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傳·卷一百零三

劉蕡

劉蕡，字去華，幽州昌平人，客梁、汴間。明《春秋》，能言古興亡事，沈健於謀，浩然有救世意。擢進士第。元和後，權綱馳遷，神策中尉王守澄負弒逆罪，更二帝不能討，天下憤之。文宗即位，思洗元和宿恥，將翦落支黨。方宦人握兵，橫制海內，號曰“北司”，凶醜朋挻，外脅群臣，內掣侮天子，蕡常痛疾。

太和二年，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帝引諸儒百餘人於廷，策曰：

朕聞古先哲王之治也，玄默無為，端拱司契，陶氓心以居簡，凝日用於不宰，厚下以立本，推誠而建中，繇是天人通，陰陽和，俗躋仁壽，物無疵癘。噫！盛德之所臻，夐乎其不可及已。三代令主，質文迭救，百氏滋熾，風流浸微，自漢以降，足言蓋寡。

朕顧唯昧道，祗荷丕構，奉若謨訓，不敢怠荒，任賢惕厲，宵衣旰食，詎追三五之遐軌，庶紹祖宗之鴻緒。而心有未達，行有未孚，由中及外，闕政斯廣。是以人不率化，氣或堙厄，災旱竟歲，播植愆時。國廩罕蓄，乏九年之儲；吏道多端，微三載之績。京師，諸夏之本也，將以觀治，而豪猾逾檢；太學，明教之源也，期於變風，而生徒惰業。列郡在乎頒條，而乾禁或未絕；百工在乎按度，而淫巧或未息。俗恬風靡，積訛成蠹。其擇官濟治也，聽人以言則枝葉難辨，御下以法則恥格不形；其阜財發號也，生之寡而食之眾，煩於令而鮮于治。思所以究此繆盩，致之治平，茲心浩然，若涉淵冰。故前詔有司，博延群彥，佇啟宿懵，冀臻時雍。

子大夫皆識達古今，志在康濟，造廷待問，副朕虛懷，必當箴治之闕，辨政之疵，明綱條之致紊，稽富庶之所急。何施革於前弊？何澤惠於下土？何脩而治古可近？何道而和氣克充？推之本源，著於條對。至若夷吾輕重之權，孰輔於治？嚴尤底定之策，孰葉於時？元凱之考課何先？叔子之克平何務？惟此龜鑑，擇乎中庸，斯在洽聞，朕將親覽。

蕡對曰：

臣誠不佞，有正國致君之術，無位而不得行；有犯顏敢諫之心，無路而不得達。懷憤鬱抑，思有時而發。常欲與庶人議於道、商賈謗於市，得通上聽，一悟主心，雖被襖言之罪無所悔。況逢陛下詢求過闕，咨訪嘉謀，制詔中外，舉直言極諫。臣辱斯舉，專承大問，敢不悉意以言？至於上所忌，時所禁，權幸所諱惡，有司所與奪，臣愚不識，伏惟陛下少加優容，不使聖時有讜言受戮者，天下之幸也。謹昧死以對：

伏以聖策有思古先之治，念玄默之化，將欲通天地以濟俗，和陰陽以煦物，見陛下慮道之深也。臣以為哲王之治，其則不遠，惟致之之道何如耳。伏以聖策有祗荷丕構而不敢荒寧，奉若謨訓而罔有怠忽，見陛下憂勞之至也。若夫任賢惕厲，宵衣旰食，宜絀左右之纖佞，進股肱之大臣。若夫追蹤三五，紹復祖宗，宜鑒前古之興亡，明當代之成敗。心有未達，以下情蔽而不得上通；行有未孚，以上澤壅而不得下浹。欲人之化，在脩己以先之；欲氣之和，在遂性以導之。救災旱在致精誠，廣播殖在視食力。國廩罕畜，本乎冗食尚繁；吏道多端，本乎選用失當。豪猾逾檢，繇中外之法殊；生徒惰業，繇學校之官廢；列郡乾禁，繇授任非人；百工淫巧，繇制度不立。伏以聖策有擇官濟治之心，阜財發號之嘆，見陛下教化之本也。且進人以行，則枝葉安有難辨乎？防下以禮，則恥格安有不形乎？念生寡而食眾，可罷斥惰游；念令煩而治鮮，要察其行否。博延群彥，願陛下必納其言；造廷待問，則小臣安敢愛死？伏以聖策有求賢箴闕之言，審政辨疵之令，見陛下咨訪之勤也。遂小臣斥奸豪之志，則弊革於前；守陛下念康濟之心，則惠敷於下。邪正之道分，而治古可近；禮樂之方著，而和氣克充。至若夷吾之法，非皇王之權；嚴尤所陳，無最上之策；元凱之所先，不若唐堯考績；叔子之所務，不若虞舜舞乾。且非大德之中庸、上聖之龜鑑，又何足為陛下道之哉？或有以系安危之機、兆存亡之變者，臣請披肝膽為陛下別白而重言之。

臣前所謂“哲王之治，其則不遠”者，在陛下慎思之、力行之、始終不懈而已。謹按《春秋》：元者，氣之始也；春者，歲之元也。《春秋》以元加於歲，以春加於王，明王者當奉若天道，以謹其始也。又舉時以終歲，舉月以終時，《春秋》雖無事，必書首月以存時，明王者當承天之道，以謹其終也。王者動作終始必法於天者，以其運行不息也。陛下能謹其始，又能謹其終，懋而脩之，勤而行之，則執契而居簡，無為而不宰，廣立本之大業，崇建中之盛德，安有三代循環之弊，百偽滋熾之漸乎？臣故曰：“唯致之之道何如耳。”

