通濟,封河神曰通濟河神。先是,永樂二十一年築通州抵直沽河岸,有衝決者,隨時修築以為常。迨通濟河成,決岸修築者亦且數四。萬曆三十一年從工部議,挑通州至天津白河,深四尺五寸,所挑沙土即築堤兩岸,著為令。

大通河者,元郭守敬所鑿。由大通橋東下,抵通州高麗莊,與白河合,至直沽,會衛河入海,長百六十里有奇。十里一閘,蓄水濟運,名曰通惠。又以白河、榆河、渾河合流,亦名潞河。洪武中漸廢。

永樂四年八月,北京行部言:“宛平昌平西湖、景東牛欄莊及青龍華家瓮山三閘,水衝決岸。”命發軍民修治。明年復言:“自西湖、景東至通流,凡七閘,河道淤塞。自昌平東南白浮村至西湖、景東流水河口一百里,宜增置十二閘。”從之。未幾,閘俱堙,不復通舟。

成化中,漕運總兵官楊茂言:“每歲自張家灣舍舟,車轉至都下,雇值不貲。舊通惠河石閘尚存,深二尺許,修閘瀦水,用小舟剝運便。”又有議於三里河從張家灣煙墩橋以西疏河泊舟者。下廷臣集議,遣尚書楊鼎、侍郎喬毅相度。上言:“舊閘二十四座,通水行舟。但元時水在宮牆外,舟得入城內海子灣。今水從皇城金水河出,故道不可復行。且元引白浮泉往西逆流,今經山陵,恐妨地脈。又一畝泉過牡羊口山溝,兩水沖截難引。若城南三里河舊無河源,正統間修城壕,恐雨多水溢,乃穿正陽橋東南窪下地,開壕口以泄之,始有三里河名。自壕口八里,始接渾河。舊渠兩岸多廬墓,水淺河窄,又須增引別流相濟。如西湖草橋源出玉匠局、馬跑等地,泉不深遠。元人曾用金口水,洶湧沒民舍,以故隨廢。惟玉泉、龍泉及月兒、柳沙等泉,皆出西北,循山麓而行,可導入西湖。請浚西湖之源,閉分水清龍閘,引諸泉水從高梁河,分其半由金水河出,餘則從都城外壕流轉,會於正陽門東。城壕且閉,令勿入三里河並流。大通橋閘河隨旱澇啟閉,則舟獲近倉,甚便。”帝從其議。方發軍夫九萬修浚,會以災異,詔罷諸役。所司以漕事大,乃命四萬人浚城壕,而西山、玉泉及抵張家灣河道,則以漸及焉。越五年,乃敕平江伯陳銳,副都御史李裕,侍郎翁世資、王詔督漕卒浚通惠河,如鼎、毅前議。明年六月,工成,自大通橋至張家灣渾河口六十餘里,浚泉三,增閘四,漕舟稍通。然元時所引昌平三泉俱遏不行,獨引一西湖,又僅分其半,河窄易盈涸。不二載,澀滯如舊。正德二年嘗一浚之,且修大通橋至通州閘十有二,壩四十有一。

嘉靖六年,御史吳仲言:“通惠河屢經修復,皆為權勢所撓。顧通流等八閘遺蹟俱存,因而成之,為力甚易,歲可省車費貲二十餘萬。且歷代漕運皆達京師,未有貯國儲於五十里外者。”帝心以為然,命侍郎王軏、何詔及仲偕相度。軏等言:“大通橋地形高白河六丈餘,若浚至七丈,引白河達京城,諸閘可盡罷,然未易議也。計獨浚治河閘,但通流閘在通州舊城中,經二水門,南浦、土橋、廣利三閘皆闤闠衢市,不便轉挽。惟白河濱舊小河廢壩西,不一里至堰水小壩,宜修築之,使通普濟閘,可省四閘兩關轉搬力。”而尚書桂萼言不便,請改修三里河。帝下其疏於大學士楊一清、張璁。一清言:“因舊閘行轉搬法,省運軍勞費,宜斷行之。”璁亦言:“此一勞永逸之計,萼所論費廣功難。”帝乃卻萼議。

明年六月,仲報河成,因疏五事,言:“大通橋至通州石壩,地勢高四丈,流沙易淤,宜時加浚治。管河主事宜專委任,毋令兼他務。官吏、閘夫以罷運裁減,宜復舊額。慶豐上閘、平津中閘今已不用,宜改建通州西水關外。剝船造費及遞歲修艌,俱宜酌處。”帝以先朝屢勘行未即功,仲等四閱月工成,詔予賞,悉從其所請。仲又請留督工郎中何棟專理其事,為經久計。從之。九年擢棟右通政,仍管通惠河道。是時,仲出為處州知府,進所編《通惠河志》。帝命送史館,采入《會典》,且頒工部刊行。自此漕艘直達京師,迄於明末。人思仲德,建祠通州祀之。

薊州河者,運薊州官軍餉道也。明初,海運餉薊州。天順二年,大河衛百戶閔恭言:“南京並直隸各衛,歲用旗軍運糧三萬石至薊州等衛倉,越大海七十餘里,風濤險惡。新開沽河,北望薊州,正與水套、沽河直,袤四十餘里而徑,且水深,其間阻隔者僅四之一,若穿渠以運,可無海患。”下總兵都督宋勝、巡按御史李敏行視可否。勝等言便,遂開直沽河。闊五丈,深丈五尺。成化二年一浚,二十年再浚,並浚鴉鴻橋河道,造豐潤縣海運糧儲倉。正德十六年,運糧指揮王瓚言:“直沽東北新河,轉運薊州,河流淺,潮至方可行舟。邊關每匱餉,宜浚使深廣。”從之。初,新河三歲一浚。嘉靖元年易二歲,以為常。十七年浚殷留莊大口至舊倉店百十六里。

