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論擇官

作者：吳兢

譯文

貞觀元年，唐太宗對房玄齡等人說：“治理國家的根本在於審慎。要根據一個人能力的大小授予官職，務必精減官員人數。所以《尚書》說：‘只選取賢良和有才能的人做官。’同時《尚書》還說：‘官員不在多，在於用人得當。’如果任用了好官，儘管人數不多也可以讓天下得到治理；用了不好的官，人數再多又有什麼用呢？古人說不根據才能選擇官員，就像在地上畫餅不能充飢一樣。《詩經》有句話：‘參謀的人如果多了，決策的時候反而不知所從。’孔子說：‘官員不處理政務，官吏怎么會得到精簡呢？’孔子還說：‘一千隻羊的皮，不如一隻狐狸的毛。’這些至理名言都載入史冊，數不勝數。現在應當審查官吏，讓他們都能夠發揮各自的作用，那么國家就可以無為而治了。你應該仔細考慮一下這個問題，確定官員的人數。”房玄齡等人於是擬定出文武官員共六百四十人，唐太宗接受了這個數額，並對房玄齡說：“從今以後，如果誰有音樂、雜藝等一技之長，超過一般人的，只可以賞賜給他們錢財絲帛，一定不可獎賞過度，授予他們官職。從而讓他們和朝廷的棟樑之才並肩而站，同桌而食，致使紳士、大夫引以為恥。”

貞觀二年，唐太宗對房玄齡、杜如晦說：“你們身為僕射，應當幫助我排憂解難，廣開耳目，求訪賢能之人。聽說你們每天要處理幾百件訴訟，這樣整天閱讀公文都來不及，怎么能夠幫助我尋訪賢才呢？”於是唐太宗下令尚書省把細碎的事情交給左右丞處理，只有冤案被延誤應該奏請皇上這樣的大事，才交給僕射處理。

貞觀二年，唐太宗對侍從的大臣們說：“我每天夜裡總想著民間的事情，有時到半夜還睡不著，就是擔心都督、刺史能否安撫百姓。所以在屏風上記下他們的姓名，坐著躺下都可看看，他們在任上如果做了好事，也都記在他們的名下。我住在深宮之中，看不到也聽不到遠處，所依靠的就是都督、刺史。這些地方長官實在是關係到國家的太平和動亂，特別需要選擇得力的人。”

貞觀二年，唐太宗對右僕射封德彝說：“天下太平的根本，在於得到合適的人才。近來我讓你向我推薦人才，卻不見你有所行動。天下的事情如此繁重，你應當為我分擔憂慮，你不向我推薦賢才，那我又能向誰詢問呢？”封德彝回答說：“下臣雖然不才，怎么敢不盡心盡力呢？只是現在我還沒有發現出類拔萃的俊傑。”唐太宗說：“過去聖明的君主很善於使用人才，從眾多的人才中選拔傑出者加以重用，不一味地依靠前朝的遺老遺少。哪裡像商代的國君武丁在夢中見到了他以後的丞相傅說，周文王占卜找到了將要輔佐他的姜太公，然後才開始治理國家呢？況且哪一個朝代沒有賢才，恐怕是被遺漏不被發現罷了。”封德彝聽後，慚愧地退了下去。

貞觀三年，唐太宗對吏部尚書杜如晦說：“我發現吏部選擇官員，只看他文才是否出眾，而不看他的道德品行。幾年之後，這些人的劣跡漸漸敗露，雖然對他們進行了處罰，但是對老百姓已經造成了傷害。那么，如何才能夠選拔到優秀的官員呢？”杜如晦說：“西漢和東漢選擇的官員，他們的美德聞名鄉里，成為眾人的楷模，然後他們被州郡推薦，最後才被任用，所以兩漢以選拔人才出眾而著稱。現在每年所選的人才，多達數千人，這些人外表謹慎忠厚、言語巧加掩飾，不可能很全面地了解他們。吏部只能做到授予他們品級和職位而已。選補官員的規章制度，實在不夠完善，所以不能得到真正的人才。”太宗於是打算依照兩漢時的法令，改由各州郡推薦人才，但因為功臣等人將實行世襲封官授爵制，這件事就停止了。

