適變

作者：趙蕤

譯文

從前先王根據當時的實際情況建立政治制度，根據當時的任務制定政策，制度和政策與當時的實際情況和任務相符合，國家才能治理好，事業才會有成績。形勢和任務變了，制度和政策還要死搬已經過時的那一套，使制度與時代、任務與政策脫節，這樣一來，即使有好的制度和法規，也是勞而無功，徒增混亂。所以聖人治國，一不法古，二不貪圖一時之宜。因時變法，只求實效。這樣，遇到煩難也容易解決。

[秦孝公既用衛鞅，想要變法，又怕天下議論自己。衛鞅說：“疑惑不決的行為沒有名聲，疑惑不決的事情沒有功績。且有高於常人的行為，本容易為俗世所反對。有獨特見識的計謀，必為人民所低毀。愚笨的人，仍不明已完成的事情；聰明的人，卻能預見未來的事情。行事的開始，不可與人民共謀，而只可與他們共享事業成功的快樂。能談論至德要道的人，不與世俗合流；能建立偉大功業的人，不與眾人共謀。因此聖人只要可以使國家強盛，就不必效法舊制度；只要可以便利人民，就不必遵循古禮教。”孝公說：“很好！”甘龍說：“不對！聖人是不改變民俗來教化的，聰明的人是不改變舊法來治國的。能依照民俗來教化的，不費力就能成功；能依照舊法來統治的，官吏習慣而人民安適。”衛鞅說：“甘龍所說的，是世俗之言。常人苟安於舊世俗，學者拘泥於舊見聞。以這兩種人來做官和守法都還可以，但卻不可以用以議論舊法以外的新事物了。三代不同禮教，而各治天下，五霸不同法律，而各成霸業。聰明的人能製作新法，愚笨的人卻受制於舊法。聰明的人能變更禮教，不聰明的人就要被禮教拘束。”杜摯說：“新法利益不及舊法百倍就不變法，新器功用不及舊器十倍就不換器。”衛鞅說：“治世不是只用一種方法，利國不必效法古制度，所以商渴、周武不遵循古制度而能統治天下，夏桀、商紂不革新禮教而亡國。反對古制度不一定應該受非議，遵循古禮教也不值得多誇獎。孝公說：“鞅說得很好！”於是決定了變法。]

由此可見，象商鞅這些人，都明白要想建功立業，富國強兵，必須順應時代，跟上時代。否則只能被時代淘汰。[孟子說：“既使有肥沃的土地，也不如按季節種莊稼；既使有智慧，也不如趕上好時代。”范蠡說：“節令不到，就不能強迫禾苗生長；事情不經過研究，不能強求成功。”《論語》說：

“聖人平時就把一切都準備好，只等待時機的到來。”]

怎么知道這樣做才是正確的呢？桓范說：“三皇（神農、女媧、伏羲）

時代的特徵是以道治理天下，五帝（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是用德化育天下，三王（大禹、后稷、文王）用仁義教導人民，春秋五霸卻用權術和智謀制服別的國家。”[不用制度法令和刑罰就能統治的是三皇；有制度法令而沒有刑罰的是五帝；賞善誅惡，分封諸候協助天子管理國事，定期到朝廷討論國家大事，是三王；發動戰爭，訂立盟約，用信義來使天下人服從指揮，取代天子稱霸天下的就是五霸。文子說：“三皇最可貴的是在於天然地有道德；三王崇尚的是仁義；而霸者卻不得不用理論、法則進行統治。大道淡薄後，統治者只好動用智謀；缺乏德行後，就只好加強法制；情況不明的統治者就只能動用間諜偵探了。”建立統治一個國家，所採取的政治策略差別就是如此之大。]

五帝以前的事已太久遠，經傳上也沒有記載，唯有“王道”和“霸道”

盛傳於今，只好用它們的利弊得失作為我們討論古往今來治國的經驗教訓了。[秦漢兩朝的帝王所推行的是“霸道”，所以不能把他們的仁德放在主要的地位上來討論。]

王道的統治，是先剷除禍害人民的社會惡勢力，讓人民豐衣足食。

[《論語》說：“五畝大小的宅第，種上桑樹，養上蠶，一個女子養蠶，就可以供五十人穿衣了。數口之家耕種百畝之田，就不會挨餓了。飼養六畜，老人也可以吃到肉了。上層的官吏不貪求，下層的民眾不奢侈，苛捐雜稅少，徭役也不繁重，當官的只不過是拿薪水罷了，不要去與老百姓爭奪利益。這樣一來，各行各業收入均衡，貧富也就不會差距太大了。”

