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司馬遷傳
作者：班固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林甫其後也。當宣王時，官失其守而為司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間，司馬氏適晉。晉中軍隨會奔魏，而司馬氏入少梁。
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或在趙，或在秦。其在衛者，相中山。在趙者，以傳劍論顯，蒯聵其後也。在秦者錯，與張儀爭論，於是惠王使錯將兵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錯孫蘄，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夏陽。蘄與武安君坑趙長平軍，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葬於華池。蘄孫昌，為秦王鐵官。當始皇之時，蒯聵玄孫卬為武信君將而徇朝歌。諸侯之相王，王卬於殷。漢之伐楚，卬歸漢，以其地為河內郡。昌生毋懌，毋懌為漢市長。毋懌生喜，喜為五大夫，卒，皆葬高門。喜生談，談為太史公。
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愍學者不達其意而師悖，乃論六家之要指曰：
《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詳而眾忌諱，使人拘而多畏，然其敘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敘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偏循；然其強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澹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徙，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為人主天下之儀表也，君唱臣和，主先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佚。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黜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神形蚤衰，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
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孝令，曰“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為天下紀綱。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
夫儒者，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
墨者亦上堯、舜，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剪，采椽不斫；飯土簋，歠土刑，糲梁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為萬民率。故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也。要曰“強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不能廢也。
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逾越，雖百家不能改也。
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剸決於名，時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
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後，故能為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因物興舍。故曰“聖人不巧，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群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款。款言不聽，奸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複合，故聖人重之。
由此觀之，神者生之本，形者生之俱。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
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夫子遺風，鄉射鄒嶧；厄困蕃、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莋、昆明，還報命。
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發憤且卒。而子遷適反，見父於河、洛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予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汝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予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予死，爾必為太史；為太史，毋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也。夫天下稱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風，達大王、王季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義士，予為太史而不論載，廢天下之文，予甚懼焉，爾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不敢闕。”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史記石室金鐀之書。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曆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記。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而明之，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攘焉！”