豐潤環香河者,浚自成化間,運粟十餘萬石以餉薊州東路者也。後堙廢,餉改薊州給,大不便。嘉靖四十五年從御史鮑承蔭請,復之,且建三閘於北濟、張官屯、鴉鴻橋以瀦水。

昌平河,運諸陵官軍餉道也。起鞏華城外安濟橋,抵通州渡口。袤百四十五里,其中淤淺三十里難行。隆慶六年大浚,運給長陵等八衛官軍月糧四萬石,遂成流通。萬曆元年復疏鞏華城外舊河。

海運,始於元至元中。伯顏用朱清、張瑄運糧輸京師,僅四萬餘石。其後日增,至三百萬餘石。初,海道萬三千餘里,最險惡,既而開生道,稍徑直。後殷明略又開新道,尤便。然皆出大洋,風利,自浙西抵京不過旬日,而漂失甚多。

洪武元年,太祖命湯和造海舟,餉北徵士卒。天下既定,募水工運萊州洋海倉粟以給永平。後遼左及迤北數用兵,於是靖海侯吳禎、延安侯唐勝宗、航海侯張赫、舳艫侯朱壽先後轉遼餉,以為常。督江、浙邊海衛軍大舟百餘艘,運糧數十萬。賜將校以下綺帛、胡椒、蘇木、錢鈔有差,民夫則復其家一年,溺死者厚恤。三十年,以遼東軍餉贏羨,第令遼軍屯種其地,而罷海運。

永樂元年,平江伯陳瑄督海運糧四十九萬餘石,餉北京、遼東。二年,以海運但抵直沽,別用小船轉運至京,命於天津置露囤千四百所,以廣儲蓄。四年定海陸兼運。瑄每歲運糧百萬,建百萬倉於直沽尹兒灣城。天津衛籍兵萬人戍守。至是,命江南糧一由海運,一由淮、黃,陸運赴衛河,入通州,以為常。陳瑄上言:“嘉定瀕海,當江流之沖,地平衍,無大山高嶼。海舟停泊,或值風濤,觸堅膠淺輒敗。宜於青浦築土為山,立堠表識,使舟人知所避,而海險不為患。”詔從之。十年九月,工成。方百丈,高三十餘丈。賜名寶山。御製碑文紀之。

十三年五月復罷海運,惟存遮洋一總,運遼、薊糧。正統十三年減登州衛海船百艘為十八艘,以五艘運青、萊、登布花鈔錠十二萬餘斤,歲賞遼軍。

成化二十三年,侍郎丘浚進大學衍義補,請尋海運故道與河漕並行,大略言:“海舟一載千石,可當河舟三,用卒大減。河漕視陸運費省什三,海運視陸省什七,雖有漂溺患,然省牽卒之勞、駁淺之費、挨次之守,利害亦相當。宜訪素知海道者,講求勘視。”其說未行。弘治五年,河決金龍口,有請復海運者,朝議弗是。

嘉靖二年,遮洋總漂糧二萬石,溺死官軍五十餘人。五年停登州造船。二十年,總河王以旂以河道梗澀,言:“海運雖難行,然中間平度州東南有南北新河一道,元時建閘直達安東,南北悉由內洋而行,路捷無險,所當講求。”帝以海道迂遠,卻其議。三十八年,遼東巡撫侯汝諒言:“天津入遼之路,自海口至右屯河通堡不及二百里,其中曹泊店、月坨桑、姜女墳、桃花島皆可灣泊。”部覆行之。四十五年,順天巡撫耿隨朝勘海道,自永平西下海,百四十五里至紀各莊,又四百二十六里至天津,皆傍岸行舟。其間開洋百二十里,有建河、糧河、小沽、大沽河可避風。初允其議,尋以御史劉翾疏沮而罷。是年,從給事中胡應嘉言,革遮洋總。

隆慶五年,徐、邳河淤,從給事中宋良佐言,復設遮洋總,存海運遺意。山東巡撫梁夢龍極論海運之利,言:“海道南自淮安至膠州,北自天津至海倉,島人商賈所出入。臣遣卒自淮、膠各運米麥至天津,無不利者。淮安至天津三千三百里,風便,兩旬可達。舟由近洋,島嶼聯絡,雖風可依,視殷明略故道甚安便。五月前風順而柔,此時出海可保無虞。”命量撥近地漕糧十二萬石,俾夢龍行之。

六年,王宗沐督漕,請行海運。詔令運十二萬石自淮入海。其道,由雲梯關東北歷鷹游山、安東衛、石臼所、夏河所、齊堂島、靈山衛、古鎮、膠州、鰲山衛、大嵩衛、行村寨,皆海面。自海洋所歷竹島、寧津所、靖海衛,東北轉成山衛、劉公島、威海衛,西曆寧海衛,皆海面。自福山之罘島至登州城北新海口沙門等島,西曆桑島、〈山母〉屺島,自〈山母〉屺西曆三山島、芙蓉島、萊州大洋、海倉口;自海倉西曆淮河海口、魚兒鋪,西北歷侯鎮店、唐頭塞;自侯鎮西北大清河、小清河海口,乞溝河入直沽,抵天津衛。凡三千三百九十里。