臣前所謂“若夫任賢惕厲，宵衣旰食，宜絀左右之纖佞，進股肱之大臣”，實以陛下憂勞之至也。臣聞不宜憂而憂者，國必衰；宜憂而不憂者，國必危。陛下不以國家存亡、社稷安危之策而降於清問，臣未知陛下以布衣之臣不足與定大計耶？或萬機之勤有所未至也？不然，何宜憂而不憂乎？臣以為陛下所先憂者，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四海將亂。此四者，國家已然之兆，故臣謂聖慮宜先及之。夫帝業艱難而成之，固不可容易而守之。太祖肇其基，高祖勤其績，太宗定其業，玄宗繼其明，至於陛下，二百餘載，其間聖明相因，擾亂繼作，未有不用賢士、近正人而能興者。或一日不念，則顛覆大器，宗廟之恥，萬古為恨。臣謹按《春秋》，人君之道，在體元以居正。昔董仲舒為漢武帝言之略矣，有未盡者，臣得為陛下備論之。夫繼故必書即位，所以正其始也；終必書所終之地，所以正其終也。故為君者，所發必正言，所履必正道，所居必正位，所近必正人。《春秋》：“閽弒吳子余祭。”書其名，譏疏遠賢士，昵刑人，有不君之道。伏惟陛下思祖宗開國之勤，念《春秋》繼故之誡。明法度之端，則發正言，履正道；杜篡弒之漸，則居正位，近正人。遠刀鋸之殘，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顓其任，庶寮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褻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外專陛下之命，內竊陛下之權，威懾朝廷，勢傾海內，群臣莫敢指其狀，天子不得制其心，禍稔蕭牆，奸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日，此宮闈將變也。臣謹按《春秋》：“定公元年春王。”不言正月者，《春秋》以為先君不得正其終，則後君不得正其始，故曰“定無正”也。今忠賢無腹心之寄，閽寺專廢立之權，陷先帝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況太子未立，郊祀未脩，將相之職不歸，名器之宜不定，此社稷將危也。臣謹按《春秋》：“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春秋》之義，兩下相殺不書。此書者，重其顓王命也。夫天之所授者在命，君之所存者在令。操其命而失之者，是不君也；侵其命而專之者，是不臣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將傾也。臣謹按《春秋》，晉趙鞅以晉陽之兵叛入於晉，書其歸者，能逐君側之惡以安其君，故《春秋》善之。今威柄陵夷，籓臣跋扈。有不達人臣大節，而首亂者將以安君為名；不究《春秋》之微，稱兵者在逐惡為義。則典刑不繇天子，征伐必自諸侯，此海內之將亂也。故樊噲排闥而雪涕，袁盎當車而抗辭，京房發憤以殞身，竇武不顧而畢命，此皆陛下明知之矣。臣謹按《春秋》，晉狐射姑殺陽處父，書襄公殺之者，以其君漏言也。襄公不能固陰重之機，處父所以及殘賊之禍，故《春秋》非之。夫上漏其情，則下不敢盡意；上泄其事，則下不敢盡言。故《傳》有造膝詭辭之文，《易》有失身害成之戒。今公卿大臣，非不欲為陛下言之，慮陛下不能用也。忽而不用，必泄其言，臣下既言而不行，必嬰其禍；適足鉗直臣之口，而重奸臣之威。是以欲盡其言則有失身之懼，欲盡其意則有害成之憂，裴回鬱塞，以須陛下感悟，然後盡其啟沃。陛下何不聽朝之餘，時御便殿，召當世賢相老臣，訪持變扶危之謀，求定傾救亂之術，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制侵陵迫脅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既不得治其前，當治於後；不得正其始，當正其終。則可以虔奉典謨，克承丕構，終任賢之效，無宵旰之憂矣。

臣前所謂“追蹤三五，紹復祖宗，宜鑒前古之興亡，明當時之成敗”者。臣聞堯、禹之為君而天下大治者，以能任九官、四岳、十二牧，不失其舉，不貳其業，不侵其職，居官唯其能，左右唯其賢，元凱在下雖微而必舉，四凶在朝雖強而必誅，考其安危，明其取捨。至秦二世、漢元成，鹹願措國如唐、虞，致身如堯、舜，而終敗亡者，以其不見安危之機，不知取捨之道，不任大臣，不辨奸人，不親忠良，不遠讒佞也。伏惟陛下察唐、虞之所以興，而景行於前；鑒秦、漢之所以亡，而戒懼於後。陛下無謂廟堂無賢相，庶官無賢士，今紀綱未絕，典刑猶在，人誰不欲致身為王臣，致時為昇平？陛下何忽而不用邪？又有居官非其能，左右非其賢，惡如四凶，詐如趙高，奸如恭、顯，陛下何憚而不去邪？神器固有歸，天命固有分，祖宗固有靈，忠臣固有心，陛下其念之哉！昔秦之亡也，失於強暴；漢之亡也，失於微弱。強暴則奸臣畏死而害上，微弱則強臣竊權而震主。臣伏見敬宗不虞亡秦之禍，不翦其萌。伏惟陛下深軫亡漢之憂，以杜其漸，則祖宗之洪業可紹，三五之遐軌可追矣。

臣前所謂陛下“心有所未達，以下情塞而不能上通；行有所未孚，以上澤壅而不得下浹”；且百姓有塗炭之苦，陛下無繇而知；陛下有子惠之心，百姓無繇而信。臣謹按《春秋》書“梁亡”不書“取”者，梁自亡也，以其思慮昏而耳目塞，上出惡政，人為寇盜，皆不知其所以，終自取其滅亡也。臣聞國君之所以尊者，重其社稷也；社稷之所以重者，存其百姓也。苟百姓不存，則雖社稷不得固其重；社稷不重，則人君不得保其尊。故治天下者，不可不知百姓之情。夫百姓者，陛下之赤子，陛下宜令慈仁者視育之，如保傅焉，如乳哺焉，如師之教導焉。故人之於上也，恭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今或不然，陛下親近貴幸，分曹建署，補除卒吏，召致賓客，因其貨賄，假以聲勢；大者統籓方，小者為守牧，居上無清惠之政而有饕餮之害，居下無忠誠之節而有奸欺之罪。故人之於上也，畏之如豺狼，惡之如仇敵。今海內困窮，處處流散，飢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鰥寡孤獨不得存，老幼疾病不得養，加以國權兵柄顓於左右，貪臣聚斂以固寵，奸吏因緣而弄法，冤痛之聲，上達於九天，下入於九泉，鬼神為之怨怒，陰陽為之愆錯。君門萬重，不得告訴，士人無所歸化，百姓無所歸命。官亂人貧，盜賊並起，土崩之勢，憂在旦夕。即不幸因之以病癘，繼之以凶荒，陳勝、吳廣不獨起於秦，赤眉、黃巾不獨生於漢，臣所以為陛下發憤扼腕、痛心泣血也。如此則百姓有塗炭之苦，陛下何繇而知之乎？陛下有子惠之心，百姓安得而信之乎？使陛下行有所未孚，心有所未達，固其然也。臣聞漢元帝即位之初，更制七十餘事，其心甚誠，其稱甚美。然紀綱日紊，國祚日衰，奸宄日強，黎元日困，繇不能擇賢明而任之，失其操柄也。自陛下即位，憂勤兆庶，屢降德音，四海之內，莫不抗首而長息，自喜復生於死亡之中也。伏惟陛下慎終如始，以塞四方之望。誠能揭國柄以歸於相，持兵柄以歸於將，去貪臣聚斂之政，除奸吏因緣之害，惟忠賢是近，惟正直是用，內寵便僻無所聽焉。選清慎之官，擇仁惠之長，敏之以利，煦之以和，教之以孝慈，導之以德義，去耳目之塞，通上下之情，俾萬國歡康，兆庶蘇息，即心無不達，而行無不孚矣。

臣前所謂“欲人之化也，在脩己以先之”，臣聞德以脩己，教以導人。脩之也，則人不勸而自立；導之也，則人不教而率從。君子欲政之必行也，故以身先之；欲人之從化也，故以道御之。今陛下先之以身而政未必行，御之以道而人未從化，豈立教之旨未盡其方邪？夫立教之方，在乎君以明制之，臣以忠行之。君以知人為明，臣以正時為忠。知人在任賢而去邪，正時則固本而守法。賢不任則重賞不足以勸善，邪不去則嚴刑不足以禁非，本不固則人流，法不守則政散，而欲教之必至，化之必行，不可得也。陛下能斥奸邪而不私其左右，舉賢正而不遺其疏遠，則化浹朝廷矣。愛人而敦本，分職而奉法，脩其身以及其人，始於中而成於外，則化行天下矣。