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為何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之董生：‘周道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時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經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與，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弊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綱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溪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差以豪氂，謬以千里’。故‘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漸久矣’。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者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誅死之罪。其實皆為善為之，而不知其義，被之空言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指，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大過予之，受而不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
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鹹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降，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已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矣，而不用，有國者恥也；主上明聖，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春秋》，謬矣。”
於是論次其文。十年而遭李陵之禍，幽於纍紲。乃喟然而嘆曰：“是余之罪夫！身虧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自黃帝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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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絕業。周道既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鐀、玉版圖籍散亂。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為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而賈誼、韓錯明申、朝，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仍父子相繼■其職，曰：“於戲！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於唐、虞；至於周，復典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宮，至於余乎，欽念哉！”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跡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於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轂，運行無窮，輔弼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俶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為《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蓺，成一家言，協《六經》異傳，齊百家雜語，臧之名山，副在京師，以俟後聖君子。第七十，遷之自敘云爾。而十篇缺，有錄無書。
遷既被刑之後，為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予遷書，責以古賢臣之義。遷報之曰：
少卿足下：曩者辱賜書，教以慎於接物，推賢進士為務。意氣勤勤懇懇，若望仆不相師用，而流俗人之言。仆非敢如是也。雖罷駑，亦嘗側聞長者遺風矣。顧自以為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抑鬱而無誰語。諺曰：“誰為為之，孰令聽之？”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何則？士為知已用，女為說己容。若仆大質已虧缺，雖材懷隨、行，行若由、夷，終不可以為榮，適足以發笑而自點耳。
書辭宜答，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間得竭指意。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仆又薄從上上雍，恐卒然不可諱。是仆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請略陳固陋。闕然不報，幸勿過。
