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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二十八·書解篇

或曰:“士之論高,何必以文?”

答曰:夫人有文質乃成。物有華而不實,有實而不華者。《易》曰:“聖人之情見乎辭。”出口為言,集札為文,文辭施設,實情敷烈。夫文德,世服也。空書為文,實行為德,著之於衣為服。故曰:德彌盛者文彌縟,德彌彰者人彌明。大人德擴其文炳。小人德熾其文斑。官尊而文繁,德高而文積。華而晥者,大夫之簀,曾子寢疾,命元起易。由此言之,衣服以品賢,賢以文為差。愚傑不別,須文以立折。非唯於人,物亦鹹然。龍鱗有文,於蛇為神;鳳羽五色,於鳥為君;虎猛,毛蚡蚖;龜知,背負文:四者體不質,於物為聖賢。且夫山無林,則為土山,地無毛,則為瀉土;人無文,則為僕人。土山無麋鹿,瀉土無五穀,人無文德,不為聖賢。上天多文而後土多理。二氣協和,聖賢稟受,法象本類,故多文彩。瑞應符命,莫非文者。晉唐叔虞、魯成季友、惠公夫人號曰仲子,生而怪奇,文在其手。張良當貴,出與神會,老父授書,卒封留侯。河神,故出圖,洛靈,故出書。竹帛所記怪奇之物,不出潢洿。物以文為表,人以文為基。棘子成欲彌文,子貢譏之。謂文不足奇者,子成之徒也。

著作者為文儒,說經者為世儒。二儒在世,未知何者為優。或曰:“文儒不若世儒。世儒說聖人之經,解賢者之傳,義理廣博,無不實見,故在官常位,位最尊者為博士,門徒聚眾,招會千里,身雖死亡,學傳於後。文儒為華淫之說,於世無補,故無常官,弟子門徒不見一人,身死之後,莫有紹傳,此其所以不如世儒者也。”

答曰:不然。夫世儒說聖情,□□□□,共起並驗,俱追聖人。事殊而務同,言異而義鈞。何以謂之文儒之說無補於世?世儒業易為,故世人學之多;非事可析第,故宮廷設其位。文儒之業,卓絕不循,人寡其書,業雖不講,門雖無人,書文奇偉,世人亦傳。彼虛說,此實篇。折累二者,孰者為賢?案古俊又著作辭說,自用其業,自明於世。世儒當時雖尊,不遭文儒之書,其跡不傳。周公制禮樂,名垂而不滅。孔子作《春秋》,聞傳而不絕。周公、孔子,難以論言。漢世文章之徒,陸賈、司馬遷、劉子政、揚子云,其材能若奇,其稱不由人。世傳《詩》家魯申公,《書》家千乘歐陽、公孫,不遭太史公,世人不聞。夫以業自顯,孰與須人乃顯?夫能紀百人,孰與廑能顯其名?

或曰:“著作者,思慮間也,未必材知出異人也。居不幽,思不至。使著作之人,總眾事之凡,典國境之職,汲汲忙忙,〔何〕暇著作?試使庸人積閒暇之思,亦能成篇八十數。文王日昃不暇食,周公一沐三握髮,何暇優遊為麗美之文於筆札?孔子作《春秋》,不用於周也。司馬長卿不預公卿之事,故能作子虛之賦。揚子云存中郎之官,故能成《太玄經》,就《法言》。使孔子得王,《春秋》不作。〔籍〕長卿、子云為相,賦玄不工。”

答曰:文王日昃不暇食,此謂演《易》而益卦。周公一沐三握髮,為周改法而制。周道不弊,孔子不作,休思慮間也!周法闊疏,不可因也。夫稟天地之文,發於胸臆,豈為間作不暇日哉?感偽起妄,源流氣。管仲相桓公,致於九合。商鞅相孝公,為秦開帝業。然而二子之書,篇章數十。長卿、子云,二子之倫也。俱感,故才並;才同,故業鈞。皆士而各著,不以思慮間也。問事彌多而見彌博,官彌劇而識彌泥。居不幽則思不至,思不至則筆不利。嚚頑之人,有幽室之思,雖無憂,不能著一字。蓋人材有能,無有不暇。有無材而不能思,無有知而不能著。有鴻材欲作而無起,細知以問而能記。蓋奇有無所因,無有不能言,兩有無所睹,無不暇造作。

或曰:“凡作者精思已極,居位不能領職。蓋人思有所倚著,則精有所盡索。著作之人,書言通奇,其材已極,其知已罷。案古作書者,多位布散盤解,輔傾寧危,非著作之人所能為也。夫有所逼,有所泥,則有所自,篇章數百。呂不韋作《春秋》舉家徙蜀;淮南王作道書,禍至滅族;韓非著治術,身下秦獄。身且不全,安能輔國?夫有長於彼,安能不短於此?深於作文,安能不淺於政治?”

