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情

史達祖屢次科舉不中，後得韓侂胄賞識，負責機要文書。韓侂胄死後，對其牽連影響很深。終究其因是源於其不知進退、驕傲蠻橫的個性所致。當時人彈劾他得到韓侂胄的重用後，在言聽計從、權炙縉紳的同時，也“公受賄賂，共為奸利”。當時韓侂胄手下向他進程書禮，都要畢恭畢敬地用上“申”、“呈”的字樣，可見史達祖借著相國的威風，也曾橫行一時。他有個李姓朋友，看見這種情況想要告誡他，於是在他的几案上寫下幾行大字：“危哉邦卿！侍從申呈。”當時當時其並沒有吸取好友之建，任意妄為，使得落得一敗塗地之地步。

史達祖是個念舊情的人。這一點從他對亡妻的恩情上可以看出來。他的個人愛情與婚姻無考，但從詞中知道他曾喪偶，其《壽樓春》是史達祖為亡妻所做。《宋詞選》稱：“此詞因尋春服悼逝而作，情與文一氣鏇轉，忘其為聲調所拘，轉覺助妻韻，自是名手。”當時他還是韓侂胄重用時期，依然無法磨滅他的悲傷之情，可見其對於妻子的情意非同一般，惹人哀嘆。

評價

梅溪詞奇秀清逸，有李長吉（李賀）之韻，蓋能融情於一家，會句意於兩得。

宋南渡後，梅溪(史達祖)、白石(姜夔)、竹屋(高觀國)、夢窗(吳文英)諸子，極妍盡態，反有秦(秦觀)、李(李清照)未到者。雖神韻天然處或減，要自令人有觀止之嘆，正如唐絕句，至晚唐劉賓客(劉禹錫)、杜京兆(杜牧)，妙處反進青蓮(李白)、龍標(王昌齡)一塵。

梅溪甚有心思，而用筆多涉尖巧，非大方家數，所謂一鉤勒即薄者。梅溪詞中，喜用偷字，足以定其品格矣。

史達祖的詞作多是詠物詞，其描摹物態能盡態極妍，詞句聲韻圓轉，字琢句煉，具有較高的藝術價值，對後世詞壇有較大的影響。代表作有《東風第一枝·春雪》和《綺羅香·詠春雨》，這是兩首倍受後人推崇的詠物傑作，全詞雖然沒有一字提及“雪”、“春雨”，但又沒有一句不是在寫“雪”、“春雨”，被後世譽為“詠物雙璧”。

代表作《雙雙燕》是一首倍受後人推崇的詠物傑作，全詞雖然沒有一字提及“燕”，但又沒有一句不是在寫“燕”。同時其詞作中也反映出了南宋腐朽的一面，如“柳昏花暝”，暗指達官貴人苟安奢侈的生活，後人毛晉曾說：“余幼讀《雙雙燕》詞，便心醉梅溪。”王士禎也說：“仆每讀史邦卿詠燕詞……以為詠物至此人，巧極天工矣。”可見這首詞深受人們的喜愛。

黃升《中興以來絕妙詞選》卷七：“史邦卿，名達祖，號梅溪，有詞百餘首。張功父(張鎡)、姜堯章(姜夔)為序。”張序今存，末署嘉泰元年（1201）。序謂：“蓋生之作，辭情俱到。織綃泉底，去塵眼中。妥帖輕圓，特其餘事。至於奪苕艷於春景，超悲音於商素，有瑰奇警邁、清新閒婉之長，而無盪污淫之失。端可以分鑣清真，平睨方回，而紛紛三變行輩，幾不足比數。”姜序僅存片段，稱其“奇秀清逸，有李長吉之韻。蓋能融情景於一家，會句意於兩得”。

張炎《詞源》賞其詠物、節序諸作，如《東風第一枝》詠春雪，《綺羅香》詠春雨，《雙雙燕》詠燕，“皆全章精粹，所詠瞭然在目，且不留滯於物”。

李調元《雨村詞話》卷三有《史梅溪摘句圖》，謂“史達祖《梅溪詞》，最為白石所賞，鍊句清新，得未曾有，不獨《雙雙燕》一闋也。余讀其全集，愛不釋手，間書佳句，匯為摘句圖”。