萬曆元年,即墨福山島壞糧運七艘,漂米數千石,溺軍丁十五人。給事、御史交章論其失,罷不復行。二十五年,倭寇作,自登州運糧給朝鮮軍。山東副使於仁廉復言:“餉遼莫如海運,海運莫如登、萊。蓋登、萊度金州六七百里,至旅順口僅五百餘里,順風揚帆一二日可至。又有沙門、鼉磯、皇城等島居其中,天設水遞,止宿避風。惟皇城至旅順二百里差遠,得便風不半日可度也。若天津至遼,則大洋無泊;淮安至膠州,雖僅三百里,而由膠至登千里而遙,礁礙難行。惟登、萊濟遼,勢便而事易。”時頗以其議為然,而未行也。四十六年,山東巡撫李長庚奏行海運,特設戶部侍郎一人督之,事具《長庚傳》。

崇禎十二年,崇明人沈廷揚為內閣中書,復陳海運之便,且輯《海運書》五卷進呈。命造海舟試之。廷揚乘二舟,載米數百石,十三年六月朔,由淮安出海,望日抵天津。守風者五日,行僅一旬。帝大喜,加廷揚戶部郎中,命往登州與巡撫徐人龍計度。山東副總兵黃蔭恩亦上海運九議,帝即令督海運。先是,寧遠軍餉率用天津船赴登州,候東南風轉粟至天津,又候西南風轉至寧遠。廷揚自登州直輸寧遠,省費多。尋命赴淮安經理海運,為督漕侍郎朱大典所沮,乃命易駐登州,領寧遠餉務。十六年加光祿少卿。福王時,命廷揚以海舟防江,尋命兼理糧務。南都既失,廷揚崎嶇唐、魯二王間以死。

當嘉靖中,廷臣紛紛議復海運,漕運總兵官萬表言:“在昔海運,歲溺不止十萬。載米之舟,駕船之卒,統卒之官,皆所不免。今人策海運輒主丘浚之論,非達於事者也。”

譯文

長江南面的運河,從杭州北郭務到謝村北面,有十二里洋,有塘棲,德清之水流入其中。

越過北陸橋進入崇德地界,經過松老到達高新橋,海鹽支河通到運河。

繞過崇德城南,轉而向東北,到達小高陽橋束面,經過石門塘,轉而向東,是王灣。

到了卑林,水深的地方達到一丈。

經過永新,進入秀水地界,越過陡門鎮,向北為分鄉鋪,稍稍向東為繡塔。

向北經由嘉興城西轉而再向北流,出了杉青三處閘門,到達王江涇鎮,松江運輸的船從束來會合於此。

向北是平望驛,向東到達鶯脰湖,湖州運輸船從西出於新興橋會合於此。

向北到松陵驛,經由昊江到三里橋,向北有震澤,向南有黃天盪,水勢浩大,夾浦橋多次修建。

向北經過蘇州城東鮎魚口,河水經由盤塘流入其中。

向北到達楓橋,從射瀆經過游墅關,經過白鶴鋪,是長洲、無錫兩邑的地界。

錫山驛水深僅可浮瓦礫。

經過黃埠,到達洛社橋,江陰九里河的水與此相通。

西北為常州,漕河從前穿城而過,從柬水門進,經由西水門出去。

嘉靖末年,為防禦倭寇入侵,改從南城護城河經過。

江陰,順著塘河水經由城柬通過丁堰,沙子湖在它的西南,宜興鍾溪的水流入其中。

又向西,直瀆水流入其中,又向西是奔牛、呂城二閘門,常州、鎮江地界於其中,都有月河來輔助控制和排泄,後來一併廢棄。

它的南面是金壇河,溧陽、高淳的水出於此。

丹陽南二十里是陵口,向北二十五里是黃泥壩,從前都建置有閘門。

練湖水高於漕河數丈,一處經由三思橋,一處經由仁智橋,都流入運河。

向北經過丹徒鎮,有獵婆灘多細軟的浮沙。

丹徒以上的漕運河道,根據江水的漲落而或盈或涸。

經過鎮江,出京口閘,閘外沙堤綿延二十丈,可以藏舟避風,從這裡泛舟於長江,與瓜步相對。

從北郭到京口首尾八百餘里,全都是平穩水流。

經過嘉興和蘇州,眾多水流所聚集,到常州以西,地勢逐漸高仰,水淺容易排泄,漲滿和乾涸不固定,時而疏通時而堵塞,常常同時取道孟瀆、德勝兩河,向東泛舟於大江,以到達揚州、泰州。

