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六·知實篇

作者：王充

譯文

大凡論述事理的人，如果違背了事實而不舉出證據，那么，即使道理講得再動聽，說得再多，大家也還是不相信的。我論述聖人不能像神一樣先知，在先知的人中間，並不是只有聖人才能預見，這不只是憑空瞎說，也不只是憑才智類推得巧妙。我的這種看法是有證據的，而且可以證明事實確實是這樣。有哪些事實可以用來證明它呢？

孔子向公明賈打聽公叔文子，說：“真的嗎，公叔文子不說話、不笑、不要別人的東西嗎？有這樣的事嗎？”公明賈回答說：“這是由於告訴你的人把話說過了頭。公叔文子在該說的時候才說，所以人們不討厭他的話；高興的時候才笑，所以人們不討厭他笑；符合禮義才索取，所以人們不討厭他索取。”孔子說：“難道真是這樣嗎？難道真是這樣嗎？”天下的人，能做到像伯夷那樣的廉潔，不拿別人一點東西，但是從來沒有不說話、不笑的人。孔子既不能按照自己的心愿作出正確的判斷，心有疑問不能相信，又不能看得非常透徹、非常遠，以弄清楚事實，問了公明賈之後才知道了真實情況。孔子不能先知，這是第一條證據。

陳子禽問子貢說：“孔老夫子每到一個國家，必定知道這個國家的政治情況，是他自己打聽來的呢？還是人們主動告訴他的呢？”子貢說：“他是憑著溫良恭儉讓這些美德得來的。”溫良恭儉讓是高尚的德行。用高尚的德行對待人，人們就親近他。人們親近他，那么人們就會告訴他了。既然如此，那么孔子就是由於人們告訴他才了解政治情況的，並不是神而自知的。齊景公問子貢說：“孔老夫子是個賢人嗎？”子貢回答說：“他乃是聖人，哪裡只是個賢人呢？”齊景公不知道孔子是聖人，子貢訂正了他的名稱；陳子禽也不知道孔子是用什麼辦法知道政治情況的，子貢確定了它的實情。既然回答齊景公時說“他是聖人，哪裡只是個賢人”，那么子貢對子禽也應當說“他是神而自知的，不是聽別人說的”。就子貢回答陳子禽的話來說，聖人不能先知，這是第二條證據。

顏淵饒火做飯，灰塵掉到飯甑里，想放開它不管飯就不乾淨了，想把有灰的飯倒掉就要糟踏一些飯，所以就把它挑出來吃了。孔子遠遠地看見了，認為顏淵是在偷飯吃。聖人不能先知，這是第三條證據。

路上有個狂人，把刀戳在地上等著；野澤中有隻猛虎，磨著牙在望著。

知道或看到的人就不敢再向前走了。如果不知道或者沒有看見而繼續往前走，那么就會被狂人殺掉，被老虎吃掉。匡人包圍了孔子，如果孔子真能先知，那就該早早地換一條路走，以避開這場災禍。孔子因為事先不知道，所以才遇上匡人，遭了這場災禍。以孔子被圍這件事來說，聖人不能先知，這是第四條證據。

孔子在匡地被圍困受到威脅，顏淵最後逃出來。孔子說：“我以為你死了。”如果孔子先知，就應該知道顏淵一定沒有遇害，匡人一定沒有弄死他。看到顏淵回來了，才知道他沒有死；沒有看見他回來的時候，說認為他死了。聖人不能先知，這是第五條證據。

陽貨想讓孔子來拜見他，孔子不去拜見，陽貨就送給孔子一隻蒸熟了的小豬。孔子探明陽貨不在家的時候去拜謝他，不料在半路上碰見了陽貨。孔子本來是不想見到陽貨的，所以既然去拜會，卻又打探他不在家的時候才去，這種情況說明孔子堅決不想見到陽貨。可是回來時，卻在路上碰上了他。以孔子碰見陽貨這件事來說，聖人不能先知，這是第六條證據。