周濟《介存齋論詞雜著》云：“梅溪甚有心思，而用筆多涉尖巧，非大方家數，所謂一鉤勒即薄者。”劉熙載《藝概》卷四云：“周美成(周邦彥)律最精審，史邦卿(史達祖)句最警煉，然未得為君子之詞者，周旨盪而史意貪也。

介紹

史達祖字邦卿，號梅溪，漢族，汴（今河南開封）人。自韓侂胄柄權，事皆不逮之都司，初議於蘇師旦，後議之史邦卿，而都司失職。韓侂胄為平章，事無決，專倚堂吏史邦卿，奉行文字，擬帖撰旨，俱出其手，權炙縉紳。侍從簡札，至用申呈。開禧三年，韓侂胄被殺，雷孝友上言乞將史達祖、耿檉、董如璧送大理寺根究，遂貶死。有《梅溪詞》一卷。

張鎡《題梅溪詞》，署嘉泰元年(1201)。張鎡時已近五旬,他稱史達祖為“生”,又說：“余老矣，生鬚髮未白。”顯然其行輩要比張鎡為晚。嘉泰元年正當南宋主戰派韓侂胄、京鏜執政五年，史達祖在韓的府中任“省吏”，頗得韓的倚重。宋人筆記說韓的“奉行文字，擬帖撰旨，俱出其手”，可見他的文章也寫得很好。過去的歷史家,根據元人所編的《宋史》的觀點,多把主張抗敵而失敗的韓侂胄定為“奸臣”，因此也貶損了史達祖及其作品。他的文字可能因此在敵對政治勢力執政(1202)以後就沒有收集起來，或雖有集子而失傳了。

史達祖的詞，過去常常與周（邦彥）、姜（夔）相提並論。姜夔稱其詞“奇秀清逸，有李長吉(李賀)之韻”。張鎡的《題梅溪詞》則說“辭情俱到。織綃泉底，去塵眼中。妥帖輕圓，特其餘事，至於奪苕艷於春景，起悲音於商素，有瓌奇警邁清新閒婉之長，而無（佚）盪污淫之失。端可以分鑣清真（周邦彥）、平睨方回（賀鑄）。而紛紛三變（柳永）行輩，幾不足比數”。張鎡也是南宋的填詞名家，有《南湖集》，與辛棄疾、項安世、洪邁等名流時相唱和。他對於史達祖的評贊，可以代表南宋詞壇的標準。

北宋晚期詞壇大家有的並未盡脫《花間》的舊傳統。儘管他們致力於長調的創製和提倡,但都未放棄小令,而一觸及小令，《花間》的作風自然而然會復活起來。柳永致力於寫景，但比較籠統，周邦彥就比較具體，而史達祖則更深入細緻地摹寫物象，出神入化。如他創作的詠春雨詞〔綺羅香〕“臨斷岸新綠生時，是落紅帶愁流處”，“驚粉重蝶宿西園，喜泥潤燕歸南浦”，全不及春雨一字,完全從物象來寫詩人意中的春雨,其中也無一字涉及個人的感情，而物象中自有此感情。他又把人也作物象來描寫：“恰是怨深腮赤，愁重聲遲。悵東風巷陌,草迷春恨,軟塵庭戶，花誤幽期。”（〔風流子〕）“遣人怨,亂雲天一角,弱水路三千”。“還因秀句，意流江外；便隨輕夢，身墮愁邊。”（〔風流子〕）他用小令來寫平常今昔對比的主題，也與別人不同：“倦客如今老矣，舊時不奈春何。幾曾湖上不經過？……向來蕭鼓地，猶見柳婆娑。”（〔臨江仙〕）至於他那首著名的〔雙雙燕〕，還不是第一流的作品。詠物詩雖然在周邦彥集中已有，但精雕細琢，刻意研煉，分析入微的，要算姜夔與史達祖。史達祖因為善於用修辭學中的“擬人格”，仿佛把作者的感情注入所詠之物，善於用工筆寫金碧山水，所以比起《花間》的寫意的或象徵性的寫法，更易吸引人的注意。有《梅溪詞》 1卷，收入汲古閣《宋六十名家詞》、《四印齋所刻詞》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