貞觀六年，唐太宗對魏徵說：“古人說過，君主必須根據官職來選擇合適的人，不能輕率任用。我現在辦一件事，就被天下人看到；說一句話，就被天下人聽到。任用了正直的人，乾好事的都得到勸勉；錯用了壞人，不乾好事的就爭相鑽營求利。獎賞和功績相當，沒有功勞的就會自動退避；懲罰和罪惡相稱，壞人就有所戒懼。由此可知賞罰絕不可以輕易使用，用人更需要慎重選擇。”魏徵對答說：“知人善任這件事，從古以來就是很難的，所以在考核勞績、決定貶降還是升遷時，要察看他的善惡。如今想找人才，必須仔細察訪他的品行。如果了解到真是好的，然後才可任用。假如此人不會辦事，只是才力不夠，還沒有什麼大害處。錯用了壞人，假使他能力強會辦事，那為害就太多了。但在亂世只求有才能，可以不管品行。太平時候，必須才能、品行都好，方可任用。”

貞觀十一年，侍御史馬周上疏說：“人才是治理好天下的根本。要想讓百姓安居樂業，關鍵是選好刺史和縣令。縣令那么多，不可能都是賢才，如果每個州都能有一個好的刺史，那么整個州就可以安定繁榮了。如果全州的刺史都符合皇上的心意，那么陛下就可以高枕無憂，百姓就不用憂慮不能安居樂業了。自古以來，郡守、縣令都是精心挑選德才兼備的人擔任，打算提拔為將軍或宰相的，一定先讓他們做一段時間的地方官進行考察，有的從郡州官員升為宰相、司徒或太尉。朝廷千萬不要只注意皇帝身邊大臣的選拔，而忽視州縣兩級主要官員的選拔。百姓不能安居樂業，恐怕與此有關。”於是太宗對侍臣說：“刺史由我親自挑選，縣令就由在京五品以上的官員每人推薦一人。”

貞觀十一年，治書侍御史劉洎認為尚書左、右丞的人選應當特別精心挑選，上疏說：“臣知道尚書省日理萬機，是施政的中樞，這裡人員的選用任命，確實很不簡單。所以左、右僕射和六部長官好比是天上文昌宮內的眾星，左右二丞好像是鎖管車轄，這些官員以及下至曹郎，也與上天的星宿相應，如果不能稱職，占了位置會引起譏評。我看到近來尚書省承受詔敕後擱下來不迅速執行，文書案卷堆積不及時處理，我雖庸劣無能，也請讓我講一講這種現象的由來。在貞觀初年，沒有任命尚書令和左右僕射，當時尚書省里公務繁雜，比今天成倍地多，左丞戴胄、右丞魏徵，都辦事熟練，公平正直，事情有問題就予以指責，從不迴避。陛下對他們又信任愛護，自然能整肅綱紀。各個部門之所以不敢懈怠，就是任人得當的緣故。到杜正倫繼任右丞，也能夠對下面嚴格要求。近來之所以綱紀不整，都是由於勛舊親戚占據了位置，既無才能勝任，又憑功勳倚仗勢力互相傾軋。其他官僚，也不能秉公辦事，即使想有所振作，又會先因畏懼爭吵毀謗而退縮。所以一般事務都由郎中定奪，遇到難事就都向上面請示；尚書也模稜兩可，不能決斷，有些糾察彈劾的案件應該上奏，也故意拖延，事情雖已弄得很清楚，仍然盤問下屬。公文發出去沒期限，回復來遲了也不指責，事情一經交辦，就拖上成年累月。有的只迎合上邊的旨意而不考慮是否和實情相符，有的為了避免嫌疑而不管是否在理。辦案的部門只求辦成就了事，不追究是非；尚書把逢迎諂媚作為奉公守法，不管對錯，互相姑息，有了問題但求掩蓋。而且官職應該從眾人中選拔有才能的授予，沒有才能就不應舉薦，官是代上天辦事，怎能隨便叫人來做？至於親戚元勛，只能給他們優厚的禮遇，他們有的高年老耄，有的因久病而理智不清，在當前既已做不出貢獻，就應讓他們休息去安度晚年。讓他們長期在位阻礙進用賢能的途徑，這是極不恰當的。為糾正這類弊端，應先精心挑選尚書左、右丞和左、右郎中，如果都用上稱職的人，自然綱紀確立，還能糾正那種奔走爭官做的歪風，這豈止是解決辦事拖拉啊！”奏章送了上去，不久便派劉洎做尚書左丞。