長沮、桀溺兩人合作在一起耕地，孔子從旁邊經過，派子路向他們打聽渡口在什麼地方。如果孔子知道渡口在什麼地方，就不該再去詢問。辯護的人說：“這是想考察一下隱士的品行。”既然孔子先知，那他就該自己知道，用不著考察。如果不知道而去問他們，這正好說明他不能先知，這是第七條證據。

孔子的母親死了，因為孔子不知道他父親的墳墓在何處，所以就把他母親臨時葬在五甫衢。別人看見就認為是正式埋葬了。大概是因為沒找著與他父親合葬的地方，在臨時埋葬他母親時，禮儀很鄭重，所以別人就認為是正式埋葬了。鄰居鄒曼甫的母親把孔子父親的墳墓所在地告訴了他，然後才得以把他的父母合葬在防山。本來在防山就有他父親的墳地，而孔子卻把他的母親臨時葬在五甫衢路旁，聖人不能先知，這是第八條證據。

合葬之後，孔子先返回家裡。門人後回來，雨下得很大。孔子問：“怎么回來得這么晚啊？”門人回答說：“防山的墓倒塌了。”孔子不再說什麼，門人說了好幾遍，孔子才淚流滿面地說：“我聽說，古時候是不修墓的。”如果孔子先知，應當事先知道防山的墓會倒塌，等到門人回來的時候，應該是流著淚等著他們。門人到家之後才知道墓倒塌了，聖人不能先知，這是第九條證據。

孔子進入太廟，每件事都問。因為他不知道所以才問，這是為了給人們做榜樣。孔子從來沒有進過太廟，廟裡的禮器很多不只是一兩件，孔子即使是聖人，怎么能都知道呢？辯護的人說：“太廟裡的禮器孔子曾經都見過，實際上他已經知道，然而還要再問一問，這是為了給別人做榜樣。”孔子說：“有了疑問要想到請教別人。”這是說有了疑難才應該問啊！如果說“實際上已經知道，還應當再問，以此給人做榜樣”，那么孔子通曉“五經”，學生們跟他學習，他也應該再去請教一下別人，以此來給人做榜樣，為什麼孔子只是給學生講課而不請教別人呢？不用自己已經知道五經還去請教別人這種行為給人做榜樣，唯獨以自己已經知道太廟裡的禮器而再問別人這種事給人做榜樣，聖人的用心，怎么這樣不一致呢？以孔子進太廟這件事來說，聖人不能先知，這是第十條證據。

