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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論政體

作者:吳兢

貞觀初,太宗謂蕭瑀曰:“朕少好弓矢,自謂能盡其妙。近得良弓十數,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也。’朕問其故,工曰:‘木心不正,則脈理皆邪,弓雖剛勁而遣箭不直,非良弓也。’朕始悟焉。朕以弧矢定四方,用弓多矣,而猶不得其理。況朕有天下之日淺,得為理之意,固未及於弓,弓猶失之,而況於理乎?”自是詔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每召見,皆賜坐與語,詢訪外事,務知百姓利害、政教得失焉。

貞觀元年,太宗謂黃門侍郎王珪曰:“中書所出詔敕,頗有意見不同,或兼錯失而相正以否。元置中書、門下,本擬相防過誤。人之意見,每或不同,有所是非,本為公事。或有護己之短,忌聞其失,有是有非,銜以為怨。或有苟避私隙,相惜顏面,知非政事,遂即施行。難違一官之小情,頓為萬人之大弊。此實亡國之政,卿輩特須在意防也。隋日內外庶官,政以依違,而致禍亂,人多不能深思此理。當時皆謂禍不及身,面從背言,不以為患。後至大亂一起,家國俱喪,雖有脫身之人,縱不遭刑戮,皆辛苦僅免,甚為時論所貶黜。卿等特須滅私徇公,堅守直道,庶事相啟沃,勿上下雷同也。”

貞觀二年,太宗問黃門侍郎王珪曰:“近代君臣治國,多劣於前古,何也?”對曰:“古之帝王為政,皆志尚清靜,以百姓之心為心。近代則唯損百姓以適其欲,所任用大臣,復非經術之士。漢家宰相,無不精通一經,朝廷若有疑事,皆引經決定,由是人識禮教,治致太平。近代重武輕儒,或參以法律,儒行既虧,淳風大壞。”太宗深然其言。自此百官中有學業優長,兼識政體者,多進其階品,累加遷擢焉。

貞觀三年,太宗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擢才而居,委任實重。詔敕如有不穩便,皆須執論。比來惟覺阿旨順情,唯唯苟過,遂無一言諫諍者,豈是道理?若惟署詔敕、行文書而已,人誰不堪?何煩簡擇,以相委付?自今詔敕疑有不穩便,必須執言,無得妄有畏懼,知而寢默。”

貞觀四年,太宗問蕭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對曰:“克己復禮,勤勞思政,每一坐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論事,宿衛之士,傳飧而食,雖性非仁明,亦是勵精之主。”太宗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夫心暗則照有不通,至察則多疑於物。又欺孤兒寡婦以得天下,恆恐群臣內懷不服,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決斷,雖則勞神苦形,未能盡合於理。朝臣既知其意,亦不敢直言,宰相以下,惟即承順而已。朕意則不然,以天下之廣,四海之眾,千端萬緒,須合變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籌畫,於事穩便,方可奏行。豈得以一日萬機,獨斷一人之慮也。且日斷十事,五條不中,中者信善,其如不中者何?以日繼月,乃至累年,乖謬既多,不亡何待?豈如廣任賢良,高居深視,法令嚴肅,誰敢為非?”因令諸司,若詔敕頒下有未穩便者,必須執奏,不得順旨便即施行,務盡臣下之意。

貞觀五年,太宗謂侍臣曰:“治國與養病無異也。病人覺愈,彌須將護,若有觸犯,必至殞命。治國亦然,天下稍安,尤須兢慎,若便驕逸,必至喪敗。今天下安危,系之於朕,故日慎一日,雖休勿休。然耳目股肱,寄於卿輩,既義均一體。宜協力同心,事有不安,可極言無隱。儻君臣相疑,不能備盡肝膈,實為國之大害也。”

貞觀六年,太宗謂侍臣曰:“看古之帝王,有興有衰,猶朝之有暮,皆為敝其耳目,不知時政得失,忠正者不言,邪諂者日進,既不見過,所以至於滅亡。朕既在九重,不能盡見天下事,故布之卿等,以為朕之耳目。莫以天下無事,四海安寧,便不存意。可愛非君,可畏非民。天子者,有道則人推而為主,無道則人棄而不用,誠可畏也。”魏徵對曰:“自古失國之主,皆為居安忘危,處治忘亂,所以不能長久。今陛下富有四海,內外清晏,能留心治道,常臨深履薄,國家歷數,自然靈長。臣又聞古語云:‘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陛下以為可畏,誠如聖旨。”