仆聞之：修身者，智之府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義之符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托於世，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忄朁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而詬莫大於宮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同子參乘，爰絲變色：自古而恥之。夫中材之人，事關於宦豎，莫不傷氣，況忼慨之士乎！如今朝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雋哉！仆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岩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累日積勞，取尊官厚祿，以為宗族交遊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於此矣。鄉者，仆亦嘗廁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議。不以此時引維綱，盡思慮，今已虧形為掃除之隸，在闒茸之中，乃欲卬首信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仆，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譽，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奉薄技，出入周衛之中。仆以為戴盆何以望天，故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務壹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仆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相善也，趣舍異路，未嘗銜杯酒接殷勤之歡。然仆觀其為人自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予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畜積也，仆以為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趙公家之難，斯已奇矣。今舉事壹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仆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強胡，卬億萬之師，與單于連戰十餘日，所殺過當。虜救死扶傷不給，旃裘之君長鹹震怖，乃悉征左右賢王，舉引弓之民，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鬥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李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流涕，沫血飲泣，張空，冒白刃，北首爭死敵。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為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仆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淒怛悼，誠欲效其款款之愚。以為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漢。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攻亦足以暴於天下。仆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眥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深曉，以為仆沮貳師，而為李陵遊說，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為誣上，卒從吏議。家貧，財賂不足以自贖，交遊莫救，左右親近不為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訴者！此正少卿所親見，仆行事豈不然邪？李陵既生降，頹其家聲，而仆又茸以蠶室，重為天下觀笑。悲夫！悲夫！
事未易一二為俗人言也。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假令仆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異！而世又不與能死節者比，特以為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髮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支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厲也。猛虎處深山，百獸震恐，及其在阱檻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士有畫地為牢勢不入，削木為吏議不對，定計於鮮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槍地，視徒隸則心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已至此，言不辱者，所謂強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牖里；李斯，相也，具五刑；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鄉稱孤，系獄具罪；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關三木；季布為朱家鉗奴；灌夫受辱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財。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勢也；強弱，形也。審矣，曷足怪乎！且人不能蚤自財繩墨之外，已稍陵夷至於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為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親戚，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不得已也。今仆不幸，蚤失二親，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仆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仆雖怯耎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纍紲之辱哉！且夫臧獲婢妾猶能引決，況若仆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函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也。
