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一·答佞篇

作者：王充

譯文

有人問：“賢能的人實行先王之道，能得到高官厚祿，人們為什麼一定要去諂媚奉承，來取得富貴呢？”我說：諂媚奉承的人知道實行先王之道可以得到富貴，但卻一定要以諂媚奉承來取得爵位和俸祿，是因為不能克制貪婪的欲望；人是知道努力耕作可以獲得糧食，努力經商可以得到財富，然而一定要去盜竊，是因為私心得不到克制，以禮制來決定自己做官還是辭官，這樣的人沒有不被尊重的，然而違背禮制的人多，尊奉道義的人少，這是私心貪婪，神志昏亂而執迷不悟的緣故。其實，諂媚奉承的人與賢能的人才智相同，只是諂媚奉承的人由於私心而自取滅亡；偷盜的人與種田的、經商的才智相同，只是偷盜的人由於貪心而自投法網。

有人問：“佞人與賢者才能相同，才能和操行應該是相稱的。那么佞人為什麼偏偏因為有私心而自取滅亡呢？”我說：富貴是人共同的欲望，即使有君子的操行，還是會有饑渴的私慾。只是君子能用禮制來克制私心，用道義來抑制私慾，所以能夠遵循先王之道，遵循了先王之道就沒有災禍。而小人則放縱貪利的欲望，違犯禮義，所以採取不正當的獻媚討好，不正當的獻媚討好就會招來罪過。可見，賢者是君子，佞人是小人。君子與小人本來操行就不同，行為取捨的標準也不一樣。

有人問：“諂媚奉承的人與說壞話陷害人的人是一路貨呢？還是有區別呢？”我說：“讒人與佞人都是小人，一路貨伎倆不同，都是以嫉妒為本性，但採取的行動與動機卻不一樣。讒人是用口害人，佞人是以事害人；讒人公開說不隱瞞自己的意見，佞人則模稜兩可地隱藏自己的動機；讒人沒有欺騙的心計，而佞人存有陰謀詭計。所以君主能疏遠讒人而親近仁人，不能識別賢人與佞人。指責的人會說：“君主都只能疏遠讒人親近仁人，而不能識別賢人與佞人，那么佞人就不能識別了嗎？”我說：“佞人可以識別，而君主不能識別。平庸的君主，不能識別賢人；不能識別賢人，就不能識別佞人。聖賢的人，用九條道德標準來檢驗人們的行為，根據辦事的效果來考察人們的言論。行為不符合九條道德標準的，言論不被辦事效果證明的，這種人就不是賢人而是佞人。看來能識別佞人就可以識別賢人，能識別賢人就可以識別佞人；能識別佞人就自然會覺察到賢智的人，能識別賢人就會自然地發覺奸佞的人。賢人與佞人的操行不同，而考察他們的是同一個標準；他們私心不同，而看到的卻是同一效果。

有人問：“用九條道德標準檢驗行為的方法，已經設立很久了。讀過《尚書·皋陶謨》的人，沒有不知道的，這就好比用斗斛來量多少，用秤來稱輕重一樣。但是在位擁有領土的君主，為什麼在自己下邊常常會有奸邪的佞臣和常常會有被欺騙受蒙蔽的禍害呢？”我說：不怕沒有斗斛，而是所量的不是穀物；不怕沒有秤，而是所稱的不是該稱的東西的緣故。在君位的人，都知道用九條道德標準可以檢驗人的行為，辦事的效果可以識別人的私心，然而被欺騙蒙蔽卻不能看見，那是沒有考察明白的緣故。只有不善於考察的人，沒有不可以檢驗的行為；只有不善於考察的人，沒有不可以識別的私心。

有人問：“行為不符合九條道德標準，辦事的效果經不起考核官吏功績標準的檢驗，這種人很接近於不是賢人，不是賢人那就是佞人了。平庸之材，沒有高超的才智，夠不上賢人，不能建立賢人的功績，不具備賢人的操行，可以說是佞人嗎？”我說：才能有夠不上的，操行有趕不上的，功績有比不上的。即使智慧比不上，才能相差十倍百倍，但是行為取捨的標準應該是相同的。賢人與佞人的操行迥然不同，但好就是好，壞就是壞。一個人的實際德行和名聲即使都很不錯，但他辦事的結果有成功也會有失敗；一個人對是非的評議即使很恰當，但他辦事的效果有好的也會有壞的。只有那些言論符合先王之道而行為卻違反先王之道，名聲很大而操行敗壞的人，才是佞人。