洪武二十六年,曾經命令崇山侯李新開通溧水胭脂河,用來通暢浙江漕運,避免丹陽運送物資和大江風浪的危險。

而三昊的谷糧,必定經由常州、鎮江。

三十一年,疏浚奔牛、呂城二壩河道。

丞樂年間,修築練湖堤岸。

就命令通政張躂調集民工十萬,疏通常州孟瀆河,又疏通蘭陵溝,往北到達孟瀆河閘,六乾余丈,往南到達奔牛鎮,一千二百餘文。

隨後又疏通鎮江京口、新港及甘露三港,使到達長江。

漕運之船從奔牛逆行於京口,河水乾枯就改道從垂遺往右直奔瓜洲,到達白塔,以此為常規。

童德六年,依從武進百姓的請求,疏通德勝新河四十里。

八年,工程竣工。

漕運之船從德勝北進入長江,直達泰興的北新河。

從泰州壩到達揚子灣進入漕河,比照經由白塔來更加方便。

於是,漕河及孟瀆、德勝三河一起暢通,都可以通航運輸了。

正統元年,朝廷大臣上奏說:“從新港到奔牛,漕河一百五十里,從前有水車捲起長江潮水灌注其中,通行船隻灌溉田地。

請求支付官府之錢購置水車。”詔令允許。

然而,三河的入江口處,都是由低而高,其水也是輪換漲滿和退落。

八年,武進百姓請求疏通德勝及北新河。

浙江都司蕭華則請求疏通孟瀆。

巡撫周忱決定疏浚兩河,而停止北新的築壩。

白塔河的大橋閘按時開關,而常州、鎮江漕河也疏通了。

景泰年間,漕河又被淤塞,於是,導引漕運船隻全部經由孟演。

三年,御史練綱說:“漕運船隻從夏港和孟濱到長江,逆水行駛三百里,纔到達瓜洲。

德勝正對北新,而白塔又與孟瀆斜對,從這裡兩岸橫渡很近,應當大力疏通淤塞。”皇帝命令尚書石璞處置。

適逢有人請求開通鎮江七里港,導引金山往上流到達丹陽,用來避免孟瀆險阻。

鎮江知府林雞認為迂迴水道多石頭,毀壞百姓田地墳墓多,應當疏通京口閘、甘露壩,河道里程不遠,人力物力減省。

於是依從林雞的主張。

浙江參政胡清又想放棄新港、奔牛等壩,修建石閘來蓄積泉水。

也依從他的請求。

而疏通德勝河與開通港口的主張一起停止。

然而,石閘雖然建立,蓄水卻不能多得,漕運船隻仍然進入孟瀆。

天順元年,尚寶少卿凌信說,糧船經過鎮江里河最焉便利。

皇帝認為對,命令糧儲河道都御史李秉開通七里港口,導引長江水注入其中,並且疏通奔午、新港的淤塞。

巡撫崔恭又請求增建五處閘門。

到成化四年,建閘工程纔完成。

於是,漕運船隻全部經由里河,其它進入二河的船,返空的船和其它船而已。

制定製度,孟瀆河口與瓜、儀各港都是三年進行一次疏浚。

孟瀆河寬廣不很淤塞,里河不久就乾枯了,則又改道從孟瀆。

弘治十七年,工部大臣又陳述夏港、孟瀆速道航行大江的害處,請求趕快疏通京口淤塞,然後導引練湖水灌注其中。

詔令迅速施行。

正德二年,又開通白塔河和江口、大橋、潘家、通江四閘。

十四年,依從督漕都御史臧鳳的計策,疏通常州上下里河,漕運船隻暢通無阻五十餘年。

萬曆元年,漕河又漸漸乾涸,再一次疏通它。

歲貢生許汝愚上奏說:“建國之初設立四座閘門:叫做京口、丹徒的,防止三江水的乾枯;叫做呂城、奔牛的,防止五湖水的排泄。

從丹陽到鎮江蓄積成為湖的有三處:叫做練湖、焦子、杜墅。

時間一久,居住的百姓侵占為田耕種,焦、杜二湖全部乾涸,勉強保存練湖,還是有被侵占的。

因而四座閘門全都是空設了。

請求疏通三湖原來的地方來通行漕運。”總河傅希摯說:“練湖已經疏通,然而,焦子、杜墅水源很少,沒有益處。”他的主張於是停止。

不久,練湖又淤淺。

萬曆五年,御史郭思極、陳世寶先後請求恢復練湖,疏通孟瀆。

然而,給事中湯聘尹則請求在京口旁邊另外修建一座閘門,導引長江水向內注入,潮水上漲就打開,退落就關閉。

御史尹良任又說:“孟瀆通過長江流入黃家港,水面雖然廣闊,長江水流很平穩,從這裡到達泰興而又到達灣頭、高郵只有二百餘里,可以避免瓜、儀不可揣測的災難。

至於京口往北通過金山而下,水上遇風有被淹沒的災難,應當挖深甘露港兩岸的洲田十餘里,以便利於返回般只停泊。”御史林應訓又說:“從萬綠橋到孟瀆,兩岸山勢峻峭,雨水大了容易垮塌,並且畏江潮水湧起泥沙,淤塞難免。

應當在萬綠橋、黃連樹各建閘門用來幫助積蓄與排放。”又說:“練湖自從西晉陳敏阻遏馬林溪水,導引長山八十四溪的水來灌溉雲陽,堤命名為練塘,又叫做練河,總共四十里左右。