答曰:人有所優,固有所劣;人有所工,固有所拙。非劣也,志意不為也,非拙也,精誠不加也。志有所存,顧不見泰山;思有所至,有身不暇徇也。稱干將之利,刺則不能擊,擊則不能刺,非刃不利,不能一旦二也。蛢彈雀則失鷃,射鵲則失雁,方員畫不俱成,左右視不並見,人材有兩為,不能成一。使干將寡刺而更擊,舍鵲而射雁,則下射無失矣。人委其篇章,專為〔政〕治,則子產、子賤之跡不足侔也。古作書者,多立功不用也。管仲、晏嬰,功書並作;商鞅、虞卿,篇治俱為。高祖既得天下,馬上之計未敗,陸賈造《新語》,高祖粗納采。呂氏橫逆,劉氏將傾,非陸賈之策,帝室不寧。蓋材知無不能,在所遭遇,遇亂則知立功,有起則以其材著書者也。出口為言,著文為篇。古以言為功者多,以文為敗者希。呂不韋、淮南王以他為過,不以書有非,使客作書,不身自為;如不作書,猶蒙此章章之禍。人古今違屬,未必皆著作材知極也。鄒陽舉疏,免罪於梁。徐樂上書,身拜郎中。材能以其文為功於人,何嫌不能營衛其身?韓蚤信公子非,國不傾危。及非之死,李斯如奇,非以著作材極,不能復有為也。春物之傷,或死之也,殘物不傷,秋亦不長。假令非不死,秦未可知。故才人能令其行可尊,不能使人必法己;能令其言可行,不能使人必採取之矣。

或曰:“古今作書者非一,各穿鑿失經之實傳,違聖人質,故謂之蕞殘,比之玉屑。故曰:“蕞殘滿車,不成為道;玉屑滿篋,不成為寶。”前人近聖,猶為蕞殘,況遠聖從後復重為者乎?其作必為妄,其言必不明,安可採用而施行?”

答曰:聖人作其經,賢者造其傳,述作者之意,采聖人之志,故經須傳也。俱賢所為,何以獨謂經傳是,他書記非?彼見經傳,傳經之文,經須而解,故謂之是。他書與書相違,更造端緒,故謂之非。若此者,韙是於《五經》。使言非《五經》,雖是不見聽。使《五經》從孔門出,到今常令人不缺滅,謂之純壹,信之可也。今《五經》遭亡秦之奢侈,觸李斯之橫議,燔燒禁防,伏生之休,抱經深藏。漢興,收《五經》,經書缺滅而不明,篇章棄散而不具。晁錯之輩,各以私意分拆文字,師徒相因相授,不知何者為是。亡秦無道,敗亂之也。秦雖無道,不燔諸子。諸子尺書,文篇具在,可觀讀以正說,可采掇以示後人。後人復作,猶前人之造也。夫俱鴻而知,皆傳記所稱,文義與經相薄。何以獨謂文書失經之實?由此言之,經缺而不完,書無佚本,經有遺篇。折累二者,孰與蕞殘?《易》據事象,《詩》采民以為篇,《樂》須〔民〕歡,《禮》待民平。四經有據,篇章乃成。《尚書》、《春秋》,采掇史記。史記興無異,以民事一意,《六經》之作皆有據。由此言之,書亦為本,經亦為末,末失事實,本得道質。折累二者,孰為玉屑?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知經誤者在諸子。諸子尺書,文明實是。說章句者,終不求解扣明,師師相傳,初為章句者,非通覽之人也。

譯文

有人說:“士人的議論高明,為什麼一定要依靠藉助文采呢?”