主人請賓客飲酒吃飯，或者想請客人住在他的家裡。客人如果聽說他家有輕薄子孫，輕薄子孫必定會叫他的父母端走酒菜，使客人吃不上、喝不上；還會關上房門，使客人不能留宿。那么客人會拿定主意，肯定不會再去了。為什麼呢？因為客人知道被請去了也不會有高興的事，只是白跑一趟受一番勞累和侮辱罷了。如果去了沒有什麼可高興的事，又白勞累一場受頓侮辱回來，那是因為客人不了解主人的家庭，不了解他家的具體情況。人和具體情況都很難預知，吉凶也很難預料。如果孔子先知，就應該知道諸侯已經被讒臣所迷惑，是一定不會任用自己的，只能空跑一趟還使自己受到侮辱，聘書和召令到了，也應該擱置起來不去應聘。君子不去做那種毫無益處的事情，不走使自己受到侮辱的路。不必要周遊列國去答應諸侯的聘請，而自取“削跡”的侮辱；不應該白費力氣去遊說那些不會採用自己主張的君主，而自找“絕糧”的災禍。由此說來，孔子似乎並不能先知。為孔子辯護的人說：“孔子自己知道是不會被任用的，聖人憂慮的是‘道’行不通，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他多半是想要輔佐諸侯，推行他的道而拯救老百姓，所以才答應諸侯的聘請周遊列國，不躲避災禍和恥辱。由於他為的是行道而不是為自己，所以遇到災禍也下怨恨；為的是老百姓而不是為了出名，所以遭受誹謗也不顧忌。”我說：這些都不是真實的。孔子說過：“我從衛國到魯國後，才把《詩》的樂曲進行了整理，使《雅》樂和《頌》樂各得其適當的位置。”這就是說孔子了解當時的形勢。根據什麼說他自己知道呢？魯國和衛國，是天下執行周禮最完備的國家，魯國和衛國不能任用自己，那么天下就沒有什麼國家會任用自己了，所以他才回到魯國作《春秋》，刪改編定《詩》、《書》。以孔子從衛國回到魯國這件事來說，可以知道孔子將要應聘時，還不知道自己前途如何。為什麼呢？沒有兆象而無從察考，聖人是沒有根據來作出判斷的。等到魯、衛兩國不任用自己，這才知道已經到了窮途末路；等到魯國人捉到了麒麟，他才知道自己再也沒有什麼希望了。道行不通，命也完了，徵兆明明白白地顯現出來，內心懷著怨恨、沮喪，只好回去冥思苦想。孔子不停地周遊列國，如同生了病又不到死的地步，所以祈禱占卜希望病好，因為死的徵兆還沒有出現，希望能活下去。這樣說來，孔子應聘是因為沒有看到徹底絕望的證據，還希望自己能被任用。等到家中出現了要死人的徵兆，占卜的人回頭就走，醫生也拒絕治療，這才拿起筆來刪定《詩》、《書》。以孔子應聘週遊這件事來說，聖人不能先知，這是第十一條證據。

孔子說：“魚類可以釣到，獸類可以射獲。至於龍，我不知道該怎么辦，因為它能乘著雲風上天。今天見到老子，他大概就像龍一樣吧！”聖人知道物也知道事，老子和龍，一個是人，一個是物，龍的活動從上到下，從下到上，都是事，孔子為什麼不能知道呢？如果老子是神，龍也是神，聖人也是神，那么神的活動應該有共同的規律，他們的精氣可以互相溝通，為什麼會不知道呢？以孔子不知道龍和老子這件事來說，聖人不能先知，這是第十二條證據。

孔子說：“閔子騫真是孝順啊！別人在他和他父母兄弟之間說不了挑撥離間的話。”虞舜是個大聖人，他在掩蓋親屬的錯誤方面，應該超過閔子騫。舜的父親瞽叟和異母弟象讓他修理穀倉和淘井，打算藉機殺害他。舜應當看出他們有要殺害自己的意思，應該早早地規勸他們預先防止事情的發生，既然無可奈何了，也應該躲開或裝病不乾。為什麼要使他父親和弟弟構成謀殺自己的罪名，使人們知道這件事而指責他的父親和弟弟，以至萬世之後還有人在談論呢？以虞舜不能預見這件事來說，聖人不能先知，這是第十三條證據。

周武王生病，周公乞求上天延續武王的壽命。設定了祭壇，讀完了祝文以後，還不知道上天答應了自己的請求沒有，於是就用龜甲占卜了三次，結果兆象都很吉利。如果聖人是先知的，周公就應當知道上天已經答應了自己的請求，不必緊接著又用龜甲占卜三次。知道聖人不以個人的意見來決定事情，所以周公還要乞求天命，並且把祝文秘藏起來不讓人看見。由於天意很難知道，所以三次進行占卜，把得到的兆象合起來加以對照。兆象定了心也就定了，於是就根據兆象的指示去辦事。聖人不能先知，這是第十四條證據。

晏子出使到魯國。使臣在朝堂上不應該小步快走，而晏子卻快步走了；君王授與玉時，使臣不應該跪著接，而晏子卻跪下來接了。學生們感到奇怪而去請教孔子，孔子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於是就去請教晏子。晏子解釋之後，孔子才明白。聖人不能先知，這是第十五條證據。