環繞湖邊建立涵洞十三處。

宋紹興年問,中間設定橫堤,分為上下湖,建立上、中、下三處閘門。

八十四溪的水開始經過辰溪沖入上湖,再經由三處閘門轉流入下湖。

洪武年問,因為運道有阻滯,靠著下湖東堤建立三處閘門,憑藉湖水來拯濟運道,後來就逐漸被堵塞。

現在,應當完全除去侵占,再疏浚為湖。

上湖四邊夾著小山,下湖東北邊臨近河道,原堤完整牢固,祇應當修補中間缺口,並且在西南增築堤,與東北堤岸相對應。

至於三處閘門,只有靠近湖的上閘門還是像原先那樣,應當增建中、下二閘門,再建立鹼水閘二座,界於巾、下二閘門之間。

共除去土地五千多畝,堵塞沿著堤岸私自設立的涵洞,只保存其原來的十三處,用來排放湖水。

冬春就關閉,不能私自打開。

因為練湖沒有了水源,只有依賴於蓄積,增築堤岸打開閘門,湖水常常有餘,然後可以用來補濟運道。

臣親自查驗上湖地勢高仰,這是八十四溪之水流入上湖的來由,害怕它容易泄漏;下湖地勢平坦寬廣,僅僅高於漕河幾尺,又常常害怕它不充滿。

真正使湖水充足堤岸堅固,就應該隨時灌注它,河流就有全力供運輸行船了。”都下交主管部門斟酌商議。

萬曆十三年,鎮江知府昊搦謙又說:“練湖中堤應當命令有關部門在春初就進行修治,以防止被衝垮,並且禁止有勢力的豪強侵占。”依從他的主張。

十七年,疏通武進橫林漕河。

塞禎元年,疏通京口漕河。

五年,太常少卿姜志禮建言《漕河議》,說:“神廟初年,臣的先人姜寶撰寫《漕河議》,當權者採納施行,沒有開闢河道而能拯濟運河二十多年。

後來又租佃湖地妨礙運河,每年都要受疏浚運道的拖累。

年老有識的人說,‘京口閘底與虎丘塔頂齊平’,從這可以知道挖河毫無益處,積聚湖水最為重要。

現在,應當革除租佃,修建閘門,並且加高上下湖周圍的小土堤,蓄積水使湖加深。

況且,漕河閘座不僅僅是京日、呂城、新閘、奔牛數處而已,陵口、尹公橋、黃泥壩、新豐、大犢山處處有閘座,全都已廢棄,全都應當修建。

而運道支流如武進洞子河、連江橋河、扁擔河,丹陽簡橋河、陳家橋河、七里橋河、丁議河、越瀆河,滕村溪的大壩頭,丹陽甘露港南的小閘口,都應該趕快修整。

到了奔牛、呂城的北邊,各建立減水閘。

每年十月,用土填塞堅實,商船民船全部令其迴繞堤壩。

這都是所應當遵循的舊規。

近來,有人想開通九曲河,使運輪船隻直接從泡港閘出於長江,直達揚子橋,以避免瓜洲開閘滯留的情況,試行以後施行是可以的。

返空糧船及官船,應當從長江通行,並且,在河莊建立閘門進行開關。

多處工程一起施行,漕運之事就很容易了。”其主張最終沒有施行。

壟漕,是指湖廣漕運船隻從漢水、沔水往下到潯陽,江西漕運船隻出章江、鄱陽,然後在湖口會合,和南直隸寧、太、池、安、江寧、廣德的船隻,一起在大江航行,進入儀真通江閘,然後逆行於淮、揚進入閘河。

瓜洲、儀真之間,是運道的最關鍵之處。

洪武年間,運送軍糧供應遼東兵士,從儀真往上到淮安,經由鹽城泛舟在海上航行;運送軍糧供應梁州、晉州的,也從儀真到淮安,迴繞堤壩進入淮河。

長江口建立堤壩修建閘門,總共十三處。

疏浚揚子橋河到黃泥灣九千多丈。

永樂年間,疏浚儀真清江壩、下水港及夾港河,修築沿江堤岸。

洪熙元年,疏浚儀真壩河,以後,規定製度,儀真壩往下到黃泥灘、直河口二港及瓜洲二港、常州的孟瀆河全都每三年進行一次疏浚。

宣德年問,依從侍郎趙新、御史陳祚的請求,疏浚黃泥灘、清江閘。

成化年間,在儀真修建閘門連線長江河港的有三處,汀都蓄留潮水連線長江的閘門有二處。

不久,連線長江河港的三處被堵塞。

弘治初年,又開通它,不久,又在總港口修建閘門蓄積河水。

儀真、江都二縣之間,有官塘五處,修築閘門蓄水,用來灌溉百姓田地,有財有勢的人強占去把它作為家業,真、揚之間運道阻塞。

嘉靖二午,御史秦鈸請求恢復五處官塘。

依從他的請求。

萬曆五年,御史陳世寶說:“儀真江口,距離閘門太遠,請在上下十數丈左右增建二座閘門,根據湖水增減而開關,以便攔截出長江的船隻,全都使其進入閘門,或許能避免滯留。”奏疏上呈,議定施行。