經濟狀況得到保證後，就應該進行文明禮貌。倫理道德的教育了。

[因此英明的國王經常反省自己是否堅持了正確的政治路線，謹慎地鞏固統治地位。宮室輿服不超過規定，三宮六院主內，三公主外。按井田制統籌農事，讓諸候來協助管理民眾，豐收時不驕奢，欠收時也不感到匱乏，然後設立學校推行教育，為人民大眾做出謙恭禮讓的榜樣，這就可以使得上下左右和睦相處，禍亂不生，這就是三王治理國民的辦法。]

然後建立法規、刑罰來樹立國威，讓人民民眾分清善惡，明白自己前途之所在。

[比如虞舜的時代，就首先命令大禹去治理河流，然後又讓后稷去播種百穀，讓契分管教化，讓皋陶製訂刑法，因而天下太平。]

由此可見，最偉大的盛世，是通過多種因素，舉國上下同心協力，從而使普天之下一片安樂平和的景象，這就是王者的治國藝術。

[王的職責是以天為父，以地為母，調和陰陽，順應四季的變化，使金、木、水、火、土五行合理消長，教養百姓，哺育眾生，所以王的含意就是萬民嚮往。總而言之，做為一國之王，他的恩澤浩蕩，惠養四方，天下人民爭相投向他的懷抱，因此才稱之為王。]

成就偉大霸業的國王，能做到君尊臣卑，權力在霸主一人手裡，政策法令由專門的機構制定，賞罰、法令嚴明，百官各司其職，有法必依。

[霸主也能為人民除害謀利以富國強兵，或者是在一個朝代衰亡之後，興兵討伐叛亂。如果做不到這兩點的話，也要遵循法度，宣傳文教，根據情況制定有效的制度，因時制宜，從方便、有利出發，目的主要是為了建立功勳，成就霸業。]這就是霸主的治國之術。

[如果是真正的王道，就會用仁德來統治，而霸道則駁雜無序且以法治為主。這就是二者優劣和差別之所在。]

《道德經》說：“我無為，人民就會自我教育。”《文子》上說：“所謂無為，並不是就叫他不來，推他不走，什麼事也不做，整天坐著不動。無為就是指按規律辦事，藉助一定的條件去奪取成功，也就是說，一切都要順其自然。”[所以說，既有才智，又善於向人請教就是聖明；既勇敢，又善於向人請教就是優勝。能發揮大家的聰明才智，什麼重任都能完成；利用民眾的力量就沒有不可戰勝的困難。因此聖人辦事，無不發揮各方面的優勢，並善於合理利用它們。]商湯和周武王雖是聖主，卻不能和越人一起乘遊艇，泛江湖；伊尹是賢相，卻不能和胡人一道騎野馬馳騁；孔、墨雖然都是博學的通人，卻不能象山里人那樣鑽山入林。

由此可見，人的智慧型是有限的，如果想眼觀四海，胸懷天下，不掌握真理，僅憑自己有限的本領，就打不破時空的局限。一人的智慧，不能窮盡全部真理；一人的勇敢，不能無敵於天下。這是很明顯的道理。然而，作為國家的領袖，坐在高堂之上，就能對天下形勢了如指掌，其奧妙就在於他能因此知彼，因人知人，把別人的優勢變成自己的優勢。[《呂氏春秋》說：“大沒有固定的形狀，然而有了它萬物才能生成，偉大的聖人不是事事都親自動手，而是使所有的官員各盡其能，發揮作用。這就叫沒有教導的教導，沒有說出來的聖旨。”]

天下萬物都自覺嚮往冬天的太陽，夏天的陰涼，並沒有什麼人讓它們這樣做啊！可是在精誠的感召下，萬物都不叫自來。如果都等目光的示意，號令的指揮，它們才這樣做，這在道理上很難講得通。