回答說:“人要具備文和質兩個方面才算完美。物有隻開花不結果的,有隻結果不開花的。《易》上說:“聖人的情感通過文辭表達出來。”說出口就成了語言,把簡札編在一起就成了文章,文辭書寫出來,真實的情感就顯現了。體現德行的文采,就是社會的服飾。只見之於文字叫“文”,實際去做叫“德”,裝飾在衣上叫“服”。所以說:道德越高的文飾就越多采,道德越明顯的文飾就越鮮明。官大位尊的人道德豐盈,他的文飾就鮮明;君子的道德高尚,他的文飾就華麗。官高位尊文飾就繁多,道德高尚文飾就豐盛。華麗而又光滑的,是大夫享用的蓆子,曾子病重臥床,讓兒子把這種蓆子換掉。由此說來,以穿的服飾來區別賢人,賢人是以文采的多少來區分高低。愚昧傑出不能分別,必須要靠文采來判斷。不僅人類是如此,萬物也都是這樣。龍的鱗上有花紋,在蛇類中是神物;鳳的羽毛有五色,在鳥類中是首領;老虎威猛,毛色花紋很多;龜智慧,背甲上有花紋。這四種動物的軀體花色華麗,在動物類中是聖賢。如果山沒有林木,就是土山;地上不長草木,就是潟土;人沒有文采,就是無用的人。土山上不會有麋鹿,潟土上不會生五穀,人沒有體現德行的文采就不會是聖賢。上天多日月星辰而大地多山川陵谷,陰陽二氣協和,聖賢承受此二氣,仿效天地,所以文采繁多。祥瑞吉兆,沒有不以文采來顯現的。晉唐叔虞,魯成季友,惠公夫人名叫仲子,他們生下來就很奇怪,有字樣在他們手上。張良命該顯貴,出逃時與神人相會,黃石老人授以兵書,終於被封為留侯。黃河神異,所以出現河圖;洛水神靈,所以出現洛書。書籍所記載的怪奇的事物,不會出現在小水坑中。物以文採為外表,人以文採為根基。棘子成想取消文采,子貢就譏諷他。認為文采不足為奇的,是棘子成這類人。

能著書立說的是文儒,能解釋經書的是世儒。兩種儒生同在社會上,不知哪一種更優些。有人說:“文儒不如世儒。世儒解釋聖人的經書,解釋賢人的傳述,意義道理廣博,沒有不見實效的,所以在官府有固定的職位;其中地位最高的是五經博士,聚集了許多門徒,招引會集了千里之外的學生,即使他本人死了,他的學說仍然流傳於後代。文儒發表的是華而不實的議論,對社會毫無補益,所以沒有固定的官職,不見他們有一個弟子門徒,他們本人死亡之後,沒有人繼承他們的學業。這就是文儒不如世儒的道理。”

回答說:並非如此。文儒世儒解釋聖人的實情,是出於同一個動機,有同樣的效驗,目的都是想追隨聖人。事情雖然不同但勉力從事是一致的,說的話不一樣但道理卻是相同的。為什麼說文儒的議論對社會沒有補益呢?世儒的學問容易做,所以世人學習的就多,平凡的事情都可以分出高低來,所以官府朝廷中都設定了他們的職位。文儒的學問,卓越非凡不循常規,人們很少讀他們的書,他們的學問即使沒有用來傳授,門下即使沒有弟子,但他們的著作文章奇偉不凡,世上的人同樣流傳他們的著述。那些世儒的都是虛妄的言論,只有這些文儒的才是有實際內容的文章。判斷比較這兩種儒生,哪一個賢明呢?考察古代賢能的人著書立說,自己用自己的學問,自己在社會上出名。世儒在當時即使尊貴,如果沒有被文儒把他們寫進書里,他們的事跡就不會流傳。周公制禮作樂,名聲流傳而不滅絕。孔子編寫《春秋》,名聲流傳而不滅絕。周公、孔子是聖人,難以用他們作例子來論證人才。漢代寫書的人有陸賈、司馬遷、劉子政、楊子云等人,他們的才能如同奇人一樣,他們的名聲不是靠別人得來的。世人傳聞的《詩》家魯申公,《書》家千乘郡的歐陽生和公孫弘,如果不是遇上太史公將他們記載下來,世上的人也不會知道他們。憑自己的學問出名的人與依賴別人才出名的人相比,哪個更好呢?能夠記載一百個人的事跡使他們出名,與僅僅能使自己出名的人相比,哪個更高明呢?