貞觀六年,太宗謂侍臣曰:“古人云:‘危而不持,顛而不扶,焉用彼相?’君臣之義,得不盡忠匡救乎?朕嘗讀書,見桀殺關龍逄,漢誅晁錯,未嘗不廢書嘆息。公等但能正詞直諫,裨益政教,終不以犯顏忤旨,妄有誅責。朕比來臨朝斷決,亦有乖於律令者。公等以為小事,遂不執言。凡大事皆起於小事,小事不論,大事又將不可救,社稷傾危,莫不由此。隋主殘暴,身死匹夫之手,率土蒼生,罕聞嗟痛。公等為朕思隋氏滅亡之事,朕為公等思龍逄、晁錯之誅,君臣保全,豈不美哉!”

貞觀七年,太宗與秘書監魏徵從容論自古理政得失,因曰:“當今大亂之後,造次不可致化。”征曰:“不然,凡人在危困,則憂死亡;憂死亡,則思化;思化,則易教。然則亂後易教,猶飢人易食也。”太宗曰:“善人為邦百年,然後勝殘去殺。大亂之後,將求致化,寧可造次而望乎?”征曰:“此據常人,不在聖哲。若聖哲施化,上下同心,人應如響,不疾而速,期月而可,信不為難,三年成功,猶謂其晚。”太宗以為然。封德彝等對曰:“三代以後,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 皆欲化而不能, 豈能化而不欲?若信魏徵所說,恐敗亂國家。”征曰:“五帝、三王,不易人而化。行帝道則帝,行王道則王,在於當時所理,化之而已。考之載籍,可得而知。昔黃帝與蚩尤七十餘戰,其亂甚矣,既勝之後,便致太平。九黎亂德,顓頊征之,既克之後,不失其化。桀為亂虐,而湯放之,在湯之代,既致太平。紂為無道,武王伐之,成王之代,亦致太平。若言人漸澆訛,不及純樸,至今應悉為鬼魅,寧可復得而教化耶?”德彝等無以難之,然鹹以為不可。太宗每力行不倦,數年間,海內康寧,突闕破滅,因謂群臣曰:“貞觀初,人皆異論,雲當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惟魏徵勸我。既從其言,不過數載,遂得華夏安寧,遠戎賓服。突厥自古以來常為中國勍敵,今酋長並帶刀宿衛,部落皆襲衣冠。使我遂至於此,皆魏徵之力也。”顧謂征曰:“玉雖有美質,在於石間,不值良工琢磨,與瓦礫不別。若遇良工,即為萬代之寶。朕雖無美質,為公所切磋,勞公約朕以仁義,弘朕以道德,使朕功業至此,公亦足為良工爾。”

貞觀八年,太宗謂侍臣曰:“隋時百姓縱有財物,豈得保此?自朕有天下已來,存心撫養,無有所科差,人人皆得營生,守其資財,即朕所賜。向使朕科喚不已,雖數資賞賜,亦不如不得。”魏徵對曰:“堯、舜在上,百姓亦云‘耕田而食,鑿井而飲’,含哺鼓腹,而雲‘帝何力’於其間矣。今陛下如此含養,百姓可謂日用而不知。”又奏稱:“晉文公出田,逐獸於碭,入大澤,迷不知所出。其中有漁者,文公謂曰:‘我,若君也,道將安出?我且厚賜若。’漁者曰:‘臣願有獻。’文公曰:‘出澤而受之。’於是送出澤。文公曰:‘今子之所欲教寡人者,何也?願受之。’漁者曰:‘鴻鵠保河海,厭而徙之小澤,則有矰丸之憂。黿鼉保深淵,厭而出之淺渚, 必有釣射之憂。 今君出獸碭,入至此,何行之太遠也?’文公曰:‘善哉!’謂從者記漁者名。漁者曰:‘君何以名?君尊天事地,敬社稷,保四國,慈愛萬民,薄賦斂,輕租稅,臣亦與焉。君不尊天,不事地,不敬社稷,不固四海,外失禮於諸侯,內逆民心,一國流亡,漁者雖有厚賜,不得保也。’遂辭不受。”太宗曰:“卿言是也。”

貞觀九年,太宗謂侍臣曰:“往昔初平京師,宮中美女珍玩無院不滿。煬帝意猶不足,徵求無已,兼東西征討,窮兵黷武,百姓不堪,遂致亡滅。此皆朕所目見,故夙夜孜孜,惟欲清淨,使天下無事。遂得徭役不興,年穀豐稔,百姓安樂。夫治國猶如栽樹,本根不搖,則枝葉茂榮。君能清淨,百姓何得不安樂乎?”