貞觀十三年，唐太宗對侍臣說：“我聽說，太平之後必然天下大亂，大亂之後，必然又復歸太平。大亂之後，即是太平之運。要想使國泰民安，只有任用賢才。你們既然不知道賢才，我又不可能一一加以考察，這樣下去是永遠得不到賢才的。現在我下令讓人才自我推薦，你們看怎么樣呢？”魏徵回答說：“了解別人的人聰明，了解自己的人明智。了解別人很不容易，了解自己就更為艱難。並且愚昧無知的人，都自以為了不起，時常打擊比自己有才能的人。這樣恐怕會助長世人攀比競爭的不良風氣，我認為陛下不可這樣做。”

貞觀十四年，特進魏徵上疏說：

我聽說，了解臣子莫若君主，了解孩子莫若父親。父親不了解自己的孩子，就無法使家庭和睦；君主不了解自己的臣子，就不能治理國家。而要使天下太平，皇帝無憂無患，那就要忠臣輔佐。賢臣在朝就會政績卓越，這樣就可以無為而治了。所以堯、舜、文王、武王能名存千古，他們都有知人之明，使賢才會聚於朝廷。舜派八凱管理農耕，制定曆法，讓八元散布教化，使國家內外歸順，建立了赫赫功業。周公、召公輔佐周成王成就一代帝業，美名傳揚。難道‘四岳’、‘九官’、‘五臣’、‘十亂’這樣的賢臣，只能生活在前朝，而當今唯獨沒有嗎？這只是在於國君求與不求、喜好與不喜好而已。為什麼這樣說呢？像那些美玉明珠、孔雀翡翠、犀牛大象、大宛的寶馬、西夷國的獒，它們不是沒有手足，就是無情之物，出產在蠻荒的地方，離這裡有萬里之遙，但是還是有人源源不斷地把這些東西帶進來，為什麼呢？是因為這裡的人喜好它們罷了。況且做官的人都仰慕陛下的盛德，享受君主賜予的俸祿，如果君主用道義引導他們，他們怎么會不盡職盡責呢？我認為如果導之以孝，那么就可以使他們像孝子曾參、子騫那樣加以重用；如果導之以忠，就可以把他們當做龍逢和比干那樣的臣子而加以提拔；導之以信，就可使他們像尾生、展禽一樣；導之以廉，就可以使他們像伯夷、叔齊一樣。

然而今天的群臣，潔身自好、才能出眾的人非常少有，恐怕是因為朝廷求賢之心不急切，沒有鼓勵勸勉他們的緣故。如果用公正忠誠去要求他們，用建功立業去激勵他們，讓他們各盡其職，各安其位。處高位則看其舉薦的人，身富則看其養育的人，閒居時看其所好，學習時看其言語，窮困時看其氣節，卑賤時看其德行。量才錄用，發揮他們的長處，克服他們的短處，用“六正”去勉勵他們，用“六邪”去警戒他們。那么，即使不嚴厲地對待他們，他們自己也會振奮，不用苦口婆心地勸勉，他們也會自己努力。

