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古詩文古書籍網

傳·貨殖傳

作者:班固

昔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於皂隸、抱關、擊■者,其爵祿、奉養、宮室、車服、棺槨、祭祀、死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僣大,賤不得逾貴。夫然,故上下序而民志定。於是辯其土地、川澤、丘陵、衍沃、原隰之宜,教民種樹畜養;五穀六畜及至魚鱉、鳥獸、雚蒲、材幹、器械之資,所以養生送終之具,靡不皆育。育之以時,而用之有節。草木未落,斧斤不入于山林;豺獺未祭,罝網不布於野澤;鷹隼未擊,矰弋不施於徯隧。既順時而取物,然猶山不茬櫱,澤不伐夭,蝝魚麛卵,鹹有常禁。所以順時宣氣,蕃阜庶物,蓄足功用,如此之備也。然後四民因其土宜,各任智力,夙興夜寐,以治其業,相與通功易事,交利而俱贍,非有徵發期會,而遠近鹹足。故《易》曰“後以財成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此之謂也《管子》雲古之四民不得雜處。士相與言仁誼於閒宴,工相與議技巧於官府,商相與語財利於市井,農相與謀稼穡于田野,朝夕從事,不見異物而遷焉。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各安其居而樂其業,甘其食而美其服,雖見奇麗紛華,非其所習,辟猶戎翟之與于越,不相入矣。是以欲寡而事節,財足而不爭。於是在民上者,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故民有恥而且敬,貴誼而賤利。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不嚴而治之大略也。

及周室衰,禮法墮,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節藻梲,八佾舞於庭,《雍》徹於堂。其流至乎士庶人,莫不離制而棄本,稼穡之民少,商旅之民多,谷不足而貨有餘。

陵夷至乎桓、文之後,禮誼大壞,上下相冒,國異政,家殊俗,嗜欲不制,僣差亡極。於是商通難得之貨,工作亡用之器,士設反道之行,以追時好而取世資。偽民背實而要名,姦夫犯害而求利,篡弒取國者為王公,圉奪成家者為雄桀。禮誼不足以拘君子,刑戮不足以威小人。富者木土被文錦,犬馬余肉粟,而貧者短褐不完,含菽飲水。其為編戶齊民,同列而以財力相君,雖為仆虜,猶亡慍色。故夫飾變詐為奸軌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道循理者,不免於饑寒之患。其教自上興,由法度之無限也。故列其行事,以傳世變雲。

昔粵王勾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盪蠡、計然。計然曰:“知斗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見矣。故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推此類而修之,十年國富,厚賂戰士,遂報強吳,刷會稽之恥。范蠡嘆曰:“計然之策,十用其五而得意。既以施國,吾欲施之家。”乃乘扁舟,浮江湖,變名姓,適齊為鴟夷子皮,之陶為朱公。以為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於人。故善治產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間三致千金,再散分與貧友昆弟。後年衰老,聽子孫修業而息之,遂至巨萬。故言富者稱陶朱。

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衛,發貯鬻財曹、魯之間。七十子之徒,賜最為饒,而顏淵簞食瓢飲,在於陋巷。子贛結駟連騎,束帛之幣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然孔子賢顏淵而譏子贛,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意則屢中。”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史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予。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摯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故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強不能以有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也。”蓋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

猗頓用盬鹽起,邯鄲郭縱以鑄冶成業,與王者埒富。

烏氏蠃畜牧,及眾,斥賣,求奇繒物,間獻戎王。戎王十倍其償,予畜,畜至用谷量牛馬。秦始皇令蠃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

巴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訾。清寡婦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人不敢犯。始皇以為貞婦而客之,為築女懷清台。

秦漢之制,列侯封君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百萬之家即二十萬,而更徭租賦出其中,衣食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蹄,牛千蹄角,千足羊,澤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魚波,山居千章之萩。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滎南河濟之間千樹萩;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鍾之田,若千畝卮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

諺曰:“以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通邑大都酤一歲千釀,醯醬千瓨,漿千儋,屠牛、羊、彘千皮,谷糴千鍾,薪槁千車,舩長千丈,木千章,竹竿萬個,軺車百乘,牛車千兩;木器漆者千枚,銅器千鈞,素木鐵器若卮茜千石,馬蹄<口敖>千,牛千足,羊、彘千雙,童手指千,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匹,荅布皮革千石,漆千大斗,櫱曲鹽豉千合,鮐鮆千斤,鮿鮑千鈞,棗栗千石者三之,狐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它果采千種,子貸金錢千貫,節駔儈,貪賈三之,廉賈五之,亦比千乘之家,此其大率也。