[文子說：“剛滿三個月的嬰兒是不懂利害的，然而仁慈的母親對嬰兒還是要嘮嘮叨叨地說個不停，憂慮之情溢於言表，這是因為至情使然。”所以說語言的作用是不足稱道的，語言後面的至情才是真正值得讚美的。文子還說：“不說話就能使人相信，不施惠就仁愛，不發怒就威嚴，這是大自然的自在精神。施惠才能做到仁愛，說話才能讓人相信，發怒才能讓人感到威嚴，這是內心真實情感的作用。施惠也做不到仁愛，說話也不能讓人相信，發怒也不能讓人害怕，這是由於裝樣子要人看的緣故。”]

皋陶雖然是個啞巴，但他作為大禹的最高法官時，天下沒有酷刑；師曠是個瞎子，但他作了宰相後，晉國沒有亂政。

[莊子說：“天地有偉大的美德，四季有嚴格的界線，萬物有各自的規律，但它們都不說話。聖人無力，更高的聖人寂然不動，他們都在效法大自然的規律啊！”]

象這樣不言語就發出了命令，不觀望就無所不見，就是聖人所要師法的。

這就是黃老治國之術的理論根源。

[文子說：“聖人所師法的是‘道’，按照‘道’去行動叫‘事道’。就好比金石只有一個音調，這是永遠不能改變的，遵循‘道’做事，就象琴瑟都各自有調，一曲終了必須改變調韻一樣。所以說法度和禮樂，都是治國的手段，而不是‘道’的本體。”

從前曹參在齊國當丞相的時候，他就是運用黃老清靜無為的治國之術，使齊國安定繁榮。等到代替蕭何當漢相，要離開齊國時，囑咐接任他的齊國宰相說：“我要把齊國的司法大權託附給你，希望你謹慎從事，不要過於頻繁地去騷擾犯人。”那位接任的齊相說：“治理國家的事難道沒有比這些再大的了嗎？”曹參說：“不能這么講。刑律、監獄這類法治工作，幾乎包括其它方面的所有事情。如果過分頻繁地騷擾犯人，叫那些作奸犯科的人何處容身呢？假如他們真的走投元路，社會的問題只會更多，更糟糕。所以我把法治一向放在第一位。”

由此看來，秦國的法律過於嚴酷，才導致了全國人民的奮起反抗。漢武帝刑法森嚴，因此製造了許多冤案。這就是法治的蔽端。《道德經》說：“我無為，人民就自我教育；我寧靜，人民就自覺自愿的走正道。”曹參想用黃老之道作為他治國的根本，而不動用其它舉措來干擾根本大法。太史公說，“曹參作為漢朝的宰相，清靜寡慾，為政合乎黃老之道。當老百姓終於擺脫離了秦國的殘暴統治後，曹參給了他們修養生息的機會。做到了無為而，所以人民大眾才都稱讚他的美德。”

黃老的無為而治，實際上就是五帝的治國之道。]

孔子閒居，對曾參說：“從前，英明的帝王內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做到了，就可以使內政得以鞏固，有備無患；三至做到了，才可對外征伐。

明主的防守，對千里之外的敵軍都有衝擊力量；一旦率軍出擊，必將心定理得地凱鏇而歸。”

曾子問：“先生，什麼是‘七教’啊？”

孔子說：“‘七教’是指執政的人要做好以下七點：一是尊敬老人，臣民才會對老人更加孝順；二是尊重年長的人，臣民才會對年長的人更加敬愛；三是樂善好施，臣民才會光明磊落；四是親近賢人，全國人民才會選擇有道德的人接交；五是好德，臣民就沒有隱瞞；六是厭惡貪婪，民眾才會恥於爭名奪利；七是提倡謙讓，臣民才會有節操。”[七教是執政的根本原則。教育路線明確，根本路線才能走上正道。執政者是人民的表率，表率正還有什麼事不能糾正呢？]

從前英明的帝王治理天下，必須劃分土地給諸候，讓他們分別有所歸屬，分別治理。然後讓有關主管部門按月檢查，按時考核，推存賢德之人；辭退掉不良之輩[這樣做，能人就會高興，不良之輩就會感到畏懼]；同情撫恤鰥寡；撫養孤兒；救濟貧窮；獎勉孝順父母、敬重兄長的行為；選拔人才——

這七項工作做好了，四海之內就不會有犯法的人了，君王愛臣民如同腹心，臣民愛君王才會象幼兒愛慈母；君王守信如同一年四季一樣準確無誤，人民之守信才會如同寒署一樣靈驗，所以君王能視遠若近，並非是事物就在近處，而是因為英明的德性。所以兵革未動就顯出威力，不施利害就使人親近，這就是明君防禦可以對‘千里之外的敵軍具有衝擊力量’的原因。