有人問：“行為符合九條道德標準的就是賢人，不符合的就是佞人。只有社會上一般人操行的人能全說是佞人嗎？”我說：凡是操行不好的都是惡人，惡人中犯上作亂的，稱作“無道”；惡人中善於偽裝的，稱作佞人。君主制定刑罰和法令，佞人被列在惡人中；君主獎賞和勉勵，賢人被列在善人中。善人中最好的，是賢人中的聖人；惡人中極壞的佞人，是惡人中的梟雄。所以說：“由善人中可以觀察出賢人，由惡人中可以觀察出佞人。”只要斷定出善人與惡人，那么賢人與佞人就會顯露出來了。

有人問：“視聽有看不清聽不見的時候，做事難免有犯錯誤的時候。如今以這樣的標準為賢人，做不到的為佞人，恐怕不符合賢人的實際情況吧？”我說：視聽難免會看不清聽不見，做事難免犯錯誤，這是一般人的缺點。所以說：明知故犯不論罪再小也要嚴懲，誤犯的過失，不論多大也可以寬赦。聖明的君主要考查犯罪的動機，所以能嚴懲明知故犯的人，寬赦誤犯過失的人。明知故犯就要加重懲罰，誤犯過失可以減輕處理，這是所有獄吏都能決定的，賢者看見了是不會有疑惑的。

有人問：“人的言論和行為沒有效果，就能說是佞人嗎？”我說：蘇秦聯合齊、楚、燕、趙、韓、魏六國促成合縱，使得強大的秦國不敢趁機向關外發兵；張儀促成連橫，使得六國不敢同時向關內進攻。六國聯盟形成合縱，就使秦國畏懼六國強大；秦國促成連橫，就使秦國強大天下弱小。他倆功績昭著效果明顯，被記載在竹帛的史冊上，即使是賢人又怎么能超過他們呢？司馬遷敘說很多賢人的事跡，張儀與蘇秦分別有傳，並沒有憎惡他們的文字，功績和名聲均相當，跟賢人沒有兩樣。其實，功績不能用來證明一個人的賢德，就像名聲不能用來斷定人的實際品德一樣。張儀和蘇秦是排難解憂的人，處於戰亂社會，實行合縱與連橫的主張。在這種時候，稷和不契不可能與他們爭比計謀，禹和皋陶不可能與他們比效果。至於說氣候正常，風調雨順，五穀豐收，盜賊減少甚至消滅，人人講究廉潔謙讓，家家推崇道德的功績，祿命顯貴美好，治國方略能做到的，這些都不是道德能促成的。司馬遷記錄功績，是有意向後代推崇，因此在記錄成就時就突出其效果，廣泛收錄卓越人物，因為張儀和蘇秦的功績值得讚美，所以列入了他們的事跡。由此說來，佞人也能用權術遊說立功做出效果。即使沒有效果，也不能把他們說成佞人。有人會質問說：“惡人中立功的稱作佞人。能做出功績的人，才智一定高明；思慮深遠的人，一定依靠仁義，可是他們都混雜在大賢之中。所以“覺佞”篇說：‘君主喜歡辯論，佞人便言語鋒利；君主喜歡文章，佞人便文章華美。’與君主心意相同，碰巧投合了君主的心意，君主由於喜歡就看不見他的錯誤，怎么還能知道他們作假並察覺他們的奸邪呢？”我說：這是說平庸的君主，才能低下頭腦糊塗，才被蒙蔽迷惑看不見。要是聖賢的君主，就能考察清楚明白，像看砧板上的乾肉，手掌中的紋理，數棋盤上的棋子，點車轅中的馬一樣。魚鱉藏在深水潭裡，捕漁的人知道它們生息的地方；禽獸躲在深山中，打獵的人看得見它們的行蹤。佞人的操行不同於一般人，一般人不能看出來，可見平庸的君主，是沒有高超才智的人。又會有人質問：“‘君主喜歡辯論，佞人就言語鋒利；君主喜歡文章，佞人就文章華美。’既然言論操行都相同，又怎么能察覺出他們呢？”我說：《大戴禮記·文王官人》上說：“根據他從前的話來衡量他後來的行動，聽他後來的話來檢查他過去的行動，看他公開的表現來考察他背地裡的行為，觀察他的內心來衡量他的外表。”所以假裝親善故作清高的人就能識別，修飾偽裝不真實的人就能辨別，質樸誠實為善的人就能知道，具有忠心保持氣節的人就會顯現出來。佞人原來的性格不善辯論，由於君主喜歡辯論，佞人便學著迎合君主；佞人本來的才能不會作文、由於君主喜歡文章，佞人就想去迎合君主。君主奢侈，佞人自己就穿著華麗的服裝；君主節儉，佞人自己就不修飾打扮。現在的操行與過去的不一樣，在朝廷上的行為與在家的不一樣。考察他們在鄉里的行為，驗證他們在朝廷上的行為，察看他們供養雙親的節操，弄清他們事奉君主的品德，要是內外互不相稱，名聲與實際互不符合，碰巧就會顯現出來，奸邪的偽裝就會被察覺和揭露出來。