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唯俶儻非常之人稱焉。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氐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及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仆竊不遜，近自托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適會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慍色。仆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仆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言也。
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仆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為鄉黨戮笑，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所如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沾衣也。身直為閨閣之臣，寧得自引深臧於岩穴邪！故且從俗浮湛，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仆之私指謬乎？今雖欲自雕瑑，曼辭以自解，無益，於俗不信，只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書不能盡意，故略陳固陋。
遷既死後，其書稍出。宣帝時，遷外孫平通侯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王莽時，求封遷後，為史通子。
贊曰：自古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至孔氏■之，上斷唐堯，下訖秦繆。唐、虞以前，雖有遺文，其語不經，故言黃帝、顓頊之事未可明也。及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論輯其本事以為之傳，又■異同為《國語》。又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後，七國並爭，秦兼諸侯，有《戰國策》。漢興伐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於天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摭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梧。亦其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頗繆於聖人，論大道而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烏呼！以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極刑，幽而發憤，書亦信矣。跡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難矣哉！
譯文
從前在顓頊統治時期，命南正重掌管天文，命火正黎掌管地理。唐堯虞舜統治時期，繼續命重和黎的後代掌管天文和地理，一直到夏朝和商朝，所以姓重的姓黎的世代掌管天文地理。在西周時，封為程伯的休甫是他們的後代。到了周宣王的時候，他們失去了主管天文地理的官職，而為司馬氏。司馬氏世代主管周朝的歷史。在周惠王和周襄王之際，司馬氏到了晉國。晉國的中軍元帥隨會逃奔到魏國，司馬氏也隨之來到了少梁。
自從司馬氏家族離周到晉國後，他們就分散開來，有的在衛國，有的在趙國，有的在秦國。在衛國的，後來作了中山國的相。在趙國的，由於傳播有關劍術的理論而聲名顯赫，蒯聵就是他們的後代。在秦國的司馬錯，曾輿張儀爭論伐蜀的事，秦惠王採納了他的建議，讓他率兵伐蜀。他取得勝利並被任命為蜀郡守。司馬錯的孫子司馬蘄是武安君白起的部下。這時的少梁改名為夏陽。司馬蘄輿武安君白起在長平坑殺趟國的軍隊，回到秦國後，他與白起都被秦王賜死於杜郵，葬在華池。司馬蘄之孫名司馬昌，在秦國任鐵官。在秦始皇時，蒯聵的玄孫司馬印是武信君的將領，領兵攻占了朝歌。在項羽封十八諸侯時，封司馬印為殷王。在漢王劉邦討伐楚王項羽時，司馬印歸附了漢，漢王改司馬印統治區為河內郡。司馬呂生司馬毋憚，司馬毋憚任漢朝長安的市長。司馬毋惲生司馬喜，司馬喜曾為五大夫，他們死後，都埋葬在高門。司馬喜生司馬談，司馬談曾任太史公。
太史公向唐都學習天文學，在楊何處學《周易》，在黃子處學道論。太史公在漢武帝建元至元封年間做官，他憂慮學習先秦各家學說的人，未能了解各家學說的原意，盲目信奉一些荒謬的說法，就論述六家學說的主要精神道：《易大傳》說： “天下人的方向一致，可是想法卻多種多樣，目標相同，可所走的道路卻不相同。”陰陽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德家，這些學派都是以治理國家為要務的，但是他們的學說卻不同，有省與不省而已。我認為陰陽家的學說，崇尚祥瑞而忌諱繁多，常常使人受到限制而產生許多畏懼，然而它所排列的一年四季的順序是不能廢棄的。儒家學說廣博而缺少要領，費力不少而功效不大，因此它所提倡的難以完全照辦。然而它所規定的君臣父子之間的禮儀，夫婦長幼之間的區別，是不能改變的。墨家主張節儉卻難以遵從，因此墨家主張之事不能全部採用。然而墨家關於加強本業發展和厲行節約的主張則是不可丟棄的。法家的主張嚴厲苛刻、缺少恩誼。然而他們端正君臣上下的名分這一點是不可改變的。名家過於拘於形式而容易喪失對事物的正確認識，然而它辯證名與實的關係問題則不能不予以認真考慮。道家使人精神合一，行動合乎無形的“道”，使得萬物豐足完美。他們的學說，因循了陰陽排列四時的順序，吸取了儒、墨兩家的長處，總取了名、法兩家的精華，隨著時間來轉移，順著事物而變化，這樣來立定常規和處理事務，沒有不相適宜的，並且意旨簡明而易於掌握，辦的事情雖不多，而功效卻很大。儒家則不是這樣，他們認為君主是天下的表率，凡事君主倡導而臣下應和，君主先行而臣下隨從。像這樣，則君主勞累而臣下安逸。至於偉大道家理論的精髓，既去掉了剛強和貪慾，又廢黜了聰明與智慧。儒家卻丟開了這些而任用儒術進行統治。精神用的過分就會枯竭，身體過度勞累就會損壞；精神和身體過早的衰竭，而想與天地共長久，這事還從未聽說過。