陳賈問孟子，說：“周公是個什麼樣的人呢？”孟子回答說：“是聖人。”又問：“周公派管叔去監視武庚，後來管叔等人叛亂了，這兩件事都有嗎？”孟子回答說：“是有的。”又問：“周公是知道管叔要叛亂而派他去的呢？還是不知道而派他去的呢？”孟子回答：“不知道才派他去的。”又問：“如此說來，聖人尚且也有過錯嗎？”孟子回答說：“周公是弟弟，管叔是哥哥。周公有過錯，不也是可以理解的嗎？”孟子是個講求實際的人，既說周公是聖人，又認為他處在做弟弟的地位，是不能預知管叔會叛亂的。聖人不能先知，這是第十六條證據。

孔子說：“子貢不聽從天命而去經商營利，他猜測市場行情常常很準確。”孔子責備子貢善於囤積，善於估計物價漲落的時機，多次都能抓住時機，所以賺了很多錢，跟陶朱公一樣富有。由此看來聖人的先知，也不過是像子貢屢次猜中行情一樣。聖人也是根據一定的跡象和徵兆，考察推究事物的本源，然後經過判斷而得出結論。聖人見到異常的事物能叫出它的名稱，是由於學得多而記得住。聖人巧於推算，善於估計，見識廣，記得多，從微小的苗頭看到明顯的結局，如同根據今天的事物進行推測而預見到千年以後的情況一樣，這可以說是才智浩如淵海了。孔子能夠看到細微而不明顯的事物，思考問題透徹，是由於他的才智比常人高很多倍，而又努力不懈，才超過了一般的人，但他的眼睛並沒有超人的視力，能知道別人所不能知道的情況。如果看得透徹看得遠，聽得清楚無所不聞，能與天地交談，能跟鬼神說話，知道天上地下的事情，那才稱得上是神而先知，與一般人大不一樣。但是，現在聖人耳聞目見，與一般人沒有什麼差別；遇到的事情看到的東西和一般人沒有什麼不同，只是比賢人略微高明一點罷了，怎么能說像神一樣無可比擬呢？聖人跟賢人一個樣，如果把才能特殊的人稱為聖人，那么聖人與賢人只不過是區別才能大小的稱呼，並不是完全不同的兩種名號。怎么來證明這個道理呢？

齊桓公與管仲商議討伐莒國，謀畫好了還沒有行動而國內的人都知道了。桓公感到很奇怪，問管仲說：“我與仲父商議討伐莒國，還沒有行動，國內的人都知道了，這是什麼原因呢？”管仲回答說：“國內一定有聖人。”一會兒，正好東郭牙來了，管仲說：“一定是這個人了。”於是就派一個管接待的官員把他請到殿堂上，分別按賓主的位置站好。管仲說：“是您說我們要討伐莒國嗎？”東郭牙說：“是的。”管仲說：“我沒想要討伐莒國，你憑什麼說我們要討伐莒國呢？”東郭牙回答說：“我聽說君子善於謀畫，小人善於推測，我是私下推測出來的。”管仲說：“我沒有說要討伐莒國，你根據什麼推測的呢？”東郭牙回答說：“我聽說君子臉上有三種神色：婚慶喜事時，表露出歡樂高興的神色；舉辦喪事時，表露出愁苦哀傷的神色；發生戰爭時，表露出非常憤怒以致氣得四肢發抖的神色。你的口開而不閉，說的正是“莒”字；你的手臂舉起來指，所對著的又是莒國的方向。我私下想國家小而又不服從齊國的諸侯，大概只有莒國吧！因此我就這樣說了。”管仲是很有智慧的人，他善於區別事物考察事理，他說“國內一定有聖人”，是真心誠意地說國內一定有。東郭牙來了，管仲說“一定是這個人”，就是說東郭牙是聖人。如果聖人與賢人根本不是一類，管仲明知當時並沒有像黃帝等十二聖之類的人，他就應該說“國內一定有賢人”，不應當說是“聖人”。謀畫好了還沒有行動而國內的人都知道了，管仲說“國內一定有聖人”，這是說聖人能先知。等到看見了東郭牙，說“一定是這個人”，是說賢人就是聖人。東郭牙對事情了解得這樣清楚，這和聖人是一樣的啊。

