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文

古時想要匡正當世調治天下的人，一定要先考察國家的政情，調查國家的事務，了解人民的習俗，查明治亂根源與得失所在，然後著手進行。這樣，法制才能成立，政治措施才能貫徹。
　
大概人民不團結，國家不安定，過失不在君主，就在下邊。假如君主不講求治國原則而倒行逆施，刑殺不堅持依理行事，重收賦稅，枯竭民財，急征徭役，疲睏民力，那么民財枯竭就不免發生侵奪；民力疲睏就不免怠情輕慢。人民已經到了侵奪、惰慢的地步，再用刑法來懲罰，那就是刑罰越重，禍亂越起。人民陷入勞苦和窮困，就無視禁令和刑罪了，這就叫作過失在於君主。過在君主而君主不改，萬民就無法依靠他安身立命了。如果君主對人民輕刑，寬政，薄稅而緩徵徭役，人民卻放縱行私而不聽從節制，取巧行詐，以力相爭，那么過失就在下邊了。過在下邊，君主若不能明察而加以糾正，那么暴亂分子就不能制止，邪亂之事就不會停息。暴人不制服，邪亂不停息，則統治人民的君主，其勢力將受到損害，而權威日見下降。
　
所以，作為君主、最重要的是一個“勝”字。所謂勝，法度能成立，政令能貫徹，就叫做“勝”。由於法度能成立而政令能貫徹，群臣就守法盡職，百官也有法可依。“法度總是不利於惡人滋長的”，萬民會由此敦厚誠樸，安心農業而節儉勤勞。這樣，賞與罰就一定能夠起到推動與克制的作用，然後下面就能服從統治了。
　
古時之所謂英明君主，並非僅只一人。他們立賞有薄有厚，行禁有輕重，做法不一定相同，但並非故意使之不同，而是隨著時勢的發展而變化，依據人們風氣而行動的。人民急躁而行為邪僻，立賞就不可不厚，行禁就不可不重。故聖人設厚賞不能算作過分，行重禁不能算作暴皮。賞薄則人們不以為利，禁輕則惡人無所恐懼。設立人們不以為利的輕賞，想要役使人們做事，則不肯盡力；規定人們不以為懼的輕禁，想要禁止人們作惡，則惡人不會平息。於是，頒布法令，人民也不會聽從了。所以，賞不足以令人激勵，士民就不會為君主出力；刑不足以使人畏懼，壞人就輕於違法犯禁。人民，畏於刑殺然後才能服從，得到好處然後才能聽用，被治理然後才走正路，安居樂業然後才平靜無事。如果盜賊不能鎮壓，邪亂不能禁止，強者劫持弱者，多數欺侮少數，這是天下所最憂慮、百姓所最害怕的。憂患不能除，人民就不得安居；人民不得安居，他們對君主就絕望了。
　
國家最大的利益莫過於安定，最大的危險莫過於動亂。五帝三王之所以成功立名顯於後世，正因為他們能為天下興利除害。他們的所作所為不一定相同，但努力的目標是一致的。人民是貪利而性行急躁的，如果刑罰太輕，罪過不得舉發，這就是助長淫亂而有利於邪僻的行為。看起來有愛民之心，實際上正好是傷害人民。這兩者是不可不認真考慮的。
　
盜賊不能鎮壓，良民就生活不安；法禁不能建立，惡人就大量出現。所以行事最要緊的是解決當前急務，治國最可貴的是掌握緩急適中。管理過急則人民困迫，困迫則無所適從，無所適從則人民失去生活的保障；管理過緩則人民放縱，放縱則淫邪，淫邪則行私，行私則背公，背公就難以使用了。所以，一個國家政治措施之所以立不住，就是因為沒有得到這個“適中”。不得適中，措施就很難推行。所以治民的“適中”政策，是不可不認真體察的。所謂聖人，就是懂得治亂規律，深悉人事終始的人。他治理人民，只求有利於人民就完了。所以他確立這個“適中”政策的時候，不迷信古代，也不拘泥於今天，而是隨著時勢和國人風氣的發展而變化的。
　
統治人民的方法，莫貴於“勝”。只有保持這種“勝”，君主的一套制度才能確立；君主制度確立了，然後下面才可以服從；下面服從，教化才能夠開展而有成效。如果人民不是思想和行動都服從，就不可能用禮義的各種規則來教化他們。這一點是統治人民的君主不可不認真體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