陰陽學說對於一年四季、八卦方位、十二星次、二十四節氣都有各自的規定與禁忌，說順著這些就會昌盛，違背這些就會滅亡，其實未必如此，所以說“使人受到限制而產生許多畏懼”。至於春生、夏長、秋收、冬藏，這是大自然運行的規律，若不遵從它就沒有可以作為天下法則的。所以說，它所規定的“一年四時的運行順序是不能丟掉的”。
儒家用六藝作為準則，六藝的經傳文字以千萬計，人們連續幾代都不能弄通它的學說，一輩子也不能完全通曉它的禮儀。所以說儒學“廣博而缺少要領，費力不少而功效很小”。至於儒家序列君臣父子之間的禮儀，夫婦長幼之間的區別，這是各家學說也不能改變的。
墨家也崇尚堯舜，稱述堯舜的德行說：“他們住在三尺高的殿堂裹，土築的台階有三層，茅草房頂不修剪，柞木屋椽不雕飾；盛飯用陶簋，裝湯用瓦盆，吃的是糙米飯，喝的是豆葉湯；夏天穿葛衣，冬日披鹿皮。”他們埋葬死人，用三寸薄的桐木板棺材，哭的聲音也不悲哀。教育人民遵循葬禮，一定以此為標準。要使天下都像這樣，那么就沒有尊貴和卑下的區別了。世道不同，時代變了，事業不必相同，所以說“墨家所倡導的節儉人們卻難以遵循”。總之，墨家主張強本節用，則是引導家富人足的辦法。這是墨家的長處，即使百家也不能丟掉這一點。
法家不分別關係的親疏，不區分地位的尊卑，一律斷之於法。這樣就把敬愛親屬、尊長的恩誼斷絕了。可以用它作為臨時措施，但不能長期施用。因此說法家“嚴厲苛刻而缺少恩誼”。至於法家主張使君王尊貴使臣子卑下，明確職分界限不得相逾越，這是各家學說也不能更改的。
名家煩瑣細碎、糾纏不清，使人不能推 求它的真意，專注於名詞概念的推理，反而 失去了易於掌握的常理。所以說名家“使人 受約束而容易喪失對事物的正確認識”。至於它循名責實，綜合考察事物的本質這一點，倒是不可不予以認真考慮的。
道家宣揚無為，又說無所不為，其實際主張是容易實行的，而其言辭卻難於理解。其學說以虛無為理論基礎，以順應自然為實踐原則。既沒有既成不變之勢，也沒有固定不變之形，所以能夠推究萬物的實情。既不走在事物的前邊，也不落在事物的後邊，因此能夠成為萬物的主宰。法則的有無，順應時勢來確定；制度的興廢，根據事物的變化來決定。所以說“聖人不巧取，順應時勢而變通”。虛無是道家的核心，因循是君主統治的綱領。群臣一齊上朝，君主讓他們各自表明自己的才幹。其實際情況與名聲相符的叫做端；其實際情況與名聲不相符的叫做空。君主不聽空而不實的話，奸邪就不會產生，賢與不肖就自然分清了，黑白也就自然分明了。造就在於君主如何使用他們了，這樣做還有什麼事情辦不到呢！這樣就合乎大道，看起來混混沌沌，而光明卻照耀天下，又返回到無名的境界。人所賴以生存的是精神，所依託的是形體。精神用得過分就會枯竭，形體過分勞累就要損壞，形體與精神分離人就會死亡。死去的人不能再生，形神分離就不會複合，因此聖人重視這一問題。由此看來，精神是人生存的根本，形體是人生存的器具。如果不首先安定自己的精神和形體，卻說什麼“我有辦法治理天下”，憑藉什麼呢？
太史公職掌天文工作，不管民事。他有個兒子叫司馬遷。
司馬遷生在龍門，在龍門山南麓過著農耕放牧生活。十歲時已能識讀古文著作。二十歲南遊江淮，他登上會稽山，探訪禹穴，到九疑山，考察舜的遣跡，泛舟沅、湘水間。北渡汶水、泅水，在齊、魯之都研討學業，觀察孔子教化的遣風，還在鄒峰學習鄉射禮節；在遊歷蕃、薛、彭城等地的時候，一度遭受危困，經過梁、楚之地後回到長安。於是司馬遷做了郎中，奉朝廷之命出使西征巴蜀以南的地區，略定了邛、榨、昆明之後，回到長安向朝廷覆命。
這一年，天子開始舉行漢朝的封禪典禮，而太史公被留在周南，不能參與其事，因此心中憤懣得病將要死去。他的兒子司馬遷恰巧在這時出使返回，在洛陽見到了父親。太史公抓著司馬遷的手流著淚說： “我們的祖先，是周朝的太史。遠在上古虞舜夏禹時就取得過顯赫的功名，主管天文工作。後來衰落了，難道要斷送在我這裹嗎？你繼為太史，就可以接續我們祖先的事業了。如今天子繼承漢朝千年一統的大業，到泰山封禪，而我不得從行，這是命中注定的啊！我死以後，你一定會做太史；做了太史，你千萬不要忘記我要編寫的論著啊。況且孝，是從侍奉雙親開始的，中間經過事奉君主，最終能夠在社會上立足，揚名於後世，光耀父母，這是孝中最主要的。天下稱頌周公，是說他能夠歌頌周文王、武王的功德，宣揚周、召的遣風，使人懂得周太王、王季的思想以及公劉的功業，以使始祖后稷受到尊崇。周幽王、厲王以後，王道衰落，禮樂損壞，孔子研究、整理舊有的文獻典籍，振興被廢棄了的王道和禮樂。整理《詩》、《書》，著作《春秋》，直到今天，學者們仍以此為法則。從魯哀公獲麟到現在四百多年了，其間由於諸侯兼併混戰，史書丟散、記載中斷。如今漢朝興起，海內統一，賢明的君主，忠義的臣子的事跡，我作為太史而不予評論記載，中斷了國家的歷史文獻，對此我感到十分不安，你可要記在心裹啊！”司馬遷低下頭流著淚說：“小於雖然不聰明，一定把父親編纂歷史的計畫全部完成，不敢有絲毫的缺漏。”太史公死後三年，司馬遷作了太史令，他閱讀和摘抄了石室金櫃收藏的圖書檔案，又過了五年，正當太初元年，卜一月甲子初一凌晨冬至，開始改用太初曆，新的曆法在明堂上公布，諸神受到記識。
太史公說：“先父曾說過：‘從周公死後五百年而有孔子，從孔子到現在又五百年了，到了繼承並光大孔子的事業，修正《易傳》，續作《春秋》，根據《詩》、《書》、《禮》、《樂》衡量一切的時候了。’意思就在於此吧！意思就在於此吧！我怎敢推辭呢！”