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卓氏之蜀,夫妻推輦行。諸遷虜少有餘財,急與吏,求近處,處葭萌。唯卓氏曰:“此地狹薄。吾聞崏山之下沃野,下有踆鴟,至死不飢。民工作布,易賈。”乃求遠遷。致之臨邛,大憙,即鐵山鼓鑄,運籌算,賈滇、蜀民,富至童八百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

程鄭,山東遷虜也,亦冶鑄,賈魋結民,富埒卓氏。

程、卓既衰,至成、哀間,成都羅裒訾至巨萬。初,裒賈京師,隨身數十百萬,為平陵石氏持錢。其人強力。石氏訾次如、苴,親信,厚資遣之,令往來巴、蜀,數年間致千餘萬。裒舉其半賂遺曲陽、定陵侯,依其權力,賒貸郡國,人莫敢負。擅鹽井之利,期年所得自倍,遂殖其貨。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秦滅魏,遷孔氏南陽,大鼓鑄,規陂田,連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游閒公子之名。然其贏得過當,愈於孅嗇,家致數千金,故南陽行賈盡法孔氏之雍容。

魯人俗儉嗇,而丙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巨萬。然家自父兄子弟約,俯有拾,仰有取,貰貸行賈遍郡國。鄒、魯以其故,多去文學而趨利。

齊俗賤奴虜,而刀間獨愛貴之。桀黠奴,人之所患,唯刀間收取,使之逐魚鹽商賈之利,或連車騎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終得其力,起數千萬。故曰“寧爵無刀”,言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也。刀間既衰,至成、哀間,臨淄姓偉訾五千萬。

周人既孅,而師史尤甚,轉轂百數,賈郡國,無所不至。雒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富家相矜以久賈,過邑不入門。設用此等,故師史能致十千萬。

師史既衰,至成、哀、王莽時,雒陽張長叔、薛子促訾亦十千萬。莽皆以為納言士,欲法武帝,然不能得其利。

宣曲任氏,其先為督道倉吏。秦之敗也,豪桀爭取金玉,任氏獨窖倉粟。楚、漢相距滎陽,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而豪桀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奢侈,而任氏折節為力田畜。人爭取賤賈,任氏獨取貴善,富者數世。然任公家約,非田畜所生不衣食,公事不畢則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為閭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

塞之斥也,唯橋桃以致馬千匹,牛倍之,羊萬,粟以萬鍾計。

吳、楚兵之起,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齎貣子錢家,子錢家以為關東成敗未決,莫肯予。唯毋鹽氏出捐千金貸,其息十之。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毋鹽氏息十倍,用此富關中。

關中富商大賈,大氐盡諸田,田牆、田蘭。韋家栗氏、安陵杜氏亦巨萬。前富者既衰,自元、成訖王莽,京師富人杜陵樊嘉,茂陵摯網,平陵如氏、苴氏,長安丹王君房,豉樊少翁、王孫大卿,為天下高訾。樊嘉五千萬,其餘皆巨萬矣。王孫卿以財養士,與雄桀交,王莽以為京司市師,漢司東市令也。

此其章章尤著者也。其餘郡國富民兼業顓利,以貨賂自行,取重於鄉里者,不可勝數。故秦楊以田農而甲一州,翁伯以販脂而傾縣邑,張氏以賣醬而隃侈,質氏以灑削而鼎食,濁氏以胃脯而連騎,張里以馬醫而擊鐘,皆越法矣。然常循守事業,積累贏利,漸有所起。至於蜀卓,宛孔,齊之刀間,公擅山川銅鐵魚鹽市井之入,運其籌策,上爭王者之利,下錮齊民之業,皆陷不軌奢僣之惡。又況掘冢搏掩,犯奸成富,曲叔、稽發、雍樂成之徒,猶夏齒列,傷化敗俗,大亂之道也。