自塔河,在泰州。

往上通到邵伯,往下連線大江,斜對常州孟演河與泰興北新河,都是浙江漕河的支河道。

從陳管開始開通。

宣德年問,依從趙新、陳祚的請求,命令陳瑝役使民工四萬五千餘人疏通它,建立新閘、潘家莊、大橋、江口四座閘門。

正統四年,河水衝破堤防,閘門被堵塞,都督武興因此關閉不用,仍然從瓜洲迴繞堤壩。

瓜洲的堤壩,洪武年間所修築,總共十五處,排列於東西二港之間。

永樂年間,廢棄束壩成廠房,用來儲存木材,只保存西港七壩。

漕運船隻失去了停船靠岸的地方,多次遭受大風的危險。

英宗初年,纔又疏通東港。

不久,巡撫周忱在白塔河的大橋閘修築堤壩,按照一定的時間開關,漕運船隻逐漸分開航行。

自從鎮江襄河開通,漕運船隻出甘露、新港,直接渡過瓜洲;然而白塔、北新,都因為長珏路途危險遙遠,捨棄而不經由那裡。

衛漕,就是衛河。

源出於河南輝縣,到達臨清與會通河匯合,往北到達天津。

從臨清以北都稱為衛河。

詳情都記載於本《河渠志》。

白漕,就是通濟河。

源出於北方邊境地區,經過密雲縣霧靈山,成為潮河川。

而富河、罾口河、七渡河、桑乾河、三里河都匯合於此,名叫白河。

往南流經通州,匯合通惠及榆、渾各河,也叫潞河。

三百六十里,到達直沽匯合衛河流入大海,依靠它來暢通漕運。

楊村以北,其水勢居高流下,如高屋建瓴,河底多淤沙。

夏秋洪水來臨苦於水淹,冬春河水細小苦於不通暢。

沖毀堤防、改道不定大致與黃河相同。

更兒渡,在武清、通州之間,是格外重要的地方。

從永樂到成化初年,一共八次潰決,便派遣民工修築堤岸。

然而,正統元年的決堤,造成的災害格外嚴重,專門敕令太監沐敬、安逮侯柳溥、尚書李友直根據情況籌劃安排,派遣五個軍營的兵士五萬人及民工一萬人修築演決的堤岸。

又命令武進怕朱冕、尚書昊中役使五萬人,離河璽整二十里處開鑿河道一條,導引白水流入其中。

二處工程一起竣工,人們都很便利,賜予河名叫做通濟,賜予河神叫做通濟河神。

在此之前,永樂二十一年,修築通州到直沽的河岸,有被衝決的,隨時修築作為常規。

等到通濟河完成,決堤而修築好的也有多次。

萬曆三十一年,依從工部的主張,挖通通州到天津白河,深四尺五寸,所挖沙土便在兩岸築堤,用文字寫定著為命令。

大通河,是元郭守敬所開鑿。

從大通橋往東行,到達通州高麗莊,與白河匯合,到達直沽,匯合衛河流入大海,長一百六十多里。

每隔十里建立一座閘門,蓄積水流拯濟運道,其名叫做通惠。

又因為白河、榆河、渾河合流,也叫做潞河。

洪武年問逐漸廢棄。

丞樂四年八月,北京行部說:“宛平昌平西湖、景柬牛欄莊及青龍華家瓮山三處閘門,被水衝決堤岸。”命令派遣軍民進行修治。

第二年又說:“從西湖、景束到通流,總計七處閘門,河道淤塞。

從昌平東南的白浮村到西湖、景束流水河口一百里,應當增設十二處閘門。”依從其主張。

不久,閘門全都被堵塞,不再通行船隻。

成化年問,漕運總兵官楊茂說:“每年從張家灣停止用船運糧,再用車轉運到京都,雇金不可估量。

舊通惠河石閘門還存在,深二尺左右,修建閘門蓄積水流,用小船分載轉運很便利。”又有主張在三里河從張家灣畑墩橋以西疏通河流停靠船隻的。

下交朝廷大臣集中商議,派遣尚書楊鼎、侍郎喬毅觀察測量。

上奏說:“原先有閘門二十四座,通水行船。

但是,元朝時水在宮廷圍牆之外,船只能夠進入城內海子灣。

現在,水從皇城金水河流出,原先的河道不能再通行。

並且,元時人導引白浮泉往西逆流,現在經過皇陵,擔心妨礙地脈。

又一畝泉經過牡羊口山溝,兩條水流被沖斷很難導引。

麗城南三里河原先役有河流的源頭,正統年問修築護城河,擔心雨水多了河水泛濫,於是,開通正陽橋東南低下之地,打開護城河口來排放河水,纔有三里河之名。

從護城河口八里,開始連線渾河。

原先,渠道兩岸多有廬墓,水淺河窄,又必須增引另外的水流來貫通。

如西湖草橋源出於玉匠局、馬跑等地,泉水不深水流不遠。

元人曾經引用金口水,其水洶湧淹沒百姓房屋,因此隨即就廢棄。

只有玉泉、龍泉及月兒、柳沙等泉,全都出於西北,順著山腳流行,可以導引流入西湖。

請求開通西湖的水源,關閉分流湖水的清龍閘,導引各泉水從高梁河,分流其二分之一經由金水河流出,其餘則從都城外護城河流轉,在正陽門束面匯合。

城外護城河暫且關閉,使其不要流入三里河合流。

大通橋閘河隨著旱澇而開關,那么,船隻就能夠靠近糧倉,非常便利。”皇帝依從他的主張。

剛剛派遣兵士役夫九萬人進行修治疏通,適逢有災異發生,詔令停止各處勞役。

主管部門認為漕運之事重大,於是,命令四萬人疏通城外護城河,而西山、玉泉以及到張家灣河道,也已經從中得到好處了。

過了五年,於是詔令平江伯陳銳,副都御史李裕,侍郎翁世資和王詔督促漕運兵士疏通通惠河,依照楊鼎、喬毅前面的主張。

第二年六月,工程竣工,從大通橋到張家灣渾河口六十多里,疏通泉水三處,增建閘門四座,漕運船隻逐漸暢通。

然而,元朝時所導引的昌平三處泉水全被斷絕不流通,僅僅導引一西湖之水,又只分流其中二分之一,河道狹窄容易被盜開而河水乾涸。

不到兩年,像原先那樣不通暢。

正德二年,曾經疏通過一次,並且,修治大通橋到通州閘十二處,攔河壩四十一處。

嘉靖六年,御史昊仲說:“通惠河屢次經過修復,都被有權有勢的人所阻止。

祇是通流等八處閘門遺蹟還在,憑藉遺蹟而修成它,成功很容易,每年可以節省車費二十多萬。

而且歷代漕運都是到達京師,沒有把儲藏的國糧儲備在五十里以外的情況。”皇帝心裡認為這樣對,命令侍郎王軏、何詔及昊仲共同觀察測量。

王軏等說:“大通橋地勢高於白河六丈多,假若挖深到七丈,導引白河到達京城,各處閘門可以全部取消,然而,不容易議定。

計畫祇是疏通修治河閘,但是,通流閘在通州舊城中,經過二處永門,南浦、土橋、廣利三座閘門都在街市,不便於轉運。

只有白河靠近舊小河廢壩西邊,不足一里就到堰水小壩,應當修築它,使其通到普濟閘,可以省去四座閘門兩座城門轉運之力。”然而,尚書桂萼說不方便,請求改修三里河。

皇帝交付他的奏章給大學士楊一清、張璁。

楊一清說:“利用舊閘門使用轉運的辦法,省去運糧軍的辛勞和耗費,應當決斷施行這個辦法。”張璁也說:“這是一勞永逸的辦法,桂萼所說的辦法耗費多成功困難。”皇帝就拒絕了桂萼的主張。