上大夫壺遂問：“當初孔子為什麼作《春秋》呢？”太史公答道：“我聽董先生說： ‘周朝的王道衰微了，孔子作魯國的司寇，想振興王道，可是諸侯陷害他，大夫阻撓他。孔子知道自己的主張在當時不會被採納，王道不能推行，於是便把自己的是非褒貶寓於《春秋》所記的二百四十二年歷史之中，作為天下的準則。他貶斥僭禮的諸侯，聲討犯上的大夫，衹不過是為了實行王道罷了。，孔子說：‘我想與其用空洞的說教去教育別人，還不如記載具體歷史事件，因事見義，更為深切顯明。’ 《春秋》一書，上能闡明三王之道，下能分辨人事的倫理綱常，判別嫌疑明辨是非，論定猶豫難決之事，表彰善良，貶斥醜惡，尊重賢能者，賤視不肖之徒，保存已滅亡國家的史跡，接續已斷絕了的世系，彌補殘缺，振興衰廢，這些都是王道中的要點。《易》是專講天地、陰陽、四時、五行的，所以長於變化；《禮》是規範人倫的，所以長於行事；《書》是記載先王事跡的，所以長於政事； 《詩》是記載山川、溪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的，所以長於風土人情；《樂》是論述音樂經典的，所以長於和諧；《春秋》明辨是非，所以長於治人。由此可見，《禮》用以節制人慾，《樂》用以發揚和氣，《書》用以指導政事，《詩》用以表達思想感情，《易》用以闡明事物的變化， 《春秋》用以指導人們遵守道義。治理亂世，使它走向正軌，沒有比《春秋》再合適不過的了。《春秋》文字數萬，旨意數千，萬物的離散聚合都集中在《春秋》裹面。在《春秋》中，記載著三十六起殺君事件和五十二個亡國事件，諸侯奔走逃亡不能保其國家的，簡直無法統計。考察其所以如此，都是由於失去了禮義這個根本。所以《易》說‘失之毫釐，差以千里，。因此‘臣弒君、子殺父，並不是一朝一夕的緣故，而是逐步發展而來的’。做國君的不能不通曉《春秋》，否則前面有進讒言的則看不見，後面有奸賊作亂也不知道。作人臣的不能不通曉《春秋》，否則就不知道日常事務怎么處理才得當，遇到突變就不能採取權宜之計去應對。作人君、人父的，不能通曉《春秋》大義的，一定會蒙上首惡的罪名。作人臣、人子的。不通曉《春秋》大義的，一定會陷於篡弒的罪名而被誅殺。其實他們都以為是在做好事，卻因為不知其道義所在，以致被加上了空洞的罪名也不敢推卸。不通曉禮義的宗旨，就會弄到君主不像君主、巨子不像臣子、父親不像父親、兒子不像兒子的地步。君主不像君主，就會受到臣下的乾犯，臣子不像臣子就會被誅殺，父親不像父親，就沒有人倫之道，兒子不像兒子就會忤逆不孝，這四種行為是天下最大的罪過。把天下最大罪過的罪名加在他們頭上，他們也衹能接受而不敢推辭。因此說，《春秋》一書是禮義的根本。禮義的作用是禁絕壞事的發生，法律的作用是在壞事發生之後進行制裁；法律所起的作用顯而易見，而禮義所起的防止作用卻不易被人了解。”
壺遂說： “孔子的時候，上面沒有聖明的君主，下面的臣子不被重用，所以才作《春秋》，留下議論，以裁斷禮義，作為統一的王法。如今您上遇聖明的君主，下得當官任職，萬事備，各得其所，您所論述的，將要闡明什麼呢？”太史公答道： “啊啊，不不，不是這樣。我聽父親說：‘伏羲最為純厚，他作了《易》八卦。堯舜道德之盛， 《尚書》予以記載，禮樂由此而興。商湯、周武功業興隆，受到詩人的歌頌。《春秋》揚善貶惡，推崇夏、商、周三代的盛德，褒揚周王室，不僅僅是諷刺而已。’從漢朝建立到今聖明天子，這期間獲得了吉祥的符瑞，舉行了封憚大典，改革了曆法，更換了衣物的顏色，受命於天，天子的恩澤滋潤無邊，海外異俗之地的國家也輾轉翻譯叩關入境，請求獻禮、朝見，這樣的事情多得說不完。臣下百官極力頌揚天子的聖德，還不能完全表達自己的心意。況且，天下有賢能的人得不到重用，是國君的恥辱；主上聖明，而其恩德不能傳揚天下，這是主管官員的過錯。何況我擔任史官工作，如果撇開天子的聖明功德不去記載，埋沒了功臣、賢大夫的功業不去論述，背棄了我父親的囑咐，這是極大的罪過。我所寫的不過是記述歷史故事，整理、歸納世代相傳的史料，不是人們所說的著作，而您把它比作《春秋》就不對了。”
於是按次序論述和編寫其書。寫作的第十年，遭受李陵之禍，被關進了監獄。在獄中長嘆道：“這是我的罪過啊！身體殘廢沒有用了。”事後仔細思量道：“《詩》、《書》的文義之所以含蓄隱約，是作者藉以更好地表現自己的深沉思想。”他終於著手記述從黃帝開始，直到武帝獲麟為止的歷史。其篇目為： 《五帝本紀》第一， 《夏本紀》第二， 《殷本紀》第三， 《周本紀》第四，《秦本紀》第五，《始皇本紀》第六，《項羽本紀》第七， 《高祖本紀》第八， 《呂后本紀》第九，《孝文本紀》第十，《孝景本紀》第十一，《今上本紀》第十二。《三代世表》第一，《十二諸侯年表》第二，《六國年表》第三，《秦楚之際月表》第四，《漢諸侯年表》第五，《高祖功臣年表》第六，《惠景間功臣年表》第七，《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第八，《王子侯者年表》第九，《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 《禮書》第一， 《樂書》第二，《律書》第三，《曆書》第四，《天官書》第五，《封憚書》第六，《河渠書》第七，《平準書》第八。《吳太伯世家》第一， 《齊太公世家》第二，《魯周公世家》第三，《燕召公世家》第四，《管蔡世家》第五，《陳杞世家》第六，《衛康叔世家》第七，《宋微子世家》第八，《晉世家》第九，《楚世家》第十，《越世家》第十一，《鄭世家》第十二，《趙世家》第十三，《魏世家》第十四， 《韓世家》第十五， 《田完世家》第十六，《孔子世家》第十七，《陳涉世家》第十八，《外戚世家》第十九，《楚元王世家》第二十，《荊燕王世家》第二十一，《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留侯世家》第二十五，《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絳侯世家》第二十七，《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五宗世家》第二十九，《三王世家》第三十。 《伯夷列傳》第一， 《管晏列傳》第二，《老子韓非列傳》第三， 《司馬穣苴列傳》第四，《孫子吳起列傳》第五， 《伍子胥列傳》第六，《仲尼弟子列傳》第七，《商君列傳》第八，《蘇秦列傳》第九，《張儀列傳》第十，《樗里甘茂列傳》第十一，《穣侯列傳》第十二，《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平原虞卿列傳》第十五，《孟嘗君列傳》第十六，《魏公子列傳》第十七，《春申君列傳》第十八，《范睢蔡澤列傳》第十九，《樂毅列傳》第二十，《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田單列傳》第二十二，《魯仲連列傳》第二十三，《屈原買生列傳》第二十四，《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刺客列傳》第二十六，《李斯列傳》第二十七，《蒙恬列傳》第二十八，《張耳陳余列傳》第二十九，《魏豹彭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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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朝繼承了五帝遣業，接續被中斷了的三代事業。周朝王道衰微，秦朝毀棄了古代文化典籍，焚毀了《詩》、《書》，所以造成明堂、石室金櫃中的玉版圖籍散亂了。漢朝建立，蕭何頒布了律令，韓信整頓了軍法，張蒼制定了章程，叔孫通制訂了禮儀。於是品學兼優的文入學者逐漸被啟用，《詩》、《書》之類的典籍，在各地不斷被發現。自從曹參薦用蓋公，提倡黃老學說，賈誼、晁錯通曉申不害、韓非的法家學說，公孫弘因儒學而顯達，一百年來，天下的遣文舊事無不匯集於太史公處。太史公父子相繼擔任這一職務，太史公說：“啊！