有個賓客把淳于髡引見給梁惠王，梁惠王一連兩次接見他，淳于髡始終一言不發。梁惠王對此很不高興，因此責備那個賓客說：“你讚揚淳于先生，說管仲、晏嬰都趕不上他，等到他見了我，我並沒有什麼收穫。難道我不值得跟他談話嗎？”這個賓客把惠王的話告訴了淳于髡。淳于髡說：“本來嘛，我前一次見惠王時，他的心思放在遠處，後一次見他時，他的心思在音樂上，我因此沒有說話。”賓客把淳于髡的話一一匯報給惠王，惠王聽後大吃一驚，說：“哎呀！淳于先生實在是個聖人呀！前一次淳于先生來，正好有人來獻龍馬，還沒來得及看，正碰上淳于先生來了。後一次他來，正好有人來獻歌手，我還沒來得及試聽，正巧他又來了。我雖然屏退了左右的人，然而我的心思都在那兒。”淳于髡能觀察到惠王的心思在遠處和音樂上，就是成湯、夏禹那樣明察的人，也不能超過他。一個人的心思藏在心裡，從外面發現不了，淳于髡卻能知道。如果把淳于髡這類人看作是聖人，那么淳于髡就是聖人了；如果認為淳于髡這類人不是聖人，那么所謂聖人的明智，又怎么能超過淳于髡對於梁惠王的了解呢？通過觀察面部表情來探測內心的活動，都是由於有所依據才能推測得那么準確。

楚靈王召集各國諸侯，鄭國的子產說：“魯、邾、宋、衛四國不會來。”等到各國諸侯聚會時，這四國果然沒有到。趙堯是符璽御史，趙人方與公對御史大夫周昌說：“你手下的御史趙堯將要代替你的職位。”後來，趙堯果然做了御史大夫。這樣說來，四國諸侯不來參與盟會，鄭子產是根據情理推斷出來的，趙堯做御史大夫，方與公是通過某種狀況觀察出來的。推究情理、觀察狀況，推斷未來，都是有所依據而考察出來的。魯人公孫臣，在漢文帝時上奏章給皇帝，說漢朝是土德，它的吉兆黃龍該要出現了。後來，黃龍果然在成紀這個地方出現了。公孫臣知道黃龍將要出現，是根據樂律和曆法推斷出來的。

賢聖的智慧如何，事情應該說已經得到驗證了。賢聖的才能，是都能先知。他們的先知，是運用各種術數，或者是善於估計和巧妙的推算，並不是聖人憑空就知道的。神怪與聖賢，是完全不同的兩碼事。聖人與賢人的才智差不多，所以他們動腦筋想問題互有長短；他們對待事情並沒有什麼神怪的地方，因而聖和賢這兩種名號可以相互更換。所以，賢、聖是道德高尚、智慧型卓越的稱號；而“神”卻是一種渺茫恍惚無形的事物。事物不同，性質也不會一樣；事物相同，表現也不會是兩樣。聖和神的名號是不同的，所以說聖不是神，神也不是聖。東郭牙因為善於推測所以能知道國家的內情；子貢善於估計所以能夠賺錢。聖人的先知，就是子貢、東郭牙這類人的先知。聖人既然與子貢、東郭牙相同，那么子貢、東郭牙這類人也就是聖人了，既然如此，聖人與賢人的實質是一樣的而只是名號不同，他們之間才能不一定相差很遠，智慧也不會成倍相差。