貞觀十六年,太宗謂侍臣曰:“或君亂於上,臣治於下;或臣亂於下,君治於上。二者苟逢,何者為甚?”特進魏徵對曰:“君心治,則照見下非。誅一勸百,誰敢不畏威盡力?若昏暴於上,忠諫不從,雖百里奚、伍子胥之在虞、吳,不救其禍,敗亡亦繼。”太宗曰:“必如此,齊文宣昏暴,楊遵彥以正道扶之得治,何也?”征曰:“遵彥彌縫暴主,救治蒼生,才得免亂,亦甚危苦。與人主嚴明,臣下畏法,直言正諫,皆見信用,不可同年而語也。”

貞觀十九年,太宗謂侍臣曰:“朕觀古來帝王,驕矜而取敗者,不可勝數。不能遠述古昔,至如晉武平吳、隋文伐陳已後,心逾驕奢,自矜諸己,臣下不復敢言,政道因茲弛紊。朕自平定突厥、破高麗已後,兼併鐵勒,席捲沙漠,以為州縣,夷狄遠服,聲教益廣。朕恐懷驕矜,恆自抑折,日旰而食,坐以待晨。每思臣下有讜言直諫,可以施於政教者,當拭目以師友待之。如此,庶幾於時康道泰爾。”

太宗自即位之始,霜旱為災,米谷踴貴,突厥侵擾,州縣騷然。帝志在憂人,銳精為政,崇尚節儉,大布恩德。是時,自京師及河東、河南、隴右,饑饉尤甚,一匹絹才得一斗米。百姓雖東西逐食,未嘗嗟怨,莫不自安。至貞觀三年,關中豐熟,鹹自歸鄉,竟無一人逃散。其得人心如此。加以從諫如流,雅好儒術,孜孜求士,務在擇官,改革舊弊,興複製度,每因一事,觸類為善。初,息隱、海陵之黨,同謀害太宗者數百千人,事寧,復引居左右近侍,心術豁然,不有疑阻。時論以為能斷決大事,得帝王之體。深惡官吏貪濁,有枉法受財者,必無赦免。在京流外有犯贓者,皆遣執奏,隨其所犯,置以重法。由是官吏多自清謹。制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跡,無敢侵欺細人。商旅野次,無復盜賊,囹圄常空,馬牛布野,外戶不閉。又頻致豐稔,米斗三四錢,行旅自京師至於嶺表,自山東至於滄海,皆不齎糧,取給於路。入山東村落,行客經過者,必厚加供待,或發時有贈遺。此皆古昔未有也。

譯文

貞觀初年,唐太宗對大臣蕭瑀說:“朕從年輕的時候就喜歡張弓射箭,自以為懂得如何識別弓箭的好壞。近來得到十幾把上好的弓箭,就把它們拿給做弓箭的師傅看,弓箭師傅說:‘都不好。’我詢問其中的原因,弓箭師傅說:‘木頭的中心不端正,那么它的脈理就是歪斜的。這樣的弓雖然剛勁有力,但射出去的箭卻不直,所以不是上好的弓。’從這件事中我領悟出很多道理。我是通過戰爭取得天下的,所用過的弓箭非常多,而我尚且不懂得識別弓箭的要領;更何況我得到天下的時間還很短,對於治理國家的道理,肯定不比我對弓箭的知識掌握得多。然而,我對弓箭的了解尚有失偏頗,更何況治理國家的要領呢?”從此以後,唐太宗定期召見五品以上的京官和中書內省的官員,每次召見,唐太宗都要賜給他們座位並與他們悉心交談,仔細詢問宮廷外面的事,以便對老百姓的疾苦和政教得失有全面詳細的了解。