譯文

從前先王的制度,從天子、公、侯、卿、大夫、士直到馬夫、門丁、更夫,他們在爵位、俸祿、供養、居住、車馬、服飾、棺槨、祭祀、養生送死的制度等,都各有不同的等級規定,下級不能僭越上級,卑賤者不能超過高貴者。惟有這樣,才能上下有序而民心安定。於是辨別土地、河流、湖泊、丘陵、沃地、平原、窪地等不同的地理條件,教導百姓種植和畜養技術;這樣,人民用於生活和殯葬的用品,包括五穀、六畜、魚、鱉、鳥、獸、柴草、木材、器械等各種物資,都生產出來了。生產要按照一定的時令,消費也要有所節制。在草木的葉子沒有凋落時,不能進入山林砍伐;在農曆正月前,不能到江湖打魚;在農曆九月前,不能到田野捕獸;在農曆匕月前,不能到小路邊上捕射飛鳥。除了要順應時令生產外,還不能在山裹砍小樹,在湖邊割嫩草,不能捕捉幼小的蟲、魚、獸,不能採集鳥蛋。這是為了順應時令氣候,使各種生物得以繁殖興旺。這樣做就可以充分發揮自然的功效,使各種財物貯備富足。然後,士農工商各自依據所在地區的自然條件,充分發揮他們的智力和體力,早起晚睡,治理自己的產業,相互交換:工作成果,滿足了各自的需要。這樣,並沒有對於民間人力和物力的額外徵發,而遠近地區財物都很充足。所以,《周易》上說:“君主用政令裁度自然的變化,輔助天地的所宜,教導萬民從事生產,”“生產各種財物,用於各個方面,製成各種器具,使天下都能受益,這是聖人的偉大之處”,就是這個意思。《管子》說:古代的士、農、工、商四民,是不許雜居的。士人在學習讀書的地方相互議論仁義,工匠在官府裹相互議論技巧,商人在市場上相互議論財利,農民在田野中相互議論農事。他們從早到晚從事一種職業,不會見異思遷。所以,他們父兄的教導即便不嚴格,也能教好子弟;其子弟縱使不勞苦也能學會本領。他們各安於自己所居住的地方,樂於從事自己的職業,雖然見到奇異和華麗的物品,因為不適於他們的習俗,也不會接受,這就好像西北地區戎族、狄族和東南吳越地區在風俗習慣上不能融合一樣。在這種情況下,人們的欲望少而事情簡單,財物充足而沒有爭奪。於是統治者再用道德來引導他們,用禮制來統一他們,所以庶民就有廉恥而且講禮貌,重視仁義而輕視財利。造就是夏、商、周三代之所以能沿著正確的道路發展,不需採用嚴酷的政治而能治理國家的概要。

到周王室衰落時,禮法毀壞,魯莊公違反周禮在其父桓公廟的椽子上雕刻,把柱子染紅。魯國大夫臧文仲違反周禮,把柱頂方木刻上山形,把樑上短柱畫上水藻。魯國的世卿季氏競在家廟用八佾奏樂舞蹈,魯國的孟孫、叔孫、季孫三家,在祭祀祖先時竟唱著《雍》這首來撤除祭品,這種風氣流傳到一般的士人和平民當中,大家無不背離聖王的制度,放棄本業,務農的民眾減少,經商的百姓增多,糧食不足而奢侈品有餘。

這種衰落的趨勢發展到齊桓公、晉文公之後,禮義大為破壞,上下互相冒犯,各國的政治差別很大,大夫們的風氣各不相同,追逐利慾的活動不能遏制,破壞等級制度的行為沒有止境。於是,商人販賣奇珍異貨,工匠生產沒有實用價值的器具,士人進行歪門邪道的活動,以追逐時俗之所好而取得財貨。詭詐的人違背事實詐欺取名,奸邪之民犯法害人求利,謀殺君主篡奪國家大權的人成為王公,搶奪大夫封地的人成了雄傑。禮義不能夠約束君子,刑罰殺戮不能使小民畏懼。富人用絲綢來裝飾房屋、牆壁,犬馬吃糧、食肉還有剩餘,而窮人連粗布衣都穿不上,經常吃豆子喝生水。他們都是編戶平民,但因財力不同而地位有別,有人雖然成為奴僕,仍然沒有怨憤。所以,玩弄權術而為非作歹的人,可以一輩子富足;遵循義理、固守正道的人卻不能免受饑寒的威脅。這種風氣是從社會上層興起的,來源於法令制度的破壞。所以,列舉這些事情,以記載人世間的變化。