[從前管子對齊桓公說：“你想稱霸，成就大業，那就必須從根本上做起。

齊國的老百姓就是你的根本。人民擔心挨餓，也怕賦稅太重，死亡和刑法過於嚴酷，人們非常擔心國家動不動舉辦各種活動而勞民傷財。你要減輕賦稅，放寬刑律，只在必要的時候舉辦活動，只有這樣才會人心安定。這就是從根本上成就霸業的意思。”]

曾子又問：“什麼是‘二至’呢？”

孔子說：“至禮而不廉讓，則天下大治；至賞而不浪費，則士人喜悅；至樂而無聲息，則舉國相和。”為什麼這樣說呢？以前英明的帝王對全國的名士全都知道。既知其名，也知其實。然後才把權力和地位授予他們，使他們受到世人的尊敬，這就叫“至禮不讓而天下治”。用利益和奉祿使天下的士人富有，這就叫“至賞不費而士人悅”。這樣一來，光榮的美譽就因此而得以宏揚，這就叫“至樂無聲而天下和”。[因此說，所謂天下最偉大的仁者，就是能夠用天下人民至親至愛的情感團結全國人民的人；所謂天下最偉大的英明，就是能夠起用全國最有德才的人。]正是從這種意義上說，仁者的最高原則是愛人，智者的最高原則是知賢，執政者的最高原則就是善於使用官吏。

有德之君如果能搞好這三項工作，那么舉國上下都會服從指揮命令，人人奮勇向前。這就是“對千里之外的敵軍具有衝擊力量”的意思。[明君之所以要發動征討，是因為天道要廢棄昏君，借他之手剷除之，變更其政權，但對其滅亡要表示哀悼。也不剝奪其家產。]所以明君的征討就好象及時雨，在哪裡降落，無不受到歡迎。這就叫心安理得地凱鏇而歸。所以楊雄說：“六經的道理，貴在社會尚未動亂就及時加以治理；軍隊還沒有出動就已經取得了勝利。”

這就是儒家的治國之術。[孔子追求仁義道德，所推崇的實際上是三王的治國之道。]

墨子說：“古人還不知道建造宮室，只是在山陵高地的岩洞居處，到了三王的時代才開始建造宮室。其辦法是選擇高地以避潮濕雨水，選擇邊地抵禦風寒，牆高只要能夠無礙男女之大防就可以了，所以非常簡陋，不足以觀賞。因此，那時人民都感到財用充足。現在的王侯，所造的宮室就大不相同了。他們向老百姓橫徵暴斂來建造宮室台榭，是為了看起來宏偉壯觀，用各種顏色刻鏤彩畫，左右上下竟相效仿，結果財用匱乏。難以抵禦凶年饑荒，無法賑濟孤寡貧民。同家的貧困到了難以治理的地步。因此建造宮室不能不講求節約。

“古人不知道做衣服，那時候披獸皮，掛草葉，冬天穿的笨重但暖和，夏天掛的輕便卻清爽。三王覺得這樣不中意。於是就教婦女製作衣裳。冬天用絲製成棉衣，既輕又暖和，夏天用麻布做紗衣，既輕又涼爽——僅此而已。

那時穿衣不是為了使自己美麗，讓他人觀看。所以，當時人們生活節儉，易於管理。當時的帝王生活很簡樸，很容易奉養。現在國王的服飾可就不同了，他們對老百姓大加搜刮，以便製作華美飄逸的服裝，用黃金鑄制帶鉤，用美玉製作玉佩。他們穿衣服不是為了身體的需要，更是為了美觀好看。上行下效，因此人們變得越來越淫逸邪僻，越來越無法管理。國君奢侈腐化，不聽忠言。以奢侈腐化的君主來統治淫逸邪僻的臣民，要想國家不亂，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說，製作衣服也不可不節儉。”

這就是墨家的治國之術。[墨家的學說，主要是提倡勤儉節約，反對奢侈浪費，以便從根本上使國家富強。]