有人說:“從事著述的人,只是有空閒時間來思考罷了,不一定是他才智出眾不同於平常人。居住的地方不幽靜,文思就不會到來。如果讓從事著述的人,總攬各方面的事,掌管國境之內的職責,心情急切忙忙碌碌,他還有什麼空閒去從事著述呢?假使讓一個平庸的人把閒暇時的思慮積累起來,也能寫出八十多篇文章。周文王忙於政務太陽偏西也沒有空吃飯,周公洗一次頭要中斷三回來接待客人,還有什麼空餘時間悠閒自在地用筆在簡札上寫出美麗的文章呢?孔子寫成了《春秋》,是因為沒有被周天子重用。司馬長卿因為不能參預公卿的事務,所以能寫成《子虛賦》。揚子云因為只當了中郎這樣一個閒官,所以才能寫成《太玄經》和《法言》。如果孔子能當上君王,《春秋》就寫不出來;假如司馬長卿和揚子云做了丞相,《子虛賦》和《太玄經》就不會有如此的巧妙。”

回答說:周文王忙得到太陽偏西了還沒有空去吃飯,這是為推演《易》和增加卦數。周公洗一次頭要中斷三回,這是忙於為周朝改訂法度和制禮作樂。周朝的禮制不敗壞,孔子就不會寫作《春秋》,並不是因為他有空閒時間來思考,而是因為周代的禮制已經不完備,不能再沿用了。他承受了天地的文采,發自內心而寫作,哪裡是閒著無事而寫作以免荒廢日月呢?這乃是對虛妄有所感觸而引起的,就像水源會流淌熱氣會蒸騰一樣非寫不可。管仲輔佐齊桓公,以致於多次召集諸侯會盟;商鞅輔佐秦孝公,為秦國開創了帝王之業。然而他們兩人寫的書,也有幾十篇之多。司馬長卿和揚子云,也是管仲、商鞅這類人。由於他們都有所感觸,因此才幹不相上下;才幹相同,因此學問相當。他們都在做官而又各自著書,並不是因為他們有空閒。過問的事情越多見識也就越廣博,官務越繁忙見識也就越深厚。居住的地方不幽靜文思就不會到來,文思不來下筆就不流利,頑固愚笨的人,有幽室供他思考,即使他無所憂慮,還是寫不出一個字來。人才有能與不能,而不在於有沒有空閒。有缺乏才智而不能思考的人,沒有具備才智而不能寫作的人。有才智很高想寫作而無所緣起的人,沒有才智很低而由於有空閒就能記錄成文的人。大概奇才有無從下筆的,沒有不會寫作的,有看不到的,沒有缺乏功夫進行寫作的。

有人說:“凡是著書立說的人他的精力智慧已經窮盡,居官位就不能勝任職責。大約人的思想偏重於某個方面,那么精力也就會在這方面用盡。著書立說的人,寫的東西精深奇特,他的才智已經到了極限,他的智慧已消耗殆盡。考察古代著書立說的人,大多處在閒散無事的地位;至於輔佐將要傾覆的社稷,安定將要危亡的國家,這不是著書立說的人所能做到的。有所推動,有所堅持,就會有所開端,寫出成百篇的文章來。呂不韋寫《呂氏春秋》,全家流放四川;淮南王作《淮南子》,遭禍至全家被處死;韓非著《韓非子》一書,自己被害死在秦國的獄中。自身尚且不能保全、怎么能輔佐國家呢?在那方面有所擅長,在這方面怎么能不有所不足呢?精通寫文章,怎么能不在政治上有所不足呢?”