臣前所謂“欲氣之和也，在遂其性以導之”者，當納人於仁壽也。夫欲人之仁壽也，在立制度，脩教化。夫制度立則財用省，財用省則賦斂輕，賦斂輕則人富矣；教化脩則爭競息，爭競息則刑罰清，刑罰清則人安矣。既富矣，則仁義興焉；既安矣，則壽考至焉。仁義之心感於下，和平之氣應於上，故災害不作，休祥存臻，四方底寧，萬物鹹遂矣。

臣前所謂“救災旱在乎致精誠”者。臣謹按《春秋》，魯僖公一年之中，三書 “不雨”者，以其人君有恤人之志也；文公三年之中，一書“不雨”者，以其人君無閔人之心也。故僖致誠而旱不害物，文無恤閔而變則成災。陛下有閔人之志，則無成災之變矣。

臣前所謂“廣播殖在乎視食力”者。臣謹按《春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人勤於力則功築罕，人勤於財則貢賦少，人勤於食則百事廢。”今財食與力皆勤矣，願陛下廢百事之用，以廣三時之務，則播植不愆矣。

臣前所謂“國廩罕蓄，本乎冗食尚繁”者。臣謹按《春秋》：“臧孫辰告糴於齊。”《春秋》譏其無九年之蓄，一年不登而百姓飢。臣願斥游惰之人以篤耕殖，省不急之費以贍黎元，則廩蓄不乏矣。

臣前所謂“吏道多端，本乎選用失當”者，繇國家取人不盡其材、任人不明其要故也。今陛下之用人也，求其聲而不求其實，故人之趨進也，務其末而不務其本。臣願核考課之實，定遷序之制，則多端之吏息矣。

臣前所謂“豪猾逾檢，繇中外之法殊”者，以其官禁不一也。臣謹按《春秋》，齊桓公盟諸侯不日，而葵丘之盟特以日者，美其能宣明天子之禁，率奉王官之法，故《春秋》備而書之。然則官者，五帝、三王之所建也；法者，高祖、太宗之所制也。法宜畫一，官宜正名。今又分外官、中官之員，立南司、北司之局，或犯禁於南則亡命於北，或正刑於外則破律於中，法出多門，人無所措，繇兵農勢異，而中外法殊也。臣聞古者因井田以制軍賦，間農事以脩武備，提封約卒乘之數，命將在公卿之列，故兵農一致，而文武同方，以保乂邦家，式遏亂略。太宗置府兵台省軍衛，文武參掌，閒歲則橐弓力穡，有事則釋耒荷戈，所以脩復古制，不廢舊物。今則不然。夏官不知兵籍，止於奉朝請；六軍不主武事，止於養階勛。軍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內臣之職。首一戴武弁，疾文吏如仇讎；足一蹈軍門，視農夫如草芥。謀不足以翦除奸凶，而詐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害閭里。羈紲籓臣，乾陵宰輔，隳裂王度，汩亂朝經。張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藏奸觀釁之心，無伏節死難之誼。豈先王經文緯武之旨邪！臣願陛下貫文武之道，均兵農之功，正貴賤之名，一中外之法，還軍衛之職，脩省署之官；近崇貞觀之風，遠復成周之制：自邦畿以刑下國，始天子而達諸侯，可以制猾奸之強，無逾檢之患矣。

臣前所謂“生徒惰業，繇學校之官廢”者，蓋國家貴其祿，賤其能，先其事，後其行，故庶官乏通經之學，諸生無脩業之心矣。

臣前所謂“列郡乾禁，繇授任非人”者，臣以為刺史之任，治亂之根本系焉，朝廷之法制在焉，權可以御豪強，恩可以惠孤寡，強可以御奸寇，政可以移風俗。其將校曾更戰陣，及功臣子弟，請隨宜酬賞。苟無治人之術者，不當任此官，即絕乾禁之患矣。

臣前所謂“百工淫巧，繇制度不立”者，臣請以官位祿秩制其器用車服，禁以金銀珠玉，錦繡雕鏤。不蓄於私室，則無盪心之巧矣。

臣前所謂“辨校葉”者，繇考言以詢行也；臣前所謂“形於恥格”者，繇道德而齊禮也；臣前所謂“念生寡而食眾，可罷斥惰游”者，已備於前矣。臣前所謂 “令煩而治鮮，要察其行否”者，臣聞號令者，治國之具也。君審而出之，臣奉而行之，或虧益止留，罪在不赦。今陛下令煩而治鮮，得非持之者有所蔽欺乎？

臣前謂“博延群彥，願陛下必納其言；造廷待問，則小臣其敢愛死”者。昔晁錯為漢削諸侯，非不知禍之將至，忠臣之心，壯夫之節，苟利社稷，死無悔焉。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僇，蓋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悔，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一命之寵哉？昔龍逄死而啟商，比干死而啟周，韓非死而啟漢，陳蕃死而啟魏。今臣之來也，有司或不敢薦臣之言，陛下又無以察臣之心，退必戮於權臣之手，臣幸得從四子游於地下，固臣之願也。所不知殺臣者，臣死之後，將孰為啟之哉！

至如人主之闕，政教之疵，前日之弊，臣既言之矣。若乃流下土之惠、脩近古之治而致和平者，在陛下行之而已。然上之所陳者，實以臣親承聖問，敢不條對。雖臣之愚，以為未極教化之大端、皇王之要道。伏惟陛下事天地以教人恭，奉宗廟以教人孝，養高年以教人悌長，字百姓以教人慈幼，調元氣以煦育，扇大和以仁壽，可以消搖無為，垂拱成化。至若念陶鈞之道，在擇宰相以任之，使權造化之柄；念保定之功，在擇將帥以任之，使脩閫外之寄；念百度之求正，在擇庶官面任之，使顓職業之守；念百姓之怨痛，在擇良吏以任之，使明惠養之術。自然言足以為天下教，動足以為天下法，仁足以勸善，義足以禁非，又何必宵衣旰食，勞神惕慮，然後致治哉！

是時，第策官左散騎常侍馮宿、太常少卿賈餗、庫部郎中龐嚴見蕡對嗟伏，以為過古晁、董，而畏中官眥睚，不敢取。士人讀其辭，至感概流涕者。諫官御史交章論其直。

於時，被選者二十有三人，所言皆冗齪常務，類得優調。河南府參軍事李郃曰： “蕡逐我留，吾顏其厚邪！”乃上疏曰：“陛下御正殿求直言，使人得自奮。臣才志懦劣，不能質今古是非，使陛下聞未聞之言，行未行之事，忽忽內思，愧羞神明。今蕡所對，敢空臆盡言，至皇王之成敗，陛下所防閒，時政之安危，不私所料，又引《春秋》為據，漢、魏以來，無與蕡比。有司以言涉訐忤，不敢聞。自詔書下，萬口籍籍，嘆其誠鯁，至於垂泣，謂蕡指切左右，畏近臣銜怒，變興非常，朝野惴息，誠恐忠良道窮，綱紀遂絕，季漢之亂，復興於今。以陛下仁聖，近臣故無害忠良之謀；以宗廟威嚴，近臣故無速敗亡之禍。指事取驗，何懼直言？且陛下以直言召天下士，蕡以直言副陛下所問，雖訐必容，雖過當獎，書於史策，千古光明。使萬有一蕡不幸死，天下必曰陛下陰殺讜直，結讎海內，忠義之士，皆憚誅夷，人心一搖，無以自解。況臣所對，不及蕡遠甚，內懷愧恥，自謂賢良，奈人言何！乞回臣所授，以旌蕡直。臣逃苟且之慚，朝有公正之路，陛下免天下之疑，顧不美哉！” 帝不納。郃字子玄，後歷賀州刺史。