從前越王勾踐被吳兵圍困在會稽山上時,才任用范蠡、計然佐理國政。計然說: “知道要打仗,就會整頓防務;知道何時使用何物,就真正懂得了東西的價值。把時間變化與貨物供求的關係搞清楚,那么,對於各種貨物的行情就可以弄明白了。所以,天旱時就預買船隻以備澇,水災時就預辦車輛以備旱,這樣做符合事物發展變化的規律。”越國奉行計然的政策,治國十年,國家大為富裕,用重金獎賞戰士,終於向吳國報了仇,洗刷了會稽被圍的恥辱。范蠡感嘆說:“計然的計策有十條,越王衹用了五條就實現了自己的志願。既然能用來富國,我也想用來富家。”於是他乘著一葉扁舟,漂泊江湖,改名換姓,到齊國叫鴟夷子皮,到陶邑叫朱公。范蠡認為陶邑處在天下的中心,與諸侯各國四通八達,交易貨物非常便利。於是治理產業,囤積居奇,隨機應變,運用智巧取利,擇人放債,債務不須追討即可收回。所以善於生財致富的人,一要能夠擇人,二要善於把握時機。朱公在十九年裹,三次賺來千金,兩次分給了那些窮朋友和遠房兄弟。後來年老體衰,聽憑子孫們作主,子孫們都能繼承家業並有所發展,終致家財萬貫。所以,後世人們談論富翁時,沒有不稱譽陶朱公的。

子貢在孔子那裹學業有成之後,回到衛國做官,又在曹國和衛國之間經商生財。在孔子的七十個高足弟子當中,端木賜即子貢最為富有,孔子的另一位得意弟子顏淵卻窮得簞食瓢飲,住在狹陋的小巷裹。子貢高車駟馬,隨從騎士前呼後擁,帶著束帛厚禮出使諸侯,所到之處,與國君分庭抗禮。可是孔子卻誇獎顏淵賢明而譏諷子貢,說:“顏回的學問差不多接近了聖道,雖然囊中經常匱乏,但樂在其中。子貢不受教命,經商生財,揣度是非,僥倖得中罷了。”

白圭是周人。在魏文侯時,李克為相,致力於指導農耕、土地的利用,而白圭卻喜歡觀察不同時期市場的物價變化,所以他主張人棄我取,人取我予。白圭能做到不講究吃喝,克制嗜好欲望,節省穿戴,與管事的家僮奴僕同甘共苦,捕捉髮財時機就像猛獸凶禽搏取食物那樣迅速敏捷。所以白圭說:“我經商謀利就像伊尹、呂尚圖謀國事,孫子、吳起用兵打仗,商鞅推行變法一樣。所以,凡是智慧夠不上同我這樣隨機應變,勇氣不夠堅決果斷,仁義而不能正確取捨,強悍而不能堅守原則的人,雖然想學習我的生財之道,我也始終不會告訴他。”大幾天下講論經商生財之道的人都以白圭為祖師。

猗頓靠經營池鹽起家,而邯鄲人郭縱靠煉鐵和鑄造鐵器積聚家業,財富多得可以和王侯相比。

烏氏贏經營畜牧業,等牲畜繁殖眾多時,就全部賣掉,搜購奇巧之物和絲織品,暗中獻給戎王。戎王回贈給他價值十倍於所獻物品的牲畜,所給牲畜多得用山谷為單位來計算牛馬的數量。秦始皇下令給烏氏蠃以封君的待遇,按規定時間同大臣一道入宮朝見。

巴郡的寡婦名字叫清,她的祖先發現一座丹砂礦,幾輩人一直獨享開礦的收益,家財多得不計其數。清是個寡婦,她能守住先人家業,用金錢保護自己不受侵犯。秦始皇認為她是一位貞婦,待之以賓客之禮,特地為她建了一座女懷清台。

按照秦漢時期的制度,列侯、封君徵收租稅,一般是每年每戶二百錢。千戶封君每年的收入就是二十萬錢,朝見天子、訪問諸侯和祭祀、鎖贈等費用都靠遣二十萬錢開支。百姓中的農夫、工匠、商賈等人,家有一萬錢,每年可得利息二千,百萬錢財的人家每年就有二十萬錢的收入,更徭、租賦都從逭裡面開支,這樣的人家。一般的衣食慾望都能得到儘可能好的滿足。所以說,陸地養馬五十匹,養牛一百六十七頭,養羊二百五十隻,沼澤養豬二百一十口,陂塘養魚千石,山中種植成材大樹幹棵。安邑地區有千棵棗樹;燕、秦有千株栗樹;蜀、漠、江陵有千株橘樹;淮北、榮水之南,黃河、濟水之間有千棵蔌樹;陳、夏有千畝漆樹;齊、魯有千畝桑麻;渭川有千畝竹園;以及在郡國萬戶名城近郊有畝產一鐘的千畝良田,或千畝梔子、茜草,或者千畦生薑、韭菜:凡是這樣的人家,都和千戶侯同樣富有。