因此漢代劉向在《說苑》中寫道：“臣子的行為，表現為六正六邪。實行六正則臣子光榮，犯了六邪之罪則臣子恥辱。什麼是六正呢？一是有先見之明，在事情還沒有發生之前，臣子能夠預見到得失存亡的利害，使君主免於禍患，永保江山穩固，這樣的臣子，是聖臣。二是虛心進諫，勸告君主實行禮義，幫助君主成就善事，避免君主犯錯誤，這樣的臣子，是良臣。三是廢寢忘食，兢兢業業，不斷地為朝廷舉薦賢才，不斷用古代聖賢的楷模來勉勵君主，勵精圖治，這樣的臣子，是忠臣。四是明察秋毫，防微杜漸，斷絕禍患產生的根源，轉危為安，使君主高枕無憂，這樣的臣，是智臣。五是奉公守法，不收賄賂，謙讓節制，這樣的臣子，是貞臣。六是國家混亂，敢冒天下之大不韙，當面指出君主的過錯，這樣的臣子，是直臣。以上就是所說的‘六正’。那么六邪是什麼呢？一是貪得無厭，不務正業，苟且偷生，沒有立場，這樣的臣子，是具臣。二是認為君主說的話都是好的，君主的行為都是對的，只會趨炎附勢，助長君主的逸樂，不顧嚴重後果，這樣的臣子，是諛臣。三是內心陰險，外表拘謹，八面玲瓏，嫉賢妒能，要想提拔誰，就只說好的，隱瞞過失，要想排擠誰，就誇大他的缺點，掩蓋他的優點，致使君王賞罰不明，下達的命令又不被執行，這樣的臣子，是奸臣。四是憑著自己的機巧辯才，掩過飾非，對內離間骨肉之情，對外製造朝廷混亂，這樣的臣子，是讒臣。五是專權霸道，不可一世，私結友黨，聚斂財富，偽造君主的詔令，以顯貴自居，這樣的臣子，是賊臣。六是用邪道歪門迷惑君主，陷君主於不仁不義之境，蒙蔽君主，使他不辨是非曲直，臭名昭彰，這樣的臣子，是亡國之臣。這就是所說的‘六邪’。如果賢臣做到六正，避免六邪，那么朝廷就會安寧，國家也會太平。生時為百姓造福，死後被人追憶思念，這就是為臣之道。”此外，《禮記》說：“秤桿一提，物體的輕重就稱出來了；繩墨一拉，曲直就顯示出來了；規矩一比，方圓也就清楚了。有德之人都明白事理，不能妄說他們奸詐。”可見臣子盡忠與否，其實不難辨別，如果朝廷能夠對他們以禮相待，以法約束，行善的能夠加以褒獎，作惡的能夠處以刑罰，他們怎么會不盡力呢？

朝廷想要提攜忠正善良的大臣，貶斥不賢之臣，已經有十幾年了，但是為什麼沒有落實呢？是因為只說不做。表面上是行公道，實際上行為不端。這樣，是與非互相矛盾，好與惡相互攻擊。自己喜歡的人即使有罪，也不會受到處罰，自己不喜歡的人即使清白無辜，總會有罪名上身。這就是喜歡他就會使他存活，憎恨他就會將其置於死地。或者因為小小的過失而忘記巨大的功勞，因小小的缺點而忽略良好的品行，所以君主不可以獎賞無功之人，君主的刑罰不可以漏掉有罪的人。獎賞不能勉勱大家為善，懲罰不能禁止一些人作惡。既然這樣，我們希望達到邪正分明，怎么去加以實現呢？如果賞賜時不忘被疏遠的臣子，處罰時不庇護親近的人，做到公平仁義，實事求是，那么邪惡就會無處藏身，善惡自然涇渭分明。崇尚質實，不慕虛華，觀察官員是否仁厚，不到一個月就會清清楚楚。那些不誠實的臣子，他們的大公無私只表現在言語上而不落實在行動上，這樣的官員是不會為民著想的。如果喜歡臣子，就對他們的缺點視而不見，厭惡他們就認為他們一無是處，被一己私慾驅使、親近奸邪的臣子，背離公正之道而疏遠忠臣良將。一旦如此，即使夜以繼日地為政務操勞，對治國也是於事無補的。

看過奏書後，唐太宗欣然接受。

貞觀二十一年，唐太宗在翠微宮加授司農卿李緯為戶部尚書。房玄齡當時留守在京城任職。有個官員從京城來，唐太宗問他：“房玄齡聽說李緯出任尚書之後，有什麼意見呢？”那個官員回答：“只聽到房玄齡說李緯喜歡留鬍子，再沒有其他評語。”唐太宗聽後，改任李緯為洛州刺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