蕡對後七年，有甘露之難。令狐楚、牛僧孺節度山南東西道，皆表蕡幕府，授秘書郎，以師禮禮之。而宦人深嫉蕡，誣以罪，貶柳州司戶參軍，卒。

始，帝恭儉求治，志除凶人，然懦而不睿，臣下畏禍不敢言，故蕡對極陳晉襄公殺陽處父以戒帝，又引閽弒吳子，陰贊帝決。帝後與宋申錫謀誅守澄不克，守澄廢帝弟漳王而斥申錫，帝依違其間，不敢主也。賈餗與王涯、李訓、舒元輿位宰相，以謀敗，皆為中官夷其宗，而宦者益橫，帝以憂崩。

及昭宗誅韓全誨等，左拾遺羅袞上言：“蕡當太和時，宦官始熾，因直言策請奪爵土，復掃除之役，遂罹譴逐，身死異土，六十餘年，正人義夫切齒飲泣。比陛下幽東內，幸西州，王室幾喪。使蕡策早用，則杜漸防萌，逆節可消，寧殷憂多難，遠及聖世耶！今天地反正，枉魄憤胔，有望於陛下。”帝感悟，贈蕡左諫議大夫，訪子孫授以官雲。

贊曰：漢武帝三策董仲舒，仲舒所對，陳天人大概，緩而不切也。蕡與諸儒偕進，獨譏切宦官，然亦太疏直矣。戒帝漏言，而身誦語於廷，何邪？其後宋申錫以謀泄貶，李訓以計不臧死，宦者遂強，可不戒哉！意蕡之賢，當先以忠結上，後為帝謀天下所以安危者，庶其紓患耶！

譯文

劉蕡的字叫去華，是幽州昌平縣人，客居在梁地、汴州一帶。他精通《春秋》，能分析古今興亡的原因，沉穩並擅長計謀，慷慨有拯救國家的抱負。他考中了進士。元和年後期，法紀混亂大權旁移，神策軍中尉王守澄殺死了唐憲宗，換了兩代皇帝都不能處罰他，全國人都感到憤慨，唐文宗登基，想報唐憲宗的舊仇，消滅他的黨羽。當時宦官掌握了兵權，隨意支配全國，號稱“北朝廷”，壞人聚集，在宮外威脅百官，在宮內牽制、欺負皇帝，他常感到痛心。

大和二年(828)，舉行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的科舉考試，皇帝把一百多位儒生召到朝廷，出試題說：我聽說古代聖王治理天下，清靜隨順，無為而治，政不繁民心歸附，不干預遇事守法，使人民富足來建立根本，用誠心建立公正，因此天意和人心相通，陰陽和諧，人民仁德長壽，萬物沒有疾病。

啊！那高尚仁德達到的境界，簡直是無法趕上的。夏、商、周三代賢君，質樸和文采互相補充，諸子學說盛行，政治逐漸衰退，從漢代以後，能稱道的少有。

我雖然不懂仁德，但繼承了大業，將這些作為法則，不敢怠慢，任用賢才，兢兢業業、起早貪黑，不敢說追趕三王五霸的偉績，只是想繼承祖輩的大業。但心裡有沒想到的，政令有不能使人信服的，上從朝廷下到各地，治理上的失誤很多。

所以人民沒全都教化好，人民心情不舒暢，連年旱災，不能按時播種種植。國家倉庫儲蓄很少，沒有九年的儲備；官吏任用五花八門，不是全經過了三年的考績。

京城，是華夏的根本，人們從這裡看全國的治理，但有豪強違法；太學，是推行教化的基地，改變風俗的希望所在，但學生有的荒廢了學業。治理各地重在頒行條例，但還是有人違令；工匠重在按法度施工，但不斷有人變新花樣。滿不在乎的風氣盛行，小錯積累成大禍害。選擇官吏治理百姓，聽別人報告真假難以分辨，用法律懲罰臣民，又怕他們不知自律。

在增加財富發布政令方面，生產財富的少、消耗財富的多，政令繁多但收效卻甚微。想要根除這些弊病，建成太平盛世，心裡沒有把握，像涉過深水一樣。因此下令有關部門，廣招賢才，來告訴我過去不懂的道理，以期建成太平盛世。

你們都博古通今，立志治好國家，到朝廷來回答問題，正合我求賢若渴的心意，一定會指出治理不足、政令不當、法令紊亂的地方，找出使國家富裕的當務之急。對以前的弊病怎樣改革？怎樣為百姓造福？怎樣治理可接近古代盛世？

怎樣治理可使上下和諧？找出根源，寫成文章。至於管仲輕重篇理論的權衡，哪些對治理有幫助？嚴尤建成盛世的謀略，哪些合於現在？人才的考察先抓什麼？羊祜的平定方略哪些可以實行？以他們作為借鑑，選擇恰當的，只要能增長見識，我將親自觀看。

他答道：我確實不聰明，但有治好國家使皇帝成為聖明君主的辦法，沒有職位不能實行；有不怕觸犯敢於勸諫的心愿，沒有機會不能上達皇上。心懷抑鬱，想有機會報效。常想和平民在路上、和商人在市場上議論，能傳到皇上耳朵里，對皇上有點幫助，即使因奇談怪論被判罪也不後悔。何況碰到皇上詢問失誤，徵求良策，對朝廷內外頒詔令，舉行直言進諫的考試。我既然參加了考試，又承蒙皇上出題，怎敢不說出所有想說的話。至於皇上是否忌諱，現在是否禁止，權貴幸臣是否討厭，有關部門是否錄取，我一概不考慮，希望皇上多加寬容，不使聖明時代有因說直話被處死的，就是國家的幸運了。我冒著死罪回答於下：皇上考題談到思念古代聖王的治理，無為而治的教化，想溝通天意人心來改變風俗，使陰陽和諧來養育萬物，可見皇上考慮治道的深入。我認為古代聖王的治理，那榜樣並非不可企及，只看用什麼辦法去達到罷了。皇上考題說繼承大業不敢貪圖享樂，奉為法則而不敢怠慢忽略，可見皇上有為百姓操勞的志向。