諺語說:“窮人要想發財致富,種田不如做工,做工不如經商,繡花不如當街做買賣。”這就是說,經商是窮人發財致富的可靠途徑。四通八達的都市,一年之中,可以銷售酒千瓮、醋醬千缸、漿水千壇,宰賣牛、羊、豬千頭,售米千鍾,柴草千車,船隻千丈,木材千幢,竹竿萬根,軺車百輛,牛車千輛,漆飾木器千件,銅器三萬斤,沒上漆的木器,鐵器及梔子、茜草千石,馬二百匹,牛二百五十頭,羊、豬兩千隻,僮僕百人,筋角、丹砂千斤,其他帛、絲絮、捆布三萬斤,采緞千匹,粗布、皮革千石,漆千斗,酒麴、鹽、豆豉千合,海魚、刀魚千斤,小雜魚千斤,鹹魚三萬斤,棗子、板栗三千石,狐皮衣、貂皮衣千件,羔羊皮衣千石,氈毯千條,各類果菜千種,高利貸錢千貫。經紀人調節物價貴賤,貪心的商人,厚利滯銷,獲利十分之三;心平的商人,薄利多銷,獲利十分之五,他們的收入也可以和千戶侯相比。這是大致的情形。

蜀郡卓氏的祖先是趙國人,靠冶鐵致富。秦國攻破趟國時,把卓氏流放到蜀郡,夫妻倆推著小車前往流放的地方。同行的流放犯人中,稍微有點余財,就爭著送給管事的官吏,乞求遷徙到近一點的地方,被安置在葭萌縣。衹有卓氏家說:“葭萌縣地方狹小,土地貧瘠。我聽說婚山腳下土地肥沃,出產大芋,有它充飢,老死也不會挨餓。那裹的百姓很善於經商,做買賣方便。”於是他就要求流放到更遠的地方。官吏把他家遣送到臨Ip,全家人非常高興,就在有鐵礦的山裹開礦煉鐵,鑄造鐵器,妥善籌劃盤算,精心經營,和滇、蜀地區的人做買賣。富裕到家有奴僕八百人。平時釣魚遊獵,快樂得比得上國君。

程鄭是從山東流放到西南地區的俘虜,也經營冶煉鑄造業,把鐵器賣給當地少數民族,富有和卓氏不相上下。

程、卓兩家衰落以後,到成帝、哀帝年間,成都人羅裒家財達到萬萬。當初,羅哀到京師經商,自己隨身帶有將近一百萬錢,他為平陵人石氏掌管錢財。羅裒為人強悍有勇力。石氏的資財稍次於平陵如氏和苴氏,他很親信羅裒,給他很多錢,讓他往來於巴、蜀和京師經商,幾年以後,謀利一千多萬錢。羅裒拿出其中一半賄賂曲陽侯王根和定陵侯淳于長,依仗他們的權力,把剩餘的一半貸給郡國,沒有人敢欠他的賬。他獨占經營井鹽的利潤,一年所獲利潤是資本的一倍,於是大發其財。

宛縣孔氏的祖先是大梁人,從事冶煉鑄造業。秦滅魏國,將孑L家遷徙到南陽。孔氏大力經營冶鑄業,又規劃農田水利,車騎前呼後擁,交遊諸侯,趁機與各諸侯國通商牟利,博得了“游閒公子”的美號。可是他的盈利超過花費的本錢,賺的錢多於那些斤斤計較的人,家中積累的財富多達敷千金,所以南陽一帶經商的人都效法孔氏的雍容大方。

魯國人風俗節儉,丙家更為突出。丙氏以冶鐵起家,財富達到萬萬錢。可是他家從父兄到子孫都遵守一條家規:彎腰要有所拾,抬頭要有所取,一舉一動都要有利可圖。他家放貸,做買賣遍及各郡國。鄒、魯一帶的人因為受丙家影響的緣故,有很多人拋棄文學而經商牟利。