太宰向子貢問道：“孔子是個聖人吧？他怎么這樣多才多藝呢？”子貢回答說：“這本來是上天讓他將成為聖人，又使他這么多才多藝的。”將，就是將要的意思。子貢不說已經是聖人，而說將要成為聖人，是他認為孔子當時還沒有成為聖人的緣故。成為聖人和成為賢人一樣，要修養磨鍊自己的操行，操行還沒有磨鍊成功的時候，那只能說是將要成為賢人。現在子貢說孔子將要成為聖人，是因為聖人是可以做到的緣故。孔子說：“我十五歲立志於學業，三十歲言行合於禮，四十歲能明白事理不迷惑，五十歲懂得了天命，六十歲一聽到別人說的話，就能辨明是非真假。”從“知天命”到“耳順”，學習有了成就，智慧更加通達，這是成了聖人的驗證。還沒有到五六十歲的時候，就不能“知天命”，達到“耳順”的程度，所以就稱之為將要。當子貢回答太宰的問話時，大概是孔子三四十歲的時候吧。

魏昭王向田詘問道：“我做太子的時候。聽說先生有這樣的議論，說‘做聖人容易’，有這回事嗎？”田詘回答說：“聖人是我所要學著去做到的。”昭王問：“這么說先生是聖人嗎？”田詘說：“沒有作出功績之前就能知道他是聖人，這是堯對舜的認識；等到有了功績之後才能知道他是聖人，這是一般人對舜的認識。現在我還沒有什麼功績，而王就問我‘你是聖人嗎？’敢問大王你也是堯一樣的聖人嗎？”聖人是可能通過學習做到的，所以田詘說做聖人容易。如果聖人卓絕得與一般人大不一樣，是稟受天性自然生成的，那怎么能學呢？學習做聖人又怎么能成功呢？田詘說的“做聖人容易”，未必能夠成功；田詘說的“做聖人容易”，也未必是對的。他所說的“聖人是我所要學著做到的”，這大概倒是符合實際的。

聖人可以經過學習做到，只是用功的程度更特殊些罷了，所以賢人聖人的稱號雖有區別，但在仁與智方面是共同的。子貢對孔子問道：“您已經是聖人了嗎？”孔子說：“聖人，我達不到，我只是學習從不滿足，教人從不覺得疲倦而已。”子貢說：“學習不滿足，就是智；教人不疲倦，就是仁。有仁又有智，您就是聖人了。”由此說來，具有仁智的人，就可以稱為聖人了。孟子說：“子夏、子游、子張，都學到了聖人的一個方面；冉牛、閔子騫、顏淵，他們學到了聖人的各個方面，但程度不深。”這六個人在當時，都具有做聖人的才能，有的略有聖人之才而不全面，有的具備了聖人之才而不夠高明，然而都稱他們是聖人，這說明聖人是可以經過努力學習而達到的。孟子又說：“不是他理想的君主就不去輔佐，不是他理想的百姓就不去召喚，天下太平時出來做官，天下大亂時退去歸隱，伯夷是這樣的人。什麼樣的君王都可以輔佐，什麼樣的百姓都可以召喚，局勢穩定可以做官，社會動亂也可以做官，伊尹是這樣的人。可以做官就做官，做不成官就不做，能做多久就做多久，該離開就趕快離開，孔子就是這樣的人。他們都是古代的聖人。”孟子還說：“聖人，是百代的師表，伯夷，柳下惠正是這樣的人。因此，聽到伯夷品性的人，貪婪的人廉潔了，懦弱的人也長了志氣；聽到柳下惠品性的人，刻薄的人厚道了，狹隘的人寬宏大度了。他們興起在百代以前，百代以後知道他們事跡的人，沒有不受感動鼓舞的。難道不是聖人才能夠達到這樣的境界嗎？更何況親身受到他們薰陶教育的人呢？”伊尹、伯夷、柳下惠比不上孔子，然而孟子都把他們稱為“聖人”，說明聖人、賢人同是一類人，可以共用一個稱號。宰予說：“據我看孔子，要比堯、舜賢良得多。”孔子是聖人，宰予應當說“比堯、舜更聖明”，然而他說“賢”，正說明聖、賢差不多，所以聖、賢這兩個名稱可以互相交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