如果任用賢才，兢兢業業，起早貪黑，就應貶逐身邊的小人和姦臣，任用可做棟樑的重臣。如果要趕上三王五霸的政績，繼承祖輩的偉業，就應借鑑古代的興衰，明曉現在的成敗。心裡有沒想到的，是因為下面的情況被阻隔沒能反映上來；政令有時不能使人信服，是因為皇上的恩澤多受攔阻不能造福百姓。想把人民都教化好，應先修身做榜樣；想要人民心情舒暢，應順應民心加以疏導。救旱災應感動上天，想多種植那么國事應根據人民收割和耕種來安排。國家沒有儲蓄，是因為吃閒飯的太多；官吏任用五花八門，是因為選擇任用不恰當。豪強違法，因宮廷內外法令不一致；太學學生荒廢學業，是因為學校的職能廢棄了；各地方違反命令，是因任用的人不好；工匠變新花樣，是因為制度沒建立。皇上考題有選擇官吏治理百姓的心愿，增加財富發布政令的感慨，可以知道皇上教化的根本。按實績選拔人才，真和假怎會難以分辨呢？用禮制要求臣民，他們怎會不知自律呢？知道生產財富的少消耗財富的多，應貶斥懶惰和遊說的人；知道政令繁多但收效甚微，要明察政令是否執行了。廣招賢才，希望皇上一定接受他們的勸諫；到朝廷來參加考試，我怎敢怕死不說？皇上考題有求賢才指出治理不足的話，審查政令辨別不當的指示，可見皇上徵求意見的心情。如果滿足了我貶逐奸臣豪強的願望，以前的弊政就會被革除；保存皇上富國利民的志向，恩惠就會廣布全國。能分清治理方法的好壞，可以接近古代賢君的政績；禮樂制度得以遵行，國家就和諧了。管仲的方法，還不是天子應取的；嚴尤論述的，也沒有最好的謀略；人才的考察，沒有比考察官吏更重要的；羊祜的平定方略，不如虞舜用文德感化。這些都不是最好的德政，皇上不需效法，哪裡值得對皇上說呢？對於那些關係國家安危、預示國家存亡的，我請求為皇上竭誠分析、強調一下。

我上面所說“古代聖王的治理，那榜樣並非不可企及”，是指只要皇上慎重思考，努力實行，始終不鬆懈就行。按《春秋》所說，元是萬物的開始，春是一年的開始。《春秋》用元來稱第一年，把春字寫在王字前，是表明帝王應像奉行天道一樣，來慎重地對待開端。又列舉季節來表示一年的終結，列舉月份來表示季節的終結。《春秋》在沒有事件的情況下，也一定寫下起始的月份來記載季節，表明帝王應該奉行天道，來慎重地對待終結。帝王治國的起始和終結都一定要取法於天的原因，是因為天不斷運行。

皇上如能慎重地對待開端，又能慎重地對待終結，努力地治理，勤勉地施行，就能治理好國家使人民寬厚，清靜隨順但不違法度，發揚使人民富足的大業，光大建立公正的高風，哪有三代賢君互相重複的弊病、諸子偽學逐漸盛行的問題呢？

所以我說：“只看用什麼辦法去達到罷了。”

我上面說到“任用賢才，兢兢業業，起早貪黑，應貶逐身邊的小人和姦臣，任用可做棟樑的重臣”，認為這是皇上應憂慮操心的大問題。我聽說帝王憂慮不該憂慮的事，國家一定衰弱；不憂慮應該憂慮的事，國家一定危險。皇上不問我們國家存亡，朝廷安危，我不知道皇上是覺得我們微賤不值得參與重大決策呢？還是太忙沒有考慮到這上來呢？否則，為什麼不憂慮應該憂慮的事呢？我認為皇上應首先憂慮的事，是宮廷將發生變亂，朝廷將出現危險，國家將遭滅亡，全國將發生動亂。這四方面，國內已經有了苗頭，所以我認為皇上應先憂慮這些。國家大業創始艱難，守業當然也不會容易。

太祖皇帝奠定了基礎，高祖皇帝付出了辛勞，太宗皇帝開創了大業，玄宗皇帝又發揚光大，一直到皇上，已有兩百多年，中間既不斷有明哲的治理，也不斷有憂慮和禍亂發生，沒有不任用賢人、親近正人君子而能使國家興盛的，只要一天不考慮這些，就有可能國家滅亡，成為祖宗的恥辱、萬年的憾事，按《春秋》所說，帝王的職責，在於體察天意來正確治理。

過去董仲舒對漢武帝把主要的都說了，有沒說到的，我願為皇上補充論述一下。

繼承先帝帝位時史官一定要寫登基，這是用來表示即位是正當的；皇帝去世一定要記載去世的地點，這是表示是壽終正寢的。所以當帝王的，他說的必定是合乎正道的舉措，他掌握的必定是不折不扣的權力，他接近的必定是正派的人。

《春秋》說：“守門人殺死了吳國子爵余祭。”直接寫他的名字，是批評他疏遠賢人，親近受過刑的人，有不合君道的行為。希望皇上不忘祖先開創國家的辛勞，記住《春秋》繼承先帝帝位的告誡。

使法令嚴明的開端，應說合乎正道的話，實行正道的舉措；杜絕篡位殺帝王的發展，就應掌握不折不扣的權力，接近正派的人。疏遠宦官，親近正直的人，宰相們能獨立掌管朝中的事務，百官能履行他們的職責。為什麼讓身邊五六個人獨攬了全國的政務，對外地單獨用皇上的名義發號施令，在朝內竊取了皇上的權力，在朝廷作威作福，在全國橫行霸道，百官不敢指責他們的行為，皇上不能制服他們的惡意，災禍在宮中醞釀，陰謀在身邊產生，我擔心曹節、侯覽又產生在今天，這是宮廷將發生變亂了。《春秋》說“：魯定公在第一年春天做了魯王。”沒有稱正月的原因，是《春秋》認為前王不能壽終正寢，那么後王也不能算是正當的，所以說“魯定公沒有正月”。現忠臣賢人不能成為皇上的親信，宦官獨攬廢黜擁立皇帝的大權，使故世皇帝不能壽終正寢，也使皇上不能正當即位，何況皇太子還沒有決定，祭祀還沒舉行，將軍宰相的權力沒有歸還，正確的地位尊卑沒有確立，這是國家將出現危險了。《春秋》說“：王札子殺死了召伯、毛伯。”按《春秋》的慣例，臣子互相攻殺不記載。這裡記載了，是看重他獨占了君王的命令。上天授予的叫天命，君王發布的是命令。接受天命卻又喪失了，是不合君道；侵占君王的命令並獨自占有，是不合臣道，君不合君道，臣不合臣道，這是國家遭滅亡了。

《春秋》說，晉趙鞅率領晉陽的軍隊不按命令進入了晉都，寫他進入，是因為他能驅逐國君身邊的壞人來使國君安全，所以《春秋》褒獎他。現在皇權遭侵奪，藩鎮橫行霸道。如有不懂臣下大義的，首先叛亂的將用使國家平安作為名義；不探究《春秋》深義，動武的將藉口驅除惡人。那么刑罰就不歸皇上掌握了，征討一定會由藩鎮掌握，這是全國將發生動亂了。因此樊噲闖門流淚進諫，袁盎攔著車陳辭，京房因憤怒而被處死，竇武不怕獻出生命，這都是皇上明明知道的。