有人問：“人的操行沒有永恆不變的，可以斟酌形勢制定適當的措施，因而誠實的人有時也會欺騙人，正直的人有時也會不公正。一個人斟酌形勢變化有所安排，前後行動可以不一樣；一件事為了適應需要，對周圍的人可以說不同的話。儒者的書上記載，權宜之計不止一種。現在用平素一貫的言行來考察他們，不是不符合實際情況了嗎？”我說：賢者有權宜之計，佞人也有權宜之計。賢者實行權宜之計，後來有好結果；佞人實行權宜之計，也違反常規，但後來得到壞的結果。所以賢人的權宜之計，是為了公事為了國家；佞人的權宜之計，是為了自己為了家庭。觀察他們所實行的權宜之計，就可以評論出賢人與佞人；觀察他們的動機，就可以說出邪惡與正直了。

有人問：“佞人喜歡詆毀人，有這事嗎？”我說：佞人不詆毀人。如果詆毀人，這人就是讒人。為什麼呢？因為佞人尋求利益，所以不詆毀人。如果對自己有利，為什麼要詆毀他呢？如果不對自己有利，詆毀他也沒有好處。用計謀求得好處，用權術得到利益，利益和好處得到了，還要嫉妒別人與自己一起做官，然後危害別人。他們危害人並不詆毀人，而他們害人並不薄待人。他們稱讚人而危害人，所以人不知道；厚待人而危害人，所以人不懷疑。因此佞人危害人，人卻不怨恨他；害人，人遭災禍卻不仇恨他，這是因為佞人隱藏自己的真情實意做得很巧妙的緣故。如果詆毀別人，別人也要詆毀他，弄得眾人不親近，士不依附，怎么能得到社會的承認而從君主那兒取得利益呢？

有人問：“佞人不在一般人面前詆毀人，在郡將面前會詆毀人嗎？”我說：佞人是利用別人去欺騙郡將，而不在郡將面前詆毀人。這人又問：“那么佞人是怎么做的呢？”回答是：佞人要詆毀人，就先讚揚他；要危害人，就先安穩他。怎樣詆毀，怎樣危害呢？假如甲有高尚的操行特殊的智慧，名聲顯赫，唯恐郡守召見詢問甲，扶植提拔超過自己，佞人想故意使他被廢置不用又不說他的壞話，就常常大加稱讚他。推薦甲的人很多，郡守將打算用他，去問佞人，佞人肯定回答說：“甲很賢能應該召見他。為什麼呢？甲的意思是不想留在縣裡，過去聽他說過，聲稱希望進入郡府，在郡里則希望進入州府，由於志向很高那么操行就與一般人不同，只看遠處的人，那么心思就不會關心近處。屈才而用他，他心裡不滿意，否則就裝病不乾；位低而使用他，就會傷害賢人，不這樣就會損害長官的威信。所以郡守因此失去名聲損害有聲譽的人，是喜歡把可作部下的人都當作部下的緣故。郡守自已能夠遷就他，任用他是可以的；自己估計不能夠遷就他任用他就沒有好處。”任用他，雙方互相不會有好處；不任用他，雙方互相不會有害處，郡守害怕甲的志向太高，就相信了佞人的話，於是放棄不任用甲。