商鞅說：“法令是人的生命，治理天下的根本。”[慎到說：“統治者捨棄法律，想用自己的道德理想來治理天下，結果受賞的人雖然感到很得當，但其欲望是無窮無盡的；受罰的既使也感到很得當，但總是希望無休止的減輕自己的罪行。國君如果捨棄法律，只憑自己的主觀揣度來量刑，怨恨就會萌生。因此，分馬的人採用抽籤的辦法，分田的人採用抓鬮的辦法，這並不是說抽籤、抓鬮比人的智慧高明，而是因為這樣做可以排除私心，堵塞怨恨。

所以治國要用法制而不能靠個人的主觀意願。這樣，人們就不會產生怨恨，舉國上下就會和睦相處。”]一隻兔子在前面跑，後面可能有一百個人追逐，不是一隻兔子可分為百份，而是這隻兔子屬於誰的名分還沒有確定，因而誰都可以據為己有。賣兔子的滿街都是，盜賊不敢去拿，那是因為這些兔子屬於誰的名分已定。所以，名分未定，就是堯、舜、禹、湯也都可能去追逐，名分一定，就是再窮的盜賊也不敢去拿。聖人制定法令，安置官吏，實際上就是在定名分。[尸子說：“發動民眾，聖旨已下還遲遲不見行動，如果是分地，動作則非常迅速。為什麼呢？因為無可推脫。由言語形成的名分，也象分地一樣，不能不分清職責許可權，國君如果和大臣分擔同樣的職權，那么大臣們就有推脫罪責的機會了，就象用墨斗劃線，校正彎曲的本頭，木頭無法投機取巧一樣，一考查名分，大臣們如有失職而又想隱瞞的，就是有罪的。”]

名分確定以後就是騙子也會變得貞潔守信，就是大盜也會變得誠實不欺，他們自覺地安分守己。”[尹文子說：“名分定，萬物不爭；職責明，私慾不行。

人不爭，不是因為無心爭，而是因為名分已定，所以爭也是白用心；私慾不行，並不是沒有欲求，而是職責已明，所以有欲望也不管用。然而私心、私慾人人都有，能使人無私無欲的根本原因，是因為制止私心私慾的方法得當。”]

申不害說：“君如身，臣如手，君設定根本，臣操持常務。作為人君，就是要拿法律公文來核查人臣，看看是否名實相符。名分就好象是大地之網，聖人之符。張網持符，天卜萬物就無可逃遁了。[韓非子說：“人主的眼睛不象離朱那樣明亮，耳朵不象師曠那樣敏銳，如果不借別人的眼睛和耳朵去看去聽，只等自己耳目聰明後才去觀察、聆聽，那么看到聽到的東西就太有限了。這可不是使自己不被蒙蔽欺騙的辦法啊！明君是讓整個天下為自己去聽去看的人，他雖身處深宮，卻能明察四海，舉國上下既不能隱瞞他，也不能欺騙他，這是什麼原因呢？只因為隱瞞之罪重，舉報之賞厚。”

荀子說：“職責明確，事業有序，材盡其用，官盡其能，天下就沒有得不到治理的。如果這樣，品德好的人就會更加上進，廉潔的人就會越來越多，加上善於傾聽各方面的意見，那么就會事事清楚，無所遺漏。一個國家的領袖之所以能夠做到不看而能看見，不聽而能聽見，不思考而能知道，不行動而能使事業成功，巋然不動而能使天下順從他的意志，就是因為牢牢抓住了名分這個法寶。”

尸子說：“明君要想確保自己的權勢，就應當形象端莊，心境空靈，目視九州而不煩，眼觀紅塵而不淫，文武百官的職權瞭然於心，與人言談對應得體。如果能達到這種境界，那么他就能端立於朝堂之上，縱然有所隱瞞遺漏，疏遠忽略，也一定不會太多。明君無須使用耳目或間諜去偵察刺探，也不勉強去聽去看。有物則觀，有聲則聽，事至則應，身邊的事情不讓輕易溜過，遠處的事情也能得到妥善處理。賢明的人才不讓流失，微賤的人就會對他畢恭畢敬。這就是萬事萬物都不能逃脫他的控制之奧秘。”]

讓該動的去運動，讓該靜的去安靜，各負其責，事有歸著。整個國家就會顯得井然有序。

[尸子說：”治理水患的是大禹；播種五穀的是后稷；掌管刑罰的是皋陶。

舜雖然沒去具體辦什麼事情，然而他卻是全國臣民的父母。”這就是‘名自名’的意思。

姜太公對周文王說：“天有固定的形象，人有固定的生存，能與上天和人民同呼吸共命運，天下才會太平安定。”這就是‘事自定’意思。]