根據《春秋》，晉狐射姑殺死了陽處父，卻記載為晉襄公殺死了他的原因，是因為他的國君泄露了他的話。晉襄公不能保守秘密，陽處父因此被殺死了，所以《春秋》貶斥他。皇上泄漏意見，臣下就不敢全心全意；皇上泄漏事情，臣下就不敢都說，因此《傳》有臣下受親近卻不說直話的記載，《周易》有喪失性命反而壞事的告誡。現公卿重臣，不是不想對皇上說這些，是擔心皇上不能採納。忽略而不採納，一定會泄漏他的話，臣子說了不被採用，一定會因此遭殃；這只會堵塞正直臣子的嘴，增加奸臣的威風。所以忠臣想說出全部心裡話就有丟命的擔心，想說明全部意圖就有反而壞事的顧慮，徘徊抑鬱，想等待皇上醒悟，然後再竭誠勸諫，皇上為什麼不在上朝後的閒暇時間裡，不時到旁邊的宮殿里，召見賢明的宰相和老臣，詢問應變防禍的計謀，訪求挽救危亡動亂的辦法，堵塞陰謀邪惡的通道。貶斥身邊邪惡的臣子，抑制他們侵權威逼的野心，恢復他們守門清掃的勞役，遵守他們應該遵守的法紀，操心他們應該操心的事。雖已不能治理好以前的事，但應治理好以後的事；不能端正開始，應該端正終結，這樣就能夠虔誠地奉行前代經典，能經承先帝的大業，發揮賢才的作用，沒有起早貪黑的憂慮了。

我上面說到“如果要趕上三王五霸的政績，繼承祖宗的偉業，應借鑑古代的興衰，明曉現在的成敗”，我聽說唐堯、夏禹任帝王國家大治的原因，是能夠任用九官、四岳、十二牧，不失時機地提拔人才，不妨礙他們履行職責，不侵奪他們的權力，任官只看他的才能，只有賢人才親近，賢才在手下即使微賤也一定提拔，四凶在朝中即使勢力大也一定要處死，考慮安危，辨明取捨。秦二世，漢元、成皇帝，都想使國家像有唐和有虞，使自己像堯和舜，但終於失敗滅亡的原因，是因為他們不知道安危的關鍵，不知道取捨的標準，不任用重臣，沒認出壞人，不親近忠臣賢人，不疏遠奸臣。只要皇上明察唐堯、虞舜興盛的原因，作為自己努力的方向；借鑑秦、漢滅亡的原因，作為現在的警誡。皇上不要認為朝廷沒有好宰相，百官沒有賢才。現在法度還沒廢棄，刑法仍然存在，人民哪個不想做皇上的臣子，使現在成為太平盛世？皇上為什麼忽視而不任用他們呢？有人任官沒有才能，在皇上身邊卻並非賢才，兇惡得像四凶，狡詐得像趙高，奸邪得像弘恭、石顯，皇上為什麼害怕而不除掉他們呢？

國家已有歸屬，天意仍未改變，祖宗神靈保佑，賢臣懷有忠心，皇上想想這些吧！

過去秦朝滅亡，是過於殘暴；漢朝滅亡，是過於軟弱。過於殘暴奸臣怕死就謀害君主，過於軟弱強暴的臣子竊取了權力就威脅君主。我已看到敬宗皇帝不防備秦代滅亡的災禍，不防微杜漸，希望皇上深思漢代滅亡的擔憂，防止災禍發展，那么祖宗的偉業可以繼承，三王五霸的政績就可以趕上了。

我上面說皇上“心裡有沒有想到的，是因為下面的情況被阻隔沒能反映上來，政令有時不符合願望，是因為皇上的恩澤受攔阻不能造福百姓”，百姓有深重苦難，皇上不能知道，皇上有愛護百姓的心愿，但百姓不能信服。我看到《春秋》寫“梁國滅亡”卻不寫“被攻占”，是認為梁國是自己滅亡的，是認為當權者頭腦昏亂、耳目閉塞、統治殘暴，人們都當了強盜，他們卻不知怎么辦，終於自取滅亡。我聽說君王尊顯的原因，是看重他的國家，看重國家的原因，是他的人民存在。如果人民不存在，那么即使有國家也不能保證別人看重；國家不被人看重，那么君王也不能保持他的尊顯。所以治理國家的人，不能不知道百姓的願望。

百姓是皇上的兒女，皇上應命慈愛、仁德的人看護、養育他們，像保姆那樣關懷，像餵奶那樣養育，像老師那樣教誨。所以人民對官長，像對神靈那樣恭敬，像對父母那樣愛戴。現在有時卻不是這樣，皇上親近權貴幸臣，他們按職務建立官署，任免官吏，豢養門客，皇上給他們金錢，給他們權勢，大的統治一片地方，小的掌管一州，大官沒有清廉慈愛的政績卻有貪婪的危害，小官沒有忠誠的節操卻有作惡欺騙的罪行。所以人民對於官長，像對豺狼那樣害怕，像對仇敵那樣厭惡。現全國人民貧困，到處都有流亡失散的人，挨餓的人沒有吃的，受凍的人沒有穿的，鰥夫、寡婦、孤兒、孤老沒人撫恤，老人、小孩、患病者沒人照顧，加上國家和軍隊的權力被皇上身邊的人獨掌，貪官搜刮民財來保持恩寵，污吏因為關係歪曲法令，喊冤叫苦的聲音，上沖雲霄，下入黃泉，鬼神為此怨恨發怒，陰陽就為此失調。皇上被人阻隔，人們不能去報告，士人無處歸向，人民無處效忠。

官吏昏亂，人民貧困，到處都有強盜，國家崩潰的局勢，擔心馬上就會出現。如果不幸又有疾病流行、災荒出現，陳勝、吳廣不單出現在秦代，赤眉、黃巾起義不單產生在漢朝，這就是我為皇上感到激動、痛心的原因。像這樣老百姓即使有深重的苦難，皇上怎么能知道呢？皇上有對百姓像兒子樣愛護的心愿，老百姓怎么能相信呢？使皇上政令有不能使人信服的，心裡有沒有想到的，這是必然的。我聽說漢元帝登基初期，改變了七十多項制度，他的用意非常誠懇，他的聲譽非常高。但法令日益紊亂，國家日益衰弱，壞人日益強大，百姓日益貧困，這是因為他不能選擇、任用賢才，失去了對臣下的控制。自從皇上登基，為百姓們操勞，多次頒布詔令，全國人民，沒有不敬仰讚嘆的，都自己慶幸又從死路上得到了再生。希望皇上有始有終，以滿足人民的願望。如果能將國家的權力交還給宰相，將兵權交還給將領，廢除貪官搜刮民財的政令，消除污吏看關係枉法的禍害，只親近忠臣賢人，只任用正人直臣，不聽信受寵奉承的人。挑選清廉、慎重、仁愛、慈惠的官員，用利益使他們勤勉，用仁愛使他們感到溫暖，用孝敬和慈愛去教誨他們，引導他們遵行道德禮義，除掉堵塞耳目的人，溝通上下的願望，使藩國歡欣，萬民生息，那么就會心裡沒有不知道的，政令沒有不使人信服的了。