我的祖先曾擔任這一官職，揚名於唐堯虞舜之際，到了周朝再次主管這一工作。所以司馬氏世世代代主管文史星曆，直到我啊，這一傳統我一定恭敬不忘啊！”於是蒐集天下散失的歷史故事和傳說，對帝王興起的業績，追本溯源，探究始終，觀察朝代盛衰的原因，依據事實進行論述考訂。略述三代，詳綠秦漢，從黃帝寫起，直到當朝皇帝，著十二篇本紀，已經列出大綱了。同一時代或不同時代的紛繁歷史事件，年代交叉難以明辨，因此作了十表。禮樂增減，律歷改革，兵法權謀、山川形勢、鬼神問題，天人之間的關係，經濟的變通，作了八書。像二十八宿圍繞著北斗、三十根輻條共聚一轂而運行無窮一樣，輔佐得力的大臣和帝王相配合，忠誠行道，奉衛皇上，因此為他們作了三十世家。扶持正義，慷慨超群之士，他們不使自己失去時機，而立功名於天下，為他們作了七十列傳。全書總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這就是《太史公書》。本篇《自序》概括地闡明述作宗旨，就是拾取遣佚的史事以補充六藝之缺，成為一家之言。它協調了有關<六經》的各種不同解釋，整齊了百家雜說。把正本藏在名山，副本留在京師，以等待後世的聖人君子觀覽。列傳的第七十篇，是司馬遷的自敘。然而在一百三十篇中缺少了十篇，有目錄而無內容。
司馬遷受刑以後，做了中書令，職高位尊。他的舊友益州刺史任安寫信給他，用古賢臣的標準要求他。司馬遷回信說：少卿足下：早些時候承蒙您寫信給我，教我謹慎地接人待物，並擔負起向皇帝舉薦人才的應盡義務。信中情真意切，好像責備我沒遵從您的意見行事，而聽從了世俗流言，我是不敢這樣的。我雖然才能平庸，但也聆聽過德高望重的長者的遣教。衹是自己認為身體已經殘廢，而又處於低賤的地位，稍有舉動就會受到責難，主觀上想有所作為，客觀上反而會招致損害，因此情緒苦悶而又找不到知心的朋友去訴說。俗話說：“為了誰而這樣做，又有誰來聽我說呢？”所以，鍾子期一死，伯牙終生不再鼓琴。為什麼呢？因為士為知己者而效力；女子為喜愛自己的人而打扮。像我這樣身體殘廢的人，即使懷有隨侯珠、和氏璧那樣的可貴之材，有如許由、伯夷那樣的高尚品德，終究也不能引以為榮，相反恰好遭人恥笑而使自己更加污穢。早該給你回信了，剛好隨從皇帝束巡歸來，又忙著煩瑣的事務，彼此相見的日子越來越少了，而我又匆匆忙忙沒有一點兒空閒得以詳盡說明我的心意。現在你身遭大難，再過一個月就接近行刑日期了，我又將隨從皇帝去雍地，恐怕轉眼之間你就會遭到不幸。這樣，我將最終不可能向你抒發內心的憤懣，而你在九泉之下的魂靈也會抱恨無窮。請允許我說說自己的固陋見解吧。好久沒給你回信，請原諒。
我聽說過：加強自身修養是智慧的象徵；樂於施捨是仁德的開端；取捨得當是道義的表現；正確對待恥辱是判斷勇敢的標準；樹立好的名聲是品行的最高準則。士人衹有具備了這五條，才能在社會上立足，從而進入君子的行列。所以最慘的災禍，莫過於貪圖私利；最痛苦的悲哀，莫過於傷了自尊心；最醜惡的行為，莫遇於辱沒祖先；最大的恥辱，莫過於遭受宮刑。受過宮刑的人，就沒有人願意和他在一起，這不是一朝一代的事，而是由來已久了。從前，衛靈公與闖入雍渠同坐一輛車，陪坐的孔子感到恥辱，便離開衛國到了陳國；商鞅依靠闖入景監的引薦，得到秦孝公的重用，趙良為此感到恐懼；宦官趙談為文帝參乘，袁盎怒而爭諫。自古以來宦官就被視為可恥之徒。就是一般的人，涉及有關宦官的事，沒有不挫傷銳氣的，何況那些慷慨激昂的士人呢！如今朝廷雖然缺乏人才，可怎能讓一個受遇宮刑的人去舉薦天下的英雄豪傑呢？我靠著父親的餘業，得以在京師任職，已有二十多年了。平Et自己常想：對上，我沒能竭盡忠誠，取得奇策高材的美譽，以博得聖明君主的賞識；其次，我又沒能替皇帝拾遣補闕、招賢進能，以顯露那些隱士的才幹；對外，我也沒能參加軍隊去攻城野戰，取得斬將拔旗的功績；對下，我也沒能用積年的勞苦換來高官厚祿，以使宗族朋友爭光得寵。這四者，沒有一件成功的，衹不過是得過且過，受到皇帝的收容而已。我沒有一點可稱道的長處，從這些就可以看出來。過去，我也曾居於下大夫的行列，事奉於朝堂之上，發表些微不足道的議論。可我沒有在那個時候捍衛國家的法度，為國竭盡智謀，如今身體殘廢了，做了一個掃除的奴僕，處於這樣卑賤的地位，卻要揚眉吐氣、議論是非，這不是輕蔑朝廷、羞辱當今的士人嗎？唉！唉！像我這樣的人，還有什麼可說呢？還有什麼可說呢？
況且，事情的原委足不容易說清楚的。我年少的時候，才華橫溢，長大成人後卻不能博得鄉里的稱譽，幸好皇帝因為我父親的關係使我得以貢獻微薄的才能，出入戒備森嚴的宮禁之中。我以為頭頂著盆子是看不到天空的，所以我就斷絕了朋友的交往，把家庭的私事拋在一邊，Et夜想著竭盡我微薄的才能，專心致力於本職工作，以博得皇帝的寵信。然而事情竟會出現與此完全相反的情況。我和李陵同在宮中任職，平時並不相要好，思想志趣也不同，更沒在一起飲過酒，交過朋友。可是我觀察他的為人，是個能自守節操的出眾人物。他侍奉父母很孝，結交士入講信用，對待財貨廉潔奉公，取捨之間重德義，能分別尊卑長幼而有禮讓，謙恭自約，禮賢下士，又常常想著奮不顧身，為國家的危難而獻身。從他平時的修養品德來看，我認為他具有國家傑出人才的風度。作為臣子，出於寧肯萬死，不求一生的考慮，奔赴國家的危難，這已是很了不起的了！如今因他一件事情做得不對，那些貪生怕死，衹顧保全身家性命的臣子，就隨意構陷，誇大他的罪名，對此我感到十分痛心。況且，李陵衹率領不到五千步兵，就長驅直入戰地，足跡到達匈奴的王庭。他的這支部隊，雖然不過是誘虎之師，但他卻能主動出擊，四處挑戰，仰攻強敵，與單于的軍隊連戰十幾天，所殺的敵人超過了自己的軍隊的損失。殺得敵軍連救死扶傷都顧不上。匈奴的君長都震驚了，於是徵調了左、右賢王的所屬部隊，發動了全部能拉弓打仗的人，用全國的力量來圍攻他們。李陵軍轉戰千里，箭矢已盡，無路可走，而救兵又不到，死傷的士卒堆積如山。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李陵一聲令下，疲憊的士卒便無不奮起，他們噙著淚，血流滿面，咽下淚水，舉起空弓，留著敵人的兵刃，向北爭著與敵人決一死戰。李陵軍未覆沒時，有使者來報戰況，朝廷上的公卿王侯都向皇帝舉杯祝賀。可是過了幾天，李陵兵敗的訊息傳來，皇帝吃飯不香，聽朝不悅，大臣們擔憂害怕，不知如何是好。我不自量地位的卑下，看到主上極度悲傷的情緒，實在想對皇帝竭忠盡智。我以為李陵一向對將士們絕甘分少，因而也能得到部下的拚死出力，就是古代名將也趕不上他。李陵雖然失敗被俘，我看他的心意，是想在匈奴立功報漢，以抵當他敗降之罪。事情到了這種地步已無法挽回，但深入敵陣、摧敗敵人的功勞，也足以光耀天下了。我抱著這些想法想向主上陳說，而沒有機會。恰好主上召問，我就本著上述意思論說李陵的功績，想以此寬慰主上，堵塞那些陷害李陵的讒言。可是由於沒說清楚，聖明的主L又沒深加推究，以為我是在詆毀貳師將軍而替李陵開脫罪責，於是就把我交給大理寺治罪。我的誠懇忠心始終沒有機會表白，落了個欺君誣上的罪名，主上終於同意了法吏的判決。我家貧窮，沒錢贖罪，朋友們沒有誰來營救，主上身邊的親信也不替我說一句話。我的身體不是草木石頭，獨自和法官打交道，被關進深深的監獄裹，能向誰訴說我的苦處呢！這些正是你親眼看到的，我的遭遇難道不是這樣的嗎？李陵已投降了匈奴，敗壞了他家的名聲，而我卻被處以宮刑住在蠶室中蒙受恥辱，著實被天下人所恥笑。可悲呀！可悲呀！