貞觀元年,唐太宗對黃門侍郎王珪說:“中書省所草擬頒發出的文告命令,門下省頗有不同看法,有時還發現錯誤,有沒有指出糾正?本來設定中書省、門下省,原是為了相互防止發生過錯失誤。人的意見,常有不同,有正確的也有反對的,追根溯源都是為了公事。但有的人對自己護短,不願聽到指出自己的過失,人家有所是非,就在心裡暗自怨恨;有的為了避免和人家搞壞關係,互相顧惜面子,明明知道不屬政事的範圍,仍馬上施行。這種遷就一個官員的私情,可以立刻成為萬民的大害,實在是亡國之政,你們特別需要注意防範。隋朝時候內外大小百官,辦理政事沒有主見,而釀成禍亂,人們多不能仔細想想其中的道理。當時那些人都以為災禍不會落到自己身上,當面說好話,背後搬弄是非,總認為沒有什麼;到後來大亂一起,家和國統統丟失,即使有脫身的人,雖沒有遭到刑戮,也是吃盡苦頭僅免一死,還會受到世人的輿論譴責。你們身為大臣特別應該滅除私情,秉公辦事,堅守正道,凡事互相啟發幫助,不要上下一個腔調。”

貞觀二年,太宗問黃門侍郎王珪說:“近代帝王和大臣治理國家,多半不如古代,不知是什麼原因?”王珪回答:“古代帝王治理國家,大都崇尚清淨無為,以百姓為中心。然而近代的君王卻是以損害百姓的利益來滿足自己的私慾,任用的大臣,也再不是飽學經史的儒雅之士。漢代的宰相沒有誰不精通一種經書的,朝廷上有什麼解決不了的疑難問題,都引經據典,參照經書來決斷,於是,人人懂得禮教,國家太平安定。但是,近代卻重視武功,輕視儒術,或施用刑律來治理國家,從而導致儒術受到破壞,古代淳樸的民風也蕩然無存。”太宗聽後深有同感。從此以後,官員中凡是精通儒學,又懂得治國之道的,大都得以提拔,並委以重任。

貞觀三年,太宗對身邊的侍臣說:“朝廷設定中書、門下這樣的機要部門,選擇人才擔任官職,他們的任務和作用其實是很大的。皇上下達的詔書和命令如果不正確,他們必須大膽地指出來。然而近來我卻發現他們只會唯命是從,順水推舟,沒有一個人敢直言進諫,朝廷的官員怎么能夠有這樣唯唯諾諾的作風呢?如果一個官吏只知道發布詔書,抄抄寫寫,又何必千辛萬苦地選擇官員,委以重任呢?從今以後,上傳下達的詔書如果不妥當,官吏必須直接指出來,不能因為害怕冒犯了我的威儀,心中有數卻沉默不言、假裝糊塗。”

貞觀四年,太宗問大臣蕭瑀:“隋文帝是一個怎樣的君主?”蕭瑀答說:“他是一個勤於政務,遵從禮儀,很有自制力的帝王。每次上朝處理政務都要忙到日落西山,五品以上的官吏,都要與他一起坐談國事,宿衛之士,廢寢忘食,他雖然說不上仁義開明,卻也算得上是一個勵精圖治的君王。”太宗說:“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隋文帝雖然性格謹慎周密,但內心並不能明察秋毫。心裡不能明察秋毫就容易犯錯誤,即使小心謹慎卻也容易疑心重重。他本來是靠欺騙前朝皇帝的遺孤寡婦,奪取江山登上皇位的,所以總是害怕群臣不服,因此,他不肯相信手下的每個官員,每一件事他都自己判斷決定,勞神費力,儘管日理萬機,最終卻事與願違,而且事情也不是都處理得合情合理。朝中的大臣雖然知道這點,卻不敢指出來。丞相以下的官吏,處理政務都只是敷衍應對。我不能像隋文帝那樣治理江山,天下如此之大,事情如此之多,千頭萬緒又變化多端,我怎能一人定奪。只有將政務交給百官商議,由宰相籌劃,事情才會穩當,才可以奏請皇上,下令天下執行。只靠一個人殫精竭慮是不行的。如果一天處理十件政事,有五件不合理,這已經算是比較好的了,何況還有更差的呢?而日積月累,長此以往,錯誤必然更多,國家不滅亡才怪!為什麼不廣泛地任用賢良的人才,皇帝在朝廷密切關注政事,嚴肅法紀,誰還敢胡作非為呢?”唐太宗於是下令,凡是詔策有失誤的地方,官吏必須上奏指出,不能只按照聖旨上的意思辦事,必須盡到一個做臣子的職責。

貞觀五年,唐太宗對侍從的大臣們說:“治理國家和養病沒有什麼不同,病人感覺好起來,就格外需要將息調護,如果觸犯禁忌,就會導致死亡。治理國家也是這樣,天下稍微安定的時候,尤其需要兢兢業業、謹慎小心,如果就此驕奢放縱,必然弄到衰亂覆亡。如今天下安危,責任都落在我的身上,所以我一天比一天謹慎,即使做好了也不自誇。至於起耳目手足作用的,就寄託於你們了,既然君臣是一個整體,就理當協力同心,發現事情做得不穩妥的,要儘量把意見講出來,不要有什麼保留。倘若君臣互相猜疑,不能講真心話,實在是國家的大害啊!”