我上面說到“想把人民都教化好，應先修身做榜樣”，我聽說德是用來修身的，教是用來引導別人的。君子修好自己的道德，人們不用勸告就會自己立德；用修身來引導他們，人們不用教誨都會跟隨。君子如希望政令必定被遵行，所以就自己做表率；想人們都聽從教化，因此用道來駕御他們。現在皇上以身作則但政令沒被必定遵行，用道駕御但人們沒有聽從教化，是否建立教化沒有掌握方法呢？建立教化的方法，應是君王用明智來控制，臣子盡忠心來實行。君王以了解臣子為明智，臣子以輔助時政為忠。了解臣子就應任用賢人並驅除邪惡，輔助時政就應鞏固根本並遵守法紀。

不任用賢人用重賞也不能夠勉勵善人，不驅除邪惡用重刑也不能夠禁止違法，根本不鞏固人民就會流離失所，不遵法紀權力就會分散，這樣想要人們聽從教化，按教化施行，是不可能的。皇上如能貶斥奸臣而不偏袒近侍，提拔賢人不遺漏卑賤，那么教化就能在朝廷得到貫徹。

愛護人民而重視根本，各負其責又奉公守法，注重自身修養再去要求別人，先在朝廷實行再擴大到朝外，那么教化就能在全國實施了。

我上面說到“想要人民心情舒暢，應順應民心加以疏導”，是指應使人民仁德、長壽。要想人民仁德長壽，應建立規章，修明教化。建立規章費用就會減省，費用減省賦稅就會減輕，賦稅減輕人民就富足了。教化修明就沒有爭鬥，沒有爭鬥就不用刑罰，不用刑罰人民就安寧了。人民富足了，仁義之道就興盛了；人民安寧了，就長壽了。仁義之道感動了大地，安寧元氣感動了上天，所以災害就不會發生，吉兆就會出現，各地就太平無事，萬物就蓬勃生長。

我上面說到“救旱災應感動上天”，據《春秋》記載，魯僖公在一年之中，三次寫了“沒下雨”，這是因為君王同情人民，魯文公在三年中，只寫了一次“沒下雨”，是因為君王不同情人民。因為魯僖公有同情人民的誠意，所以天旱卻沒有影響收成，魯文公不同情人民，天旱就成了災害。皇上同情人民，那么就不會成為災害了。

我上面說到“要想多種植，那么國事應根據人民收割和耕種來安排”，《春秋》說“：做君王的應隨時看百姓在忙什麼。

百姓在忙耕種就不要興勞役，百姓在為財富勞碌就應減輕賦稅，百姓在為飠胡口奔忙就停止一切耗費。”現在百姓為了財富、飠胡口和耕種在操勞，希望皇上停止各種事務的耗費，來增加春夏秋三季的投入，那么耕種就不會有缺失了。

我上面說到“國家沒有儲蓄，是因為吃閒飯的太多”，《春秋》記載說“：臧孫辰向齊國借糧。”《春秋》指責他沒有九年的積蓄，一年收成不好老百姓就挨餓。我希望斥退遊說懶惰的人來鼓勵耕種養殖，減省不急需的費用來供給人民，那么儲蓄就不會缺乏了。

我上面說“官吏任用五花八門，是因為選擇任用不恰當”，是因為朝廷取士不能發揮他的全部才幹，任用人不知道關鍵。現在皇上任用人才，只求聲譽不管實績，所以人們為了升官，只圖虛名不管實際。我希望考核官吏的實績，規定官吏升遷的順序，那么五花八門的官吏任用就停止了。

我上面說“豪強違法，是因為宮廷內外法令不一致”，是指朝廷、宮中禁令不一致。根據《春秋》，齊桓公和諸侯會盟不記載日期，但葵丘會盟卻記載了日期，這是讚美他能夠宣布周天子的法令，遵奉官員的規定，所以《春秋》詳細地記載了這事。官職是五帝、三王設定的；法規是高祖、太宗皇帝制定的。法規應一致，官職應合乎名分。現又分宮外官員、宮中官員，形成南朝廷、北朝廷的格局，有人在南朝廷犯法就逃到北朝廷去，有人被宮外判刑卻被宮內赦免，法令不由一方決定，人們不知怎么辦，這是因為軍隊和農夫制度不一致，宮裡宮外法令不相同。我聽說古代按田制來承擔軍費，在農閒時練兵，按封地決定軍隊數量，在官員中任命將領，因此軍隊和農夫的制度一致，文武官員一樣，用這來保護國家安寧，遏制陰謀。太宗皇帝設了各級軍職，用文武官員一起掌管，沒有戰事就收起武器種莊稼，有戰事就放下農具拿起武器，用這方法恢復古代制度，不廢棄過去的制度。現在卻不這樣。兵部尚書不管軍隊，只是上朝請安；軍職不管作戰，只是用來褒獎功勳。觀軍容使總管宦官的事務，禁衛被宦官掌管。一戴上頭盔，恨文官就像仇敵；一進入軍隊，看農夫就像塵土。不能用計謀剷除凶暴，只會用權詐作威作福；沒有勇氣保衛國家，只會殘暴侵犯人民。控制藩鎮將領，欺負宰相，破壞制度，擾亂朝政。依靠軍隊的力量，向上控制了君王，假託皇上的命令，向下駕御英雄豪傑。只知耍陰謀利用矛盾，不知按節操為國獻身。這難道與祖先安排文武官職的本意相合嗎？我希望皇上將文武官員職掌結合起來，把軍隊和農夫的任用結合起來，端正高貴和低賤的名分，統一宮裡宮外的制度，歸還軍隊的職能，整頓朝廷的官制，效法近代貞觀年的規定，恢復遠古周朝的制度，從京城推廣到各地，從皇上一直到藩鎮，這樣就能制服強橫的奸臣，沒有違法的擔憂了。

我上面說“太學學生荒廢學業，是因為學校的職能廢棄了”，是指朝廷看重祿位，看輕才能，看重他的出身，看輕他的操行，所以百官不能精通學術，太學學生也沒有學習的願望了。

我上面談到“各地方違反命令，是因為任用的人不好”，我認為州刺史的官職，是治理好壞的根本、朝廷法令的基礎，他們的權力能駕御豪族，仁惠能撫恤孤兒寡婦，力量能抵禦盜寇，政令能改變風俗。他的將領如打過仗，和功臣的兒子弟弟一樣，請讓他按情況獎賞，如果沒有治理人民能力的，不應任這官，這樣就可以消滅違反命令的禍害了。

我上面說到“工匠變新花樣，是因為制度沒建立”，我請求按官職級別規定他的用具、車輛和服裝，禁止用金銀、珍珠、寶玉裝飾，錦繡雕刻的工匠私人不能擁有，那么就沒有奢侈的新花樣了。