有些事情是不容易對世俗的人一一說清楚的。我的祖先沒有立下受賜剖符丹書那樣的功勞，而掌管文、史、星、歷的官與卜官、祝官的地位相似，本來就是供皇上驅使，如同豢養的優伶一樣，是被世俗所輕視的宮職。假如我伏法就死，好似九牛身上失去一根毫毛而微不足道，和一隻螻蛀、螞蟻被踩死有什麼區別呢？而輿論也不能把我視為是為氣節正義而死的，衹不過認為我智慮窮盡，罪大惡極，不能自我解脫，終於被殺而已。為什麼呢？平素自己所從事的職業必然使人們有這種看法。人總是要死的，有的死得重於泰山，有的死得輕於鴻毛，這是因為他們在死的作用方面有所不同。一個人，最好是不使祖先受辱，其次是自身不受辱，再次是臉面不受辱，又其次是不因言辭而受辱，更次的是遭受捆綁之辱，更要次之的是穿上赭衣的恥辱，比這還要次的是遭受戴刑具、被拷打、剃頭髮、戴鐵鎖的恥辱，還有比這更次一等的是遭受毀壞肌體的恥辱，最下等的是遭受腐刑的恥辱，腐刑使恥辱達到了頂點。《禮記》上說：“對大夫以上的人不加刑辱。”造就是說士人不能不嚴格保持操守。猛虎在深山裹，百獸感到恐懼，可它一旦落入陷阱和籠子裹，便搖頭擺尾向人求食，這種屈服於人的威勢的習性是逐漸形成的。所以有這樣的士人，在地上畫個圈兒作監牢他也不敢進去，削根木頭作法吏他也不敢抬頭答話，而是決計在受辱之前自殺。現在，我被捆綁手腳，戴上了刑具，剝掉衣服被鞭打，關在四面高牆的監獄之中。這個時候見到獄吏就知叩頭，碰上獄卒就膽顫心驚。為什麼呢？因為逐漸積累了對獄吏威勢的恐怖所造成的。已經到了這種地步，卻說自己沒有受辱，豈不是厚著臉皮，哪裹還有什麼尊貴可言呢？況且西伯，作為一方諸侯，也曾被關在羨里；李斯，曾是丞相，也身遭五種刑罰；淮陰侯本為王，卻在陳地被逮捕；彭越、張敖曾南向稱王，同樣因罪被關在監獄裹；絳侯周勃滅掉諸呂，權勢超過春秋五霸，結果被關請室之中；魏其侯是員大將，也穿上赭衣、戴上刑具；季布自受鉗刑給朱家作奴隸；灌夫也被下獄受辱。這些人都曾是王侯將相，聲名遠揚，及至犯罪落入法網，不能夠及早自殺。落入塵埃之中的人，從古到今都是一樣，哪裹有什麼不受辱的呢？由此說來，勇怯強弱都是由形勢決定的，明白了這個道理，還有什麼可奇怪的呢？一個人不能早在法律制裁之前自盡，稍一遲疑，等情況惡化、鞭子落到自己身上以後，才想為氣節而死，不是太晚了嗎？古人難於對大夫施刑的原因大概就是由於這個緣故吧。說到人之常情，沒有不貪生怕死，懷戀父母兄弟、妻子兒女的，衹有那些被義理所激發的人們例外，然而也有不得已的情況。現在我很不幸，父母早已死了，又沒有兄弟，孤獨自身。少卿你看我對妻子兒女怎樣呢？勇敢的人不一定為名節而死，怯懦的人如果仰慕節義，也會處處勉勵自己的。我雖軟弱，也想苟且偷生，但也十分清楚捨生就義的份量的。何必要遭受坐監牢的恥辱呢！況且奴僕婢妾尚能赴義死節，更何況像我要處於迫不得已環境中的人呢！我之所以忍辱苟活下來，甚至陷入糞土之中也不推辭，是因為遺憾自己的意志還沒有表達出來，如果默默地死去，我的文章著述就不能流傳於後世了。
古代有許多身為富貴而聲名堙沒無聞的人，多得無法統計，衹有卓越非凡的人物才流芳後世。周文王被囚於羨里，推演出《周易》；孔子受困窮，著作了《春秋》；屈原被放逐，寫出了《離騷》；左丘明雙目失明，寫出《國語》；孫子受臏刑，論著了《兵法》；呂不韋被放逐蜀，其《呂覽》流傳於後世；韓非在秦國被捕入獄，寫出《說難》、紕憤》。《詩》三百篇，大都是聖賢抒發憤懣的作品。這些人都是因為心裹有所鬱結，理想又得不到實現，所以才論述往事，以寄希望於未來的人。就像左丘明雙目失明，孫子被廢去雙足，終生再也不能為世所用了，於是引退著書，以抒發內心的憤懣期望文章能流傳後世，使自己的心意得到表白。近年來，我自不量力，也把自己的思想表現在淺薄的文章中，搜羅天下散失的遣聞舊事，考核歷史事實，研究事業成敗的原因，探索朝代興衰的道理，共一百三十篇，也想用它來反映自然和社會的關係，通曉從古到今的變化，形成一家學說。初稿還沒有完成，恰逢這場災禍。我痛惜全書沒有完成，因此遭受極刑而沒有怨恨的表現。我果真完成了這部書的寫作，把它收藏在名山之中，傳給通都大邑中志同道合的人，這樣就可以償還以前我所遭受恥辱的債了，即使萬一被殺，我也絕不後悔！然而這些衹能對有學識的人講，很難對淺薄的俗人訴說。
而且，背著壞的名聲，在社會上是難於立足的，自己卑賤的地位也常常遭到毀謗。我因為發表議論而遭受這場災禍，著實被鄉里人所譏笑，污辱了自己的祖先，還有什麼面目到父母墳墓上去祭奠呢？即使經過百代，恥辱仍會越來越深重！因此，我整天心緒不寧，呆在家裹恍恍惚惚像丟失了什麼；走到外邊，又不知要往哪裹去。每當想到這一恥辱，冷汗就浸透了衣裳。我衹不過是宮中的臣僕，哪能隱居在深山呢！所以只好暫且隨波逐流，得過且過地活下去，以抒發自己內心的鬱結。現在少卿教我推薦賢士，這恐怕是和我個人的想法相違背吧！如今即使我想裝飾自己，用美好的言辭來自我解脫，也沒有用，世俗的人是不會相信我的，相反衹能招來恥辱。總之，衹有到了死的那一天，是非才會有定論。這封信不能詳盡地表達我的心意，衹是粗略地說說我淺薄的見解。
司馬遷死後，他的書漸漸流傳開來。宣帝時，司馬遷的外孫平通侯楊憚最先開始陳述司馬遷的著作，於是得以公布開來。到了王莽的時候，有人請求封司馬遷的後人，於是封其後人為史通子。
贊曰：從古人有文字開始就有了史官，並寫下了許多史書。到了孔子整理史書，上自唐堯時期，下止秦穆公時期。唐堯、虞舜以前的情況雖然有留下來的文字，但那些算不上經典，所說關於黃帝、顓頊的事跡就不那么清楚。到孔子依據魯國的史書著作《春秋》，左丘明闡述整理有關史實來給《春秋》作傳，又編撰了與此相異同的史料而成為《國語》。又有《世本》，記錄了黃帝以來至春秋時期帝王、公侯、卿大夫的先祖、世系的由來。春秋以後，七國爭雄，最後秦國兼併了各諸侯國，記述這段歷史的史書有《戰國策》。漢朝興起推翻秦朝，平定天下，記載這段歷史的是《楚漢春秋》。所以司馬遷根據《左氏春秋》、《國語》，採用《世本》、《戰國策》的一些史料，陳述《楚漢春秋》的史實，接續記載其後的史事，截止於天漢年間。所講的秦、漢時期的歷史十分詳盡。至於採錄、摘取經傳，分別記述幾家的史事，有許多地方粗疏簡略，有的互相矛盾。還有他涉獵的範圍廣博，貫通經傳，馳騁於古今上下幾千年之間，這是他勤奮努力的結果。再有他的是非觀和聖人非常不同，論說大道則以黃老學說為主，而以六經為輔；敘述遊俠，則貶退隱士而推舉奸雄；記述經濟活動，則崇尚權勢財利，而羞辱貧賤，這些是他的短處。然而，從劉向到揚雄，這些人博覽群書，他們都稱讚司馬遷有良史之才，佩服他善於序說事物的道理，明辨而不華麗，質樸而不鄙俗，他的文章秉筆直書，他所記述的史事真實不做虛假的讚美，不掩飾醜惡的東西，所以稱作實錄。唉！以司馬遷的博學廣聞，卻不能靠智慧保全自己，已經遭受極刑仍在獄中發憤寫作，他給任安的信中所陳述的也是可信的。究察其所以哀傷自己，是屬於《詩經。小雅》中巷伯一類的人。像《詩經。大雅》所說的“既明辨又聰明，還能保全自己”，這太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