貞觀六年,唐太宗對侍從的大臣們說:“縱觀古代的帝王,有的興起有的衰亡,好像有了早晨就必有夜晚一樣。這都是由於耳目受到蒙蔽,不了解當時政治的得失,忠誠正直的人不敢直言勸諫,邪惡諂諛的人卻一天天得勢,君主聽不到自己的過失,最終自然滅亡。我既然身居九重深宮,不可能對天下的事情都看到,所以委託卿等,作為我的耳目了解下情。千萬不可以認為天下無事、四海安寧就不在意。民可愛的是君,君可畏的是民。做天子的,如果有道,人們就推戴他做人主;如果無道,人們就把他廢棄而不用。這真可怕啊!”魏徵回答說:“從古以來的失國之君,都是因為在安定的時候忘記了危亡,在清平的時候忘記了動亂,所以不能長治久安。如今陛下擁有天下,內外清平安定,能夠留心治國的方法,經常保持如臨深淵、如履薄冰那樣謹慎的姿態,國運自然會長久。我又聽古人說過:‘君主是船,百姓是水,水能浮載船,也能把船掀翻。’陛下認為百姓的力量可畏,確實講得很對。”

貞觀六年,唐太宗對侍從的大臣們說:“古人講過:‘國家在危急時不去支持,社稷顛覆時又不能去扶助,哪能要這樣的人來做宰相?’從君臣大義來講,臣下能不竭盡忠心匡正補救嗎?我常讀書,每當看到夏桀殺死關龍逢、漢景帝誅殺晁錯時,未嘗不拋下書卷嘆息。你們只要能義正詞嚴地直言勸諫,使有益於政治教化,我絕不會以冒犯尊嚴、違背旨意而濫責罰你們的。我近來親臨朝堂處理政事,也有違背法令的地方,而你們卻認為這是小事,不據理力爭。凡大事都是從小事開始,小事不追究,大事就會壞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國家危亡,都是由此而起。隋煬帝殘暴,死於匹夫之手,天下百姓,很少聽到有人為他痛惜的。你們替我想想隋朝滅亡的事情,我為你們想想關龍逢、晁錯被殺的教訓,君臣之間相互保全,豈不很好!”

貞觀七年,唐太宗和秘書監魏徵漫談自古以來的治理國家的得失時說:“如今大亂之後,不能急於實現大治。”魏徵說:“不對。大凡人在危難困苦的時候,就憂慮死亡,憂慮死亡就盼望天下太平;盼望天下太平就容易進行教化。因此大動亂之後容易教化,正像飢餓的人對飲食容易滿足。”太宗說:“賢明的人治理好國家需要百年之久,才能消滅殘虐,廢除殺戮。大亂之後,要想大治,怎可在短期內做到呢?”魏徵說:“這話是對一般人說的,並不能用在聖明的人身上。如果聖明的人來施行教化,上下同心,人們就會像回聲那樣迅速回響,事情不求快也會很快推行下去,一年就見成效,看來並非難事,三年成功,還該說太晚了。”太宗認為魏徵說得對。封德彝等人對太宗說:“夏、商、周三代以後,百姓日漸浮薄奸詐,所以秦朝專用法律治國,漢朝以仁義雜用刑法治國,都是想教化好百姓,但沒有成功,怎么會是可以教化卻不去做呢?如果相信了魏徵的話,恐怕要敗亂國家。”魏徵說:“五帝、三王治國並沒有把百姓掉換過就能把他們教化好,施行帝道就成其為帝,施行王道就成其為王,關鍵在於當時治理者施行了教化而已。請看古書上的記載就可以知道。從前黃帝與蚩尤作戰七十多次,已亂得很厲害,而打勝以後,就能很快太平起來。九黎作亂,顓頊出兵征討,平定以後,仍不失其為治世。夏桀昏亂淫虐,商湯把他趕走,在湯統治之時就實現了太平。商紂專乾無道的事情,周武王便起兵討伐,到他兒子周成王在位時,也實現了太平。如果說百姓日漸浮薄奸詐,再也不會淳樸,那到現在都應變得和鬼魅一樣,還能施行教化嗎?”封德彝等人想不出什麼話來辯駁,可是還認為魏徵的話行不通。太宗堅持推行教化,毫不懈怠,幾年之間,天下康復安定,突厥被打敗臣服,因而太宗對群臣說:“貞觀初年,人們頗有異議,認為當今必不能搞帝道、王道,只有魏徵勸我推行。我聽了他的話,不過幾年,就做到中原安寧、邊遠的外族臣服。突厥從來就是中原的強敵,如今突厥的首領卻佩刀值宿禁衛,部落也跟著穿戴中國衣冠。使我取得這樣的成就,都是魏徵的功勞。”又回頭對魏徵說:“玉雖有美好的本質,但藏在石頭裡,沒有好的工匠去雕琢研磨,那就和瓦塊碎石沒有什麼區別。如果遇上好的工匠,就可以成為流傳萬代的珍寶。我雖沒有好的本質被你雕琢研磨,多虧你用仁義來約束我,用道德來光大我,使我能有今天這樣的功業,你也確實是一個良好的工匠啊。”