齊地風俗賤視奴僕,而刀閒卻喜歡看重奴僕。兇悍狡詐的奴僕,人們都感到頭痛,惟獨刀閒收留他們,派他們經營魚鹽商賈之利,其中有的人出門車馬成隊,交結郡守國相,而刀閒對這樣的奴僕更加信任。刀閒終於靠他們的力量,積聚起數千萬錢財。所以奴僕們說: “與其出外謀求官爵,倒不如在刀家作奴僕。”意思是說刀閒能使豪奴個人富有而讓他們為自己盡心竭力。刀閒衰落以後,到成帝、哀帝年間,臨淄人姓偉有資產五千萬錢。

周人本來就夠節儉吝嗇了,師史更是一毛不拔,出動數以百計的車輛,滿載貨物到各郡國經商,無所不至。洛陽地處齊、秦、楚、趟的中心,富家相互誇耀自己在外經商時間長,往往路過洛陽而不入家門。能使用這類人,所以師史賺錢多到十千萬。師史衰落以後,到成帝、哀帝、王莽時,洛陽人張長叔、薛子仲家產也多達萬萬錢。王莽任命他們都為納言士,想效法漠武帝的做法,可是沒有能得到任用他們為官的益處。

宣曲縣任氏的祖先,做過督道地方的倉庫管理員。秦朝敗亡時,地方豪傑都爭著奪取金銀玉器,惟有任氏窯藏倉庫的糧食。楚漢相爭於榮陽時,農民無法耕種,糧價漲到每石一萬錢,結果豪傑的金玉全都到了任氏手中。任氏因此發財致富。富人競相奢侈,而任氏卻不擺有錢人的架子儉樸度H,大力經營農田畜牧。人們爭購便宜貨,任氏卻偏愛買價貴質高的東西。他家富有延續了好幾代。但任氏主人公的家規規定:不是自家種田畜養得來的東西不吃,公事不完成不許飲酒吃肉。因此,任家成為鄉里的表率,所以他富有並得到皇上的尊重。

國家開拓邊塞地區時,衹有橋桃得以達到有馬千匹,牛兩千頭,羊萬隻,粟以萬鍾計算。

吳楚七國叛亂時,長安城中的列侯封君要跟隨大軍出關作戰,向放債人家借高利貸錢以供旅途使用,高利貸者認為他們的食邑封國都在關東地區,關東的戰事勝負未定,都不肯借。惟有毋鹽氏拿出千金貸給他們,收取十倍的利息。遇了三個月,吳楚七國叛亂被平息。一年之中,毋鹽氏就獲得了十倍的利息,因此而成為關中的富豪。

關中地區的富豪大賈,大抵都是姓田的豪族,以田牆、田蘭最為富有。韋家栗氏和安陵杜氏也是家財萬貫。前面這些富有者衰落以後,從元帝、成帝到王莽年間,京師長安的豪富人家有杜陵縣的樊嘉、茂陵縣的摯綱、平陵縣的如氏、苴氏,長安縣賣丹的王君房、賣豆豉的樊少翁、王孫大卿,都是天下富有資財的人家。樊嘉有錢五千萬,其他人的財產都上萬萬。王孫卿拿錢財供養士人,與雄才俊傑交往,王莽任命他為京司市師,就是西漢的束市令。

上述這些人都是非常著名而特別突出的富翁。至於其他郡國的富人兼業專利,並通過賄賂而顯赫於鄉里的,多得不可勝數。因此,秦楊因為有大片田地而富甲一州;翁伯以販賣動物油而成為縣邑的首戶;張氏靠賣醬發財,生活奢侈,超過制度的規定;質氏靠磨刀發家,列鼎而食;濁氏靠賣肉干起家,侍從的車騎前呼後擁;張里憑藉醫馬致富,擊鐘而食;他們的生活都超越了等級制度的規定。但是他們通常還都是固守自己的事業,一點點地積累盈利,逐漸發家致富。至於蜀人卓氏、宛人孔氏、齊人刀閒,他們公然占有山川、銅鐵、魚鹽市場的收益,運籌謀劃,上同帝王爭利,對下專有平民的生業,他們都陷入了違法、奢侈、犯上的邪惡。更何況那些通過盜墓、賭博、搶劫、犯法奸詐而致富的人,如曲叔、稽發、雍樂成之流,他們依然和善良的人齊齒並列,不受懲罰,這是敗壞風俗,損傷教化,導致社會大亂之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