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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八·韓文公佚事

作者:洪邁

韓文公自御史貶陽山,新舊二《唐史》,皆以為坐論宮市事。按公《赴江陵途中詩》,自敘此事甚詳,云:“是年京師旱,田畝少所收。有司恤經費,未免煩誅求。傳聞閭裡間,赤子棄渠溝。我時出衢路,餓者何其稠!適會除御史,誠當得言秋。拜疏移閤門,為忠寧自謀。上陳人疾苦,無令絕其喉。下言畿甸內,根本理宜優。積雪驗豐熟,幸寬待蠶麰。天子惻然感,司空嘆綢繆。謂言即施設,乃反遷炎洲。”皇甫湜作公神道碑云:“關中旱飢,人死相枕藉。吏刻取恩,先生列言天下根本,民急如是,請寬民徭而免田租,專政者惡之,遂貶。”然則不因論宮市明甚。碑又書三事云:“公為河南令,魏、鄆、幽、鎮各為留邸,貯潛卒以槖罪亡,公將擿其禁,斷民署吏,俟旦發,留守尹大恐,遽止之,是後鄆邸果謀反,將屠東都,以應淮、蔡。及從討元濟,請於裴度,須精兵千人,間道以入,必擒賊。未及行,李愬自文城夜入,得元濟。三軍之士,為公恨。復謂度曰:“今借聲勢,王承宗可以辭取,不煩兵矣。得柏耆,口授其詞,使耆執筆書之,持以入鎮州,承宗遂割德、棣二州以獻。”李翱作公行狀,所載略同。而《唐書》並逸其事,且以鎮州之功,專歸柏耆,豈非未嘗見湜文集乎?《資治通鑑》亦僅言耆以策乾愈,愈為白度,為書遣之耳。

譯文

韓文公(韓愈諡號)自監察御史貶到陽山(今屬廣東),新舊兩部《 唐書》 都認為是因為論宮市得罪。按文公《 赴江陵途中》 看,他自敘原因很詳細,他說:“這年京師大旱,田地不收。官吏只顧向百姓勒索,百姓連孩子也養不起,棄在水溝里。我親眼看到飢餓的人群擁擠在大道上,當時我剛剛被任命為監察御史,實在是我應當直言進諫的時候.我寫好奏疏時,想為國盡忠就不能為個人打算。我在奏疏前面陳述酷吏剝削、人民苦難,要求讓百姓存活下去,在奏疏後面提出京師是國家根本,對京師的百姓要加倍體恤,眼下的瑞雪預兆明年的豐收,請寬限到明年蠶熟麥收時再收租稅。天子看了奏疏感到悲傷,司空也嘆息應早作安排。我一心以為朝廷將採取應急措施.沒想到反把我放逐到南方。”皇甫湜為他作的神道碑寫道:‘關中大旱饑荒,餓拜遍地、官吏仍苛索萬姓以求恩寵。先生上疏說京師為天下根本,京師百姓遭災如此嚴重,請求朝廷放寬瑤役,免去田租。執政者為此很憎惡他,便將他貶貶諦下去。”這樣看文公之被貶不因論宮市事是很明白的。神道碑又寫了三件事說:“文公任河南(今洛陽)令時,魏州(今河北大名、魏縣)、郡州(今山東郡城縣)、幽州(今北京市)、鎮州(今河北正定)四藩鎮各設留守藩邸,蓄養暗中調來的士兵並窩藏逃犯,意圖不軌,文公要揭發他們的違法行為,便布署官吏,事先自斷他們與人民的往來,等天明就公布,留守官員十分害怕,立即停上活動。這件事後那州留邸果然謀反,還妄圖血洗東都(今洛陽),以回響淮西(今河南汝南、信陽一帶)叛亂。等到文公跟隨統帥裴度任行軍司馬征討淮西吳元濟叛亂時,曾建議裴度,派精兵千人從小路進入蔡州,必能擒拿吳元濟。裴度未及採行,李想已自文城(今河南唐河)提兵雪夜入蔡州,果然擒得吳元濟。三軍謀略之士,無不為文公惋惜。文公又對裴度說:如今憑藉平定淮西的聲勢,鎮州王承宗可用言辭說服,不必使用兵力了。於是找到了布衣拍者。親自口授了致王承宗書信,叫柏耆執筆寫下來後,帶上書信進入鎮州曉喻王承宗,王攝於兵威,就上表請割德、棣二州獻上,表示服從中央朝廷.”李翱作文公行狀,所記載的與上述事跡大致相同,新舊《 唐書》 也都未記載此事,而且把收服鎮州,一概歸功於柏者,豈不是未曾見皇甫湜的文集嗎?《 資治通鑑》 亦僅僅說柏耆以計策進見韓愈,韓愈替他賓告裴度,寫了一封信派柏耆前去鎮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