第二年六月,昊仲報告河道修成,接著上疏陳述五件事,說:“大通橋到通州石壩,地勢高出四丈,流沙容易淤積,應當隨時加以疏通修治。

管河主事應當專門委任,不要讓他兼管其它事情。

官吏和管理閘門的人因為停止運輸而被裁減的,應當恢復到原先的人數。

慶豐上閘、平津中閘現在已經不使用,應當改建通州西水關之外。

駁船製造費用以及每年的修治,都應當酌情處理。”皇帝認為前朝多次勘測施行都沒有達到成功,昊仲等經過四個月治理工程就成功,詔令給予獎賞,全部依從他的請求。

昊仲又請求保留督工郎中何棟專門管理這件事,作為長久之計。

依從他的請求。

九年,提升何棟為右通政,仍然管理通惠河河道。

這時,昊仲出任處州知府,進獻所編撰的《通惠河志》。

皇帝命令送到史館,蒐集編入《會典》,並且頒布工部刊行。

從此以後,漕運船隻直達京城,直到明朝末年。

百姓思念昊仲的功德,在通州修建祠廟祭祀他。

薊州河,是運送薊州軍糧的河道。

明朝初年,海運軍糧到薊州。

天順二年,大河衛百戶閔恭說:“南京同直隸各衛,每年用旗軍運送軍糧三萬石到薊州等衛糧倉,越過大海七十多里,風浪危險可怕。

新開通的沽河,北面對著薊州,正好與水套、沽河相對,南北相距四十多里而路途徑直,並且水深,這中間阻擋隔絕的地方只有四分之一,假若開通溝渠用來運輸軍糧,可以沒有海運的憂患。”下交總兵都督宋勝、巡按御史李敏巡行視察可否施行。