我上面所說“辨別真和假”，是指從考查言論到考查行為；我前面所說“知道自律”，是通過道德使他們遵行禮制。

我上面所說“知道生產財富的少消耗財富的多，應貶斥懶惰和遊說的人”，已在上面詳細論述了。

我上面說到“政令繁多收效甚微，要明察政令是否執行了”，我聽說政令是治理國家的工具，君王審慎發布，臣下恭敬實行，如有打折扣、增加、不執行和扣留的，治罪決不輕饒。現皇上政令繁多，但收效甚微，是否執行政令的人有欺騙行為呢？

我上面說到“廣招賢才，希望皇上一定接受他們的勸諫；到朝廷來參加考試，我怎敢怕死不說”，過去晁錯為漢朝削弱眾王國，不是不知道災禍將要降臨，只是有忠臣的心愿、壯士的節操，只要對國家有利，死了也不後悔。我不是不知道說了話會惹禍，計謀被採納了也會被殺害，但對國家的危難感到悲痛，對人民的痛苦感到傷心，哪裡忍心順從現在惡人的忌諱，竊取皇上一官半職呢？過去關龍逢被殺預示了商朝的建立，比干被殺預示了周朝的建立，韓非子被殺預示了漢朝的建立，陳蕃被殺預示了魏國的建立。

我今天到這裡來，有關部門可能不敢上報我的文章，皇上又不能知道我的觀點，落選後一定會被當權的臣子殺害，我如有幸能和上述四位賢臣在陰間交遊，正是我的願望，但不知道殺死我的人，在我死了以後，將為誰預示呢？

皇上治理的不足，政令教化的不當，以前的弊病，我已經說到了。至於為百姓造福，使治理接近古代盛世，使上下和諧，要靠皇上實行正確的政策，上面所論述的是因為我受到皇上親自詢問，不敢不說，即使像我這樣愚蠢，也認為沒有說完教化的主要方面、皇上治國的要點。

希望皇上敬奉天地來教人民恭敬，敬奉祖宗來教人民行孝，瞻養長者來教人民尊敬長者，愛護百姓來教人民愛護弱小，調整陰陽來養育萬物，促進和諧使人仁德長壽，就能清靜隨順，安閒治理。至於考慮治理措施，在於選擇任用宰相，命他們代行管理；考慮保境平叛，在於選擇任用將領，命他們鎮守各地；考慮各部門正常運轉，在於選擇任用好官吏，讓他們知道安撫老百姓的辦法。自然而然言談能成為全國的訓誡，舉動能成為全國的法則，仁德能勸勉善良，道義能制止邪惡，哪裡需要起早貪黑、勞神操心、兢兢業業，才能治理好呢！

當時，考官左散騎常侍馮宿、太常少卿賈飠束、庫部郎中龐嚴看到他的答題後嘆服，認為超過了古代的晁錯、董仲舒，但是害怕宦官懷恨，不敢錄取他。士人們讀了他的答題，甚至有感慨得流下了眼淚的。諫官和御史不斷上奏為他叫屈。

那時候，被錄取的有二十三人，所說的都是平庸、拘謹的日常事務，卻都高升了官職。河南府參軍事李..說“：他落選我卻入選了，我的臉皮不是太厚了嗎！”

就上奏說“：皇上到正式宮殿來徵求直言勸諫，使人人都很感動。我才能平庸膽小，不敢評價古今對錯。使皇上聽到沒聽過的話，做沒做過的事，後悔反省，愧對神靈。他的答題，敢於說出所有心裡話，包括帝王的成敗、皇上應防備的、現在政局的安危，不隱瞞自己的觀點。又引證《春秋》做根據，從漢朝、魏國以後，沒有能比得上他的。但考官因為他所說有觸犯和不合旨意處，不敢錄取他。錄取詔書頒下以後，人們紛紛議論，嘆服他的真誠和梗直，以至於流下了眼淚，都說他指責了皇上的近侍，怕他們懷恨，做出不合常規的事，朝廷內外都很擔心，擔心忠臣被害，法紀被破壞，漢末的變化又發生在今天。因為皇上仁德聖明，近侍所以沒有殺害忠臣的計畫；也因為皇上祖宗有靈，近侍因此不敢自取滅亡。從這結果看，為什麼怕說直話？況且皇上設直言極諫科叫全國人才來考試，他說直話來滿足皇上的提問，即使有觸犯也應寬容，即使有過錯也應獎勵，載進史書，光耀萬代，如果萬一他遇事身亡，全國都會認為是皇上暗殺說直話的人，和全國人結仇。忠誠正直的人，都怕被殺，人心動搖，就沒法辯解了。何況我都怕被殺，比他差得很遠，內心非常慚愧，雖然自己認為是賢士，但人們會怎么說？我請求將任命給我的官職，用來表彰他敢說直話。我可避免苟合取容的慚愧，朝廷可有公正的錄取，皇上可避免全國人的懷疑，難道不好嗎？”皇上沒有採納。李..的字叫子玄，後來任過賀州刺史。

劉蕡答題之後七年，發生了甘露之變。令狐楚、牛僧孺任山南東、西道節度使，都請他做幕僚，任命為秘書郎，用對老師的禮節對待他。但宦官很恨他，誣告了一個罪名，貶他為柳州司戶參軍，後去世了。

當初，皇帝恭敬節儉追求治理好天下，立志除掉惡人，但懦弱不明智，臣子怕死不敢說，所以劉蕡答題極力陳述晉襄公斷送了陽處父來告誡皇帝，又引用守門人殺死吳王的事例，暗中勸皇帝下決斷。皇帝後來和宋申錫計畫殺王守澄沒成功，王守澄廢黜了皇帝的弟弟漳王並把宋申錫貶到外地，皇帝在中間猶豫不定，不敢做主。後賈飠束和王涯、李訓、舒元輿任宰相，因計畫失敗，都被宦官滅了族，所以宦官更加驕橫，皇帝因憂愁去世了。

到唐昭宗殺死了韓全誨等人，左拾遺羅袞上奏說：“劉蕡在大和年間，宦官開始橫行時，借直言極諫考試答題請求剝奪他們的官爵和封地，恢復他們清掃的勞役，就被貶出京城，死在外地，六十多年來，正直忠義的人忍氣吞聲。近年來皇上曾被幽禁在東宮裡，又出逃到西邊，國家差點滅亡了。假如劉蕡的計謀早早被採納，那么在萌芽時就防範並阻止其發展，可以制止叛逆行為，怎會使這深重的憂愁和眾多的災難，遠遠地蔓延到皇上的時代呢！現皇上重登帝位，那屈死的魂魄和軀體，寄希望於皇上。”據說皇帝感動、醒悟了，將劉蕡贈官為左諫議大夫，尋找任命他的子孫當了官。

讚詞說：漢武帝多次詢問董仲舒，董仲舒的回答，敘述了上天和人的大致關係，但疏緩不切實用。劉蕡和眾人一起考試，單單敢指責宦官，但也太粗心、率直了。告誡皇帝不要泄漏話語，自己卻到朝廷上公開說，是為什麼呢？後來宋申錫因計謀泄漏被貶，李訓因計畫不周被殺，宦官就強大了，能不警惕嗎！像他這樣賢明，應先用忠心得到皇帝信任，再給皇帝謀劃決定國家安危的大事，或許能挽救危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