貞觀八年,太宗李世民對侍臣們說:“隋朝的時候,老百姓即使擁有財物,但怎能保得住呢?自從我平定天下以來,一心一意體恤百姓,沒有什麼差役攤派,每個人都能維持生計,守住自己的錢財,這些都是我賜予他們的。要是我不停地加收各種賦稅,即使多次賞賜資助他們,還不如不這樣做。”魏徵聽了,回答說:“堯、舜在世的時候,百姓會對堯或舜說‘我靠種莊稼獲得食物,靠打井取得泉水’。百姓們豐衣足食,自在快樂,尚可能對堯、舜說‘你對我們又做了些什麼呢’。現在陛下如此關愛百姓,百姓可能覺得這只是滿足了日常所需而什麼都不知道。”魏徵覺得這些話說得還不透徹、清楚,還不足以讓太宗明白其中的道理,便又向太宗上奏道:“晉文公出去打獵,在碭山這個地方追趕野獸,進入了河水交錯的地方,迷失了道路,不知道該從哪兒走出去。不久發現了一個打魚人,文公對打魚人說:‘我是你的國君,這路該從哪裡出去?如果你告訴我,我會重重地賞賜你。’打魚的人說:‘我願意帶路。’文公說:‘走出這個大澤再領賞吧。’打魚的人回答:‘鴻鵠要是生活在洶湧澎湃的大河海洋之上,就能保全性命;如果遷徙到小河周圍,就會受到獵人弓箭的襲擊。龜鱉只要生活在深水中,就能安然無恙;如果跑到淺水灘,必然會受到打魚人的威脅。現在你在碭山追捕野獸,一直追趕到了這個地方,是不是走得太遠了呢?’文公聽了,大聲讚嘆:‘太好了!’便命令隨行的人記下打魚人的姓名。打魚的人說:‘你憑什麼叫做國君呢?是國君就應該尊奉天地,敬重社稷,保衛邊疆,愛護百姓,減輕各種徭役賦稅,我也就得到好處了。國君要是不尊天事地,不祭祀社稷之神,不鞏固邊防,外不結交諸侯,內又喪失民心,一旦國破家亡,我這個打魚人,即使擁有你豐厚的賞賜,也得不到保全啊。’打魚人於是堅決推辭,拒不接受文公的賞賜。”太宗聽了魏徵的話,稱讚道:“好!好!你說得太對了。”

貞觀九年,唐太宗對侍從的大臣們說:“當年剛剛平定京師,宮中的美女、奇珍玩物,沒有一個宮院不是滿滿的。可隋煬帝還是不滿足,橫徵暴斂搜求不止,加上東征西討,窮兵黷武,弄得百姓無法忍受,於是導致了隋朝滅亡。這些都是我親眼見到的。因此我每天從早到晚辛勤努力、毫無厭倦,只求清淨無為,使天下不生事端,從而做到徭役停罷,五穀豐收,百姓安居樂業。治國好比種樹,只要樹根穩固不動搖,就能枝繁葉茂。君主能夠實行清淨無為,百姓怎會不安居樂業呢?”