宋勝等說很方便。

於是開通直沽河。

寬五丈,深一丈五尺。

成化二年第一次疏浚,二十年再次疏浚,並且疏通鴉鴻橋河道,建立豐潤縣海運軍糧儲藏糧倉。

正德十六年,運糧指揮王瓚說:“直沽東北的新河,轉運薊州軍糧,河流水淺,潮水到達纔可以行駛船隻。

邊關常常缺乏軍糧,應當疏通使其水深河寬。”依從他的主張。

原先,新河每隔三年疏通一次。

嘉靖元年,改為每隔二年疏通一次,將其作為常規。

十七年,疏通殷留莊大口到舊倉店一百一十六里。

豐潤環香河,疏通於成化年問,運送糧食十多萬石,供給薊州東路的軍隊。

後來,因堵塞而廢棄,軍糧改由薊州供給,很不方便。

嘉靖四十五年,依從御史鮑承蔭的請求,恢復它,並且建立三座閘門在北濟、張官屯、鴉鴻橋,用來蓄積水流。

旦平河,是運送各守護皇陵官兵軍糧的水道。

起於鞏華城外安濟橋,到達通州渡口。

長一百四十五里,其中淤塞水淺三十里很難行駛。

隆慶六年,大力疏浚,運送給長陵等八衛軍隊每月軍糧四萬石,於是完成流通。

萬曆元年,又疏通鞏華城外的舊河道。

海運,開始於元至元年間。

伯顏任用朱清、張管運輸糧食到京城,僅僅四萬多石。

這以後一天天增多,達到三百多萬石。

當初,海運航道一萬三千多里,最危險可怕,隨後,開闢新的航道,稍微捷近。

後來,殷明略又開通新的航道,尤其方便。

然而,都出於大海,如果風向有利,從浙江西到達京師不超過十天,但是,傾覆損失太多。

洪武元年,太祖命令湯和製造海船,運送軍糧供給北征的兵士。

天下安定以後,徵召水工運送萊州洋海倉儲的糧食以供給永平。

後來,速左及其以北多次用兵,於是,靖海侯昊禎、延安侯唐勝宗、航海侯張赫、舳臚侯朱壽先後轉運遼東的軍糧,把它作為常規。

督促江蘇、浙江靠近海邊的衛軍大船一百餘艘,運送軍糧數十萬石。

賜給將校以下綺帛、胡椒、蘇木、錢鈔各有差別,役夫便免除其家一年的賦稅,淹死的人優厚撫恤。

三十年,因為遼塞軍糧有盈餘,只足命令遼東兵士在駐地耕種其地,從而停止海運。

丞樂元年,平江伯陳逭督促海運運糧四十九萬餘石,供應北京、遼東。

二年,因為海運只能到達直沽,另用小船轉運到京城,命令在天津設定露天糧囤一千四百所,用來擴大儲蓄。

四年,決定海運陸運同時運輸。

陳瓊每年運糧一百萬石,在直沽尹兒灣城修建百萬石倉。

天津衛籍兵一萬人駐守。

到這時,命令江南糧食一部分經由海運,一部分經由淮河、黃河,再陸運到衛河,進入通州,把它作為常規。

陳壇上奏說:“嘉定靠近海邊,正當長江水流的要衝,地勢平坦,沒有大山高地。

海船停泊,有的遇到大風大浪,碰到堅石擱淺就損壞。

應當在青浦用土築成小山,樹立險情標誌,使駕船的人知道有所避免,而海上險要之處不會成為災難。”詔令依從他的奏請。

十年九月,工程竣工。

方圓一百丈,高三十餘丈。

賜名叫寶山。

皇帝撰寫碑文記其事。

丞樂十三年五月,又停止海運,只保存一個遮洋總,運送供給遼束、薊州的糧食。

正統十三年,削減登州衛海船,將一百艘鹼焉十八艘,用五艘運送青州、萊州、登州的布花鈔錠十二萬餘斤,每年賜給遼東兵士。

成化二十三年,侍郎丘浚呈上《大學衍義補》,請求尋找海運故道,與河運同時進行,大致是說:“海船一艘裝運千石,大略相當於河船三隻的裝運量,使用的運糧兵大量減少。

河運比起陸運的費用減省十分之三,海運比起陸運減省十分之七,即使有被淹沒的災難,然而滅省牽引役卒的辛勞、駁船撈淺的費用,以及順著次序的守護,利與害也相抵。

應當尋求一向懂得海運的人,請求探測考察。”他的主張沒有施行。

弘治五年,黃河在金龍口決堤,有人請求恢復海運,朝廷議定不同意。

嘉靖二年,遮洋總漂役軍糧二萬石,淹死官軍五十餘人。

五年,停止登州造船。

嘉靖二十年,總河王以旃因為河道阻塞,說:“海運雖然難以行駛,然而,中間平度州東南有南北新河一道,元時建閘直達安束,南北全從內洋通行,道路捷近又無危險,所以應當重視。”壘帝認為海上運道迂迴,拒絕了他的建議。

嘉靖三十八年,遼東巡撫侯汝諒說:“天津進入遼東之路,從海口到右屯河通堡不到二百里,其中曹泊店、月坨桑、姜女墳、桃花島都可以進港灣停泊。”工部回復可以施行。

四十五年,順天巡撫耿隨朝探測海上運道,從永平西面下海,一百四十五里到紀各莊,又四百二十六里到天津,都是靠近海岸行船。

其間開洋一百二十里,有建河、糧河、小沽、大沽河可以避風。

開始,允許他的主張,不久,因為御史劉翱上奏阻止而罷除。

這年,依從給事中胡應嘉的計策,革除遮洋總。

隆慶五年,徐州、邳州河流淤塞,依從給事中宋良佐的計策,又設定遮洋總,保存海運遺意。

山東巡撫梁夢龍極力論述海運的便利,說:“海運之道南從淮安到膠州,北從天津到海倉,是島人商人出入之地。

臣派遣士卒從淮安、膠州各運米麥到天津,沒有不順利的。

淮安到天津三千三百里,風順,二十天就可以到達。

船經由近洋,島嶼連綿,即使遇大風可以依傍,比起殷明略故道更安全方便。

五月之前,風順而又濕和,此時出海可以保證無憂慮。”命令酌量撥出附近地區漕糧十二萬石,使梁夢龍施行此事。

隆慶六年,王宗沐督促漕運,請求施行海運。

韶令運送十二萬石糧從淮河入海。

這條運道,從雲梯關往東北經過鷹游山、安柬衛、石臼所、夏河所、齊堂島、靈山衛、古鎮、膠州、鰲山衛、大嵩衛、行村寨,全都經過海面。

從海洋所經過竹島、寧津所、靖海衛,往東北轉向到成山衛、劉公島、威海衛,往西經過寧海衛,全都經過海面。

從福山之罘島到登州城北新海口沙門等島,往西經過桑島、坶屺島;從坶屺向西經過三山島、芙蓉島、萊州大洋、海倉口;從海倉向西經過淮河海口、魚兒鋪,住西北經過侯鎮店、唐頭塞;從侯鎮西北的大清河、小清河海口,乞溝河進入直沽,到達天津衛。

總共三千三百九十里。

萬曆元年,即墨福山島毀壞運糧船七隻,沉沒穀米數千石,淹死士兵十五人。

給事、御史一起上奏章糾彈其過失,停止不再施行。

二十五年,倭寇興起,從登州運糧供給進入朝鮮的兵士。

山東副使於仕廉又說:“運送軍糧到遼東不如經海運,海運不如經登州、萊州。

登州、萊州渡過金州六七百里,到旅順口只有五百餘里,順風揚帆一二日就可以到達。

又有沙門、灶磯、皇城等島處於其中,天然設立海水傳送,停留住宿可避海風。

由於皇城到旅順二百里略遠,得到順風不足半日就可以渡過。

假若從天津到遼東,則大洋無停泊之處;淮安到膠州,雖然只有三百里,但從膠州到登州千里之逮,礁石阻礙難以行駛。

只有從登州、萊州渡海到遼東,水勢便利而運輸容易。”當時,全都認為他的主張是對的,然而沒有施行。

四十六年,山東巡撫李長庚奏請施行海運,特地設立戶部侍郎一人督促這事,其事具載於《李長庚傳》。

塞禎十二年,崇明人沈廷揚擔任內閣中書,又陳述海運的方便,並且輯錄《海運書》五卷進呈。

命令製造海船試用。

廷揚駕駛二隻海船,裝運米糧數百石,十三年六月初一,從淮安出海,十五日到達天津。

等侯適當的風勢用了五日,運行僅僅十天。

皇帝很高興,提升沈廷揚戶部郎中,命令前往登州與巡撫徐人龍謀劃。

山東副總兵黃蔭恩也上奏海運的九條意見,皇帝立即命令他監督海運。

在此之前,寧遠的軍糧都是用天津船運到登州,等待東南風轉運米糧到天津,又等待西南風再轉運到寧遠。

沈廷揚從登州直接運送到寧逮,節省費用多。

不久,命令他到淮安治理海運,被督漕侍郎朱大典所阻止,還是命令他改駐登州,統領寧速軍糧的事務。

十六年,加光祿少卿。

福王時期,命令沈廷揚用海船防禦長江,不久,又命令他兼理軍糧事務。

南都已經失去,沈廷揚艱難歷經於唐、魯二王之間而死。

在嘉靖年間,朝廷大臣紛紛建議恢復海運,漕運總兵官萬表說:“在從前的海運,每年沉沒糧食不止十萬。

裝運稻米的船隻,駕駛船隻的士卒,統領士卒的官吏,都不能倖免。

今人謀劃海運總是堅守丘浚的論說,不是通達事理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