有人問：“佞人只是以高超的才能和宏大的智慧觀察和揣摩一般人呢，還是有老師作為學習的榜樣呢？”我說：佞人自有才智可以欺騙人，但到他遊說君主時，就需要權術來打動君主，就像名將自有勇敢來鎮住敵人，但到他打仗的時候，就需要兵法來指揮軍隊進攻。他們的權術就是合縱和連橫，老師就是鬼谷子。傳書上說：“蘇秦和張儀向鬼谷先生學習合縱與連橫的權術，鬼谷先生挖地成了個坑，說：“能下來，說得使我哭出來，那么就能分到君主的封地。’蘇秦跳下去，說得鬼谷子先生哭得眼淚流下來沾濕了衣襟。張儀也一樣。”“蘇秦輔助趙國，並且還輔助六國。張儀貧困低賤地回來，蘇秦讓他坐在堂下，拿僕人吃的飯菜給他吃，又多次責備以激怒他，想使他去輔助秦國，張儀憤怒怨恨，於是向西去秦國。蘇秦派人以厚禮相送。張儀後來察覺，說：‘這次又落在他的圈套之中，我還不知道，這就是我趕不上蘇君的地方。’”智謀深奧有權術，權宜之計高明得出奇，所以蘇秦尊貴受人推崇，榮耀顯赫，成為一代豪傑。計謀要奧妙，權術要高明，但它的輿妙與淺陋不能同時實行，明顯與隱晦也是不能同時明白的。

有人問：“佞人修養名聲抬高自己，有這事嗎？”我說：佞人貪圖財利壟斷權力，不修養名聲抬高自己。因為取得權柄，占據要職，就會抬高名聲自己樹立起來。這種行為被小人稱讚，而君子不這樣做。為什麼呢？因為利與義相矛盾，正與邪剛好相反。道義能打動君子，利益能打動小人。佞人貪圖財利和名聲顯赫，君主感到不安，否則會自身難保。察看世上的佞人，都由於遭災禍而結束，可見不能保養住自己的身體，怎么能修養自己的名聲呢？上古列敘臣民事跡，凡放棄尊貴地位而修養自身品德的，凡拋棄物質利益而追求聲望的，都會在竹簡帛書的史冊上記載下來，像伯成子高放棄國事而耕地，於陵子辭去相位，給人澆灌菜園。近代蘭陵的王仲子、東郡的昔廬君陽，放棄官職長期託病，不接受君主的徵召，這些可以稱得上修養名聲了。可見，君子不因為道義去做官，也必不因為道義去獻身；不因為道義辭官不做，也必不因為道義來樹立名聲。佞人懷有貪圖財利的心，看輕後患，只看重自身眼前的富貴，忘記生死和遭到殺身之禍，還談什麼名聲的修養！道義被毀壞，操行從而被玷污，還說什麼抬高自己！

有人問：“名聲大的佞人容易識別呢，還是名聲小的佞人容易識別呢？”我說：名聲大的佞人容易識別，名聲小的佞人難以識別。為什麼呢？名聲大的佞人才智高超，他的行跡容易察覺；名聲小的佞人才智低下，他的痕跡難於察覺。用什麼來證明呢？已有的事例，小強盜難於察覺，大強盜容易發現。攻打城池，搶劫虜掠，一旦發生則事情就會被發覺，眾人都曉得有盜賊。挖牆打洞，像狸貓走步樣敏捷，像老鼠偷吃樣隱蔽，就不會知道是誰幹的。有人會反駁說：“名聲大的佞人奸狡得很，能夠迷惑擾亂人們，如果他們容易識別，君主又為什麼難於識別呢？”我說：《尚書·皋陶謨》上說：“能識別人才算明智，這連帝舜都難做到。”虞舜是大聖人，驩兜是大佞人。大聖人難於識別大佞人，大佞人不怕大聖人，怎么能說容易識別呢？這就是說，從下面來識別佞人，跟從上面來識別佞人是兩回事。從上面來識別佞人，大的難於識別，小的容易識別；從下面來識別佞人，大的容易識別，小的難於識別。為什麼呢？因為名聲大的佞人才智高超，論說時辭句華美。憑看華美的辭句，已使君主折服，並不會責備他，才智有時也不能察覺他。名聲小的佞人才智低下，對答時有謬誤，碰巧不周密，君主就會警覺，能知道其中的原因。這就是大佞人難於識別而小佞人容易識別的緣故。屋漏是在上面，知道屋漏的人是在下面。漏的地方大，下面看見它就明顯；漏的地方小，下面看見它就不明顯。有人對孔子說：“冉雍有仁德而不會花言巧語。”孔子說：“為什麼要能說會道呢？用狡辯來對付人，老招人討厭。”錯誤地提出一些主張，煩擾農民和商人，老百姓受損害君主得好處，勞民悅主。君主受損害老百姓得好處，是忠臣的主張；老百姓受損害君主得好處，是佞人的主張。季康子比周公旦富有，但冉求還為他搜括財物而使他更富有。孔子說：“弟子們應該敲起鼓去聲討他。”搜括財物，季康子不知道那是罪惡，不知道是老百姓都反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