因此有道之君要用名分來糾正一切不合名分的現象，並實事求是地確定名分。

[尹文子說：“因為賢能的人有用，人君便不得不用他們；因為愚昧的人沒用，所以人君不能使用他們。用與不用，各得其所，又何必擔心天下大亂呢？”

尸子說：“上朝議事，國君聽了朝臣們的啟奏後，使每個人各負其責，分工理事。發現有特別好的大臣，一定要問清是準舉薦的；有重大過失的，一定要問清是誰任用的。然後決定賞罰，並用這種辦法來考察優劣，使該負其責的大臣不敢徇私舞弊，文武百官就不會徒有其名。優秀的就會受到尊重，失職的就會受到蔑視。好與壞，忠與奸，用這一辦法來鑑別，就猶如白和黑一樣分明了。”]

從前堯治理天下，就是以名分來處理政務的，因為名分正，所以天下大治；桀治理天下，也是以名分來處理政務，然而因為名不正，所以天下大亂。

因此，聖人對名的正與不正是看得很重的。”[昏君以不賢為賢，以不忠為忠，以非法為法，就是因為名分不正。]

李斯在給秦二世的書中說：“韓非先生認為：‘慈愛的母親養出敗家的兒子，而嚴勵的主人沒有強悍的奴僕，’原因在哪裡呢？原因就在能不能實行嚴厲的懲罰。商鞅變法，對在路上隨便倒垃圾的都處以刑罰。隨便倒垃圾是小罪，而判刑卻是重罰。輕罪且要嚴懲，更何況重罪呢？所以人人不敢犯法。現在如果不致力於設法使人不犯法，而去學慈母嬌慣敗家子的做法，這就太不理解聖賢的理論了。”[商鞅規定以伍家為‘伍’，十家為‘什’，一家犯法，九家舉告，不告發者連坐有罪。同時明確尊卑、爵位、等級，貴族所擁有的田宅、奴婢、衣服等都依照爵位高低而定。使有軍功的感到榮耀，無軍功的雖富有也沒有光彩。注重農事、戰事，這就是商鞅變法的主要內容。]

商鞅、申不害和韓非子的治國之術有如上述。

[桓范說：“商、申、韓這些人，看重人的狡詐智謀，因而推行法制特別苛刻。廢除禮義的教化，用刑名律法統治天下，不師法古人的仁政，致使全國普遍的傷風敗俗。因此說，他們是伊尹、周公的罪人。然而他們使人君尊貴，臣子卑下，富國強兵，信守法度，堅持法制，在這些方面還是可取的。

到了漢朝，又有寧成、郅都之類的酷吏，效仿商、韓，專門以殘暴的殺戳、懲罰為能事，迎合人君的旨意，趨勢赴炎，爭名於朝，爭利於市，肆無忌憚地乾盡了敗壞朝綱、禍害百姓的事情，這又是商、韓的罪人了。然而酷吏在抑制豪強望族，撫慰孤獨貧弱，自身清正廉潔，使各級官吏出於畏懼奉公守法、一心為公方面，還是有可取之處的。到了後來世人所謂的能人，就都是一些執法犯法，仰仗權勢，不為老百姓辦事，只想徇私舞弊，臨到處理日常事務的時候，又敷衍了事，玩忽職守，做官不必擔心受遣責處罰，根本不體察同情老百姓的冤枉，這就又是申、韓、寧、郅的罪人了。”]

綜上所述，治國之法多種多樣，有王霸、黃老、孔墨、申商之術，他們之間不但有區別，而巨理論根源也不一樣，糾正前代政制流弊的方式電不同，然而他們都有振興國家、普濟眾生的願望。如今，有的人或者援引施行比較悠久的制度，非難今人撥亂反正的改革觀念[所謂救蔽是指夏人崇尚忠誠，商人崇尚尊敬，周人崇尚文教禮樂]；有的人以前代帝王的禮樂之風，譏諷成就霸業的政治措施，不顧時代的變遷，而用所謂不變之法、不易之理來為自己的學說辨護。因此，對變革贊同與反對的意見，紛紛出籠。措詞虛偽，還要詭辨，附會荒謬的觀點，仿佛也能自圓其說。凡此種種，都是歷史的罪人啊！

因此，有道德有頭腦的人要起來制止這種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