貞觀十六年,太宗問侍臣:“君主昏庸,不理政務,而臣子在下面兢兢業業地料理國事,相較於臣子犯上作亂,而君主清明,哪一個的危害更大呢?”魏徵答說:“君主聖明,就能夠明察秋毫,對臣子的是非曲直了如指掌,滿朝百官誰敢不服,誰敢不盡心盡力為朝廷效力呢?但是如果君主昏庸,不聽勸告,雖然有百里奚、伍子胥這樣的忠臣,依然無法避免禍患,國家敗亡是必然的事情。”唐太宗說:“可能是這樣,但是我看到北齊文宣帝昏庸殘暴,大臣楊遵彥卻能夠用嚴明的政治匡扶朝綱,使北齊的統治得以維持,這又如何解釋呢?”魏徵說:“楊遵彥侍奉的是暴君,他能為天下蒼生做好事做實事,使國家幸免於難,的確顯得十分艱難。這哪能與國君威嚴聖明,臣子敬畏守法,敢於進獻忠言,君臣之間互相信任支持相提並論啊。”

貞觀十九年,太宗對周圍的侍臣說:“我看自古以來,那些由於驕傲自大、目中無人而導致亡國的君王,簡直多得數不清。我姑且不說年代久遠的事,像晉武帝滅掉吳國、隋文帝征服陳國之後,內心狂妄自大,生活腐朽奢靡,處處不可一世。手下的臣子再沒有誰敢多說話,於是國政日漸鬆弛混亂。我自從平定突厥、打敗高麗、兼併鐵勒、席捲沙漠以來,讓它們一一成為我的疆土,可以說邊境上的外族無不敬畏天威,我國的聲威教化從此廣布四海。我由此而害怕內心滋長自滿情緒,常常自我告誡:要勤於朝政,廢寢忘食,不敢怠慢。每天都期待有臣子大膽直諫,並且可以把它用於國家的政治教化,我要用對待師長那樣的禮節對待忠臣。如果君臣能做到這樣,那么國泰民安的日子就指日可待了。”

(貞觀十九年)太宗剛即位那幾年,國家接連發生旱災、霜災,糧食的價格很高,再加上突厥的進犯騷擾,州縣更加不得安寧。太宗憂心百姓,精心治理國政,提倡節儉,大力廣布恩德。當時,從京城到河東、河南、隴右一帶地區,饑荒更為嚴重,甚至到了要一匹好絲才能夠買上一斗米的境地。百姓雖然四處奔走尋找食物,但沒有一個人埋怨,無不安分守己。到了貞觀三年,關中一帶大豐收,百姓一個個都回到了自己的家鄉,竟然沒有一個人逃散。太宗皇帝獲得人心竟到了這種程度,加上太宗善於聽取意見,喜歡儒家之說,真心誠意尋求有才能的人,任用選拔賢能的官吏,廢除舊制度的弊端,建立了許多好的制度,舉一反三,觸類旁通,使國家秩序井然。當初,太宗的兄弟加害於他,一同參與的達到一千多人。禍亂被平息之後,太宗仍然任用這些人在他周圍做官,大家都心地坦蕩,從不互相猜疑。當時大家對此議論紛紛,都認為太宗能正確處理重大的事情,很符合一個帝王的身份。太宗痛恨貪官污吏,有徇私舞弊、接受賄賂行為的,沒有一個得以赦免逃脫。在京城以外貪贓枉法的官員,太宗都會派遣專人,調查情況,根據他所犯的罪行進行嚴厲懲處。因此,貞觀年間的官員大多清正廉潔,謹慎行事。不管是王公貴族,還是豪富商賈,都懾於皇帝的威嚴,一個個不敢作奸犯科,因此欺凌侵占百姓利益的事情銷聲匿跡。出門旅遊或做生意的人,也不會碰上小偷強盜,國家的牢房常常是空的,野外放牧的牛馬不用看管,夜晚家家戶戶的門也不用上鎖。又加上年年豐收,一斗米才賣三四文錢。外出無論是從京城到嶺南嶺西,還是從山東到滄海,都用不著準備糧食,在路途中就可以輕易獲得。在泰山周圍的鄉村趕路,行人經過這裡,都會受到熱情的款待,出發時還有東西贈送,這些事情都是亘古未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