回答說:人有優的地方,必然也有劣的地方;人有工巧的時候,必然也有笨拙的時候。並不是由於低劣,而是心思沒放在這方面;並不是由於笨拙,而是精神沒有集中於這方面。心中存有某種志向,就會連泰山也看不見;思想達到了某種境地,自己就沒有空閒來有所謀求。世人稱讚干將的鋒利,但它能刺就不能砍,能砍就不能刺,不是劍刃不鋒利。而是同時不能起兩種作用。用蛢彈雀就不能同時彈■,用弓射鵲就不能同時射雁;方和圓不能同時都畫成,眼睛向左右看不能同時兩邊都看見,一個人如果同時做兩件事,結果一件事也做不成。如果幹將不用來刺而改為砍,不用蛢射鵲而改為射雁,就一定能砍下來,一定能射中而不會失誤了。人如果放棄他的寫作,專心搞政治,那么子產和子賤的事跡就不值得一比了。古代著書的人,很多都是能建立功業的人,只是沒有受到重用。管仲和晏嬰,功業和著書都有所建樹;商鞅和虞卿,文章和政治都有所成就。漢高祖得天下之後,使用武力治國的主張沒有改變,陸賈寫出《新語》,漢高祖大體都採用了。呂氏陰謀篡權,劉氏的天下將要傾覆,如果不是陸賈的政策,漢家帝室就不會得安寧。有才智的人沒有辦不到的事情,關鍵在於他的遭遇如何,如果遇到亂世,就會去建立功業,有所感觸,就會以他的才智從事著述。說出口就是語言,寫成字就是文章。古代憑說話建功的人多,為寫文章而遭受敗家滅族的人極少。呂不韋、淮南王是由於別的事而犯罪,不是因為著書才有罪的。讓門客來寫書,自己並不寫,即使不寫書,也仍然要蒙受災禍,災禍害人,從古至今接連不斷,不一定都是在寫作上才智窮盡了的人。鄒陽在獄中上書,被梁孝王免去了罪;徐樂給漢武帝上書,自己被拜為郎中。才智慧型以文章的形式有功於人,為什麼要懷疑它不能保護自身呢?韓王安如果早點聽從公子韓非的意見,國家不會有傾覆的危險。至於韓非的死,是因為李斯嫉妒他才能出眾,並不是由於他著書才智竭盡,不能在政治上再有作為的緣故。春天植物受到傷害,有的因此而死了;有些被摧殘過的植物如果不再受傷害,到秋天也會長大成熟。如果韓非不死的話,秦王朝的前途就很難說了。所以有才學的人能夠使自己的德行受人尊敬,卻不能使別人必定效法自己;能夠使自己的議論切實可行,卻不能使別人必定採納自己的主張。

有人說:“從古到今寫書的人不止一個,各自牽強附會失去了經傳的真實內容,違背了聖人的本質意義,所以稱之為殘缺之物,把它比作玉屑。因此說:‘殘缺之物裝滿車,不能成為什麼學說;玉屑裝滿箱子,不能成為什麼寶物。”前人最接近聖人,還被稱為殘缺之物,何況遠離聖人隨前人之後重新來寫書的人呢?他們的著作必定是愚妄的,他們的言論必定是不賢明的,怎么能夠採用而用來施行呢?”

回答說:聖人寫經,賢人作傳,要闡述著書人的本意,採集聖人的遺志,所以經必須要有傳來解釋。都是賢人所寫的,為什麼偏認為經傳是對的,而其他的書和記都不對呢?那些可以見到的經傳以及解釋經的文章,說明經必須要傳才能解釋清楚,所以說它們是對的。其他書與傳上的解釋不相符合,別創一說,所以說它們不對。像這樣的話,以五經作為是非標準,假如說的話不符合五經,即使完全正確,也不會被人聽信。假使五經從孔子門中出來,至今毫無殘缺散失,稱得上是純粹完整的東西,相信它是可以的。現在五經已經遭受了秦朝的糟踏,受到李斯主張的觸犯,焚燒並禁止流傳,伏生這類人,懷抱經書深藏在山中。漢朝興起,徵收五經,經書殘缺散失而下落不明,篇章亡佚散失而不完備。晁錯這類人,各按自己的想法,分割拆散文字的本意,師徒相繼沿襲傳授,不知道哪一個是對的。秦朝無道義,所以就敗亂了。秦朝即使無道,並沒有燒諸子的著作。諸子的著作,文章篇目全都存在,可以閱讀用來糾正各種言論,可以拿來給後人看。後人重新寫書,就和前人創作一樣。都博學而有智慧,全是史書所稱道的,文義與經書不相上下,為什麼單認為諸子的著作偏離了經書的真實呢?由此說來,經書殘缺而不完整,諸子百家的書沒有散失不全的,而經書反而有遺失的篇目。分析比較二者,誰是支離破碎的呢?《易》是根據事物的表象寫成的,《詩》是向民間採集而編輯成篇的,《樂》的成書有賴於老百姓的歡愉,《禮》的成文全靠老百姓安樂講禮節。四經都有所依據,它的篇章才能寫成。《尚書》和《春秋》,採取了史官的記載。史官的記載與諸子的著作沒有區別,與依據百姓和事象寫成的經書是同一個道理。六經的寫作全都有所依據。由此說來,諸子的書是根本,經書則是枝節,枝節偏離了事實,根本卻具備了道的實質。分析比較二者,誰才是玉屑呢?知道房屋漏雨的人在房屋下,知道政治有失誤的人在民間,知道經書錯誤的人在諸子。諸子的著述,文句明白,事情真實。解釋經書章句的人不想求得徹底地理解而去問個一清二楚,一代代師承下去,仍就如此解釋經書章句的人,就不會是通曉古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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