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

鍾惺出身於書香門第，父親鍾一貫任武進（今屬江蘇）學訓。萬曆三十八年中（1610年）進士，授行人，掌管詩詣及冊封事宜。次年，他以奉節使臣出使成都；後又出使山東。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再赴貴州，主持鄉試。後遷工部主事，又由北京調往江南，任南京禮部祭祠司主事，遷南京禮部儀制司郎中。在南京時，鍾惺簡淡自持，於秦淮河畔租一樓屋，伏案讀史至深夜，每有所得輒記之，撰成《史懷》一書，評論古史，“多所發明，有古賢所不逮者”。其為人嚴冷，不喜接俗客，由此得謝人事，研讀史書。喜游名山大川，曾與林古度同登泰山。天啟初年，鍾惺升任福建提學僉事，他在閩中仍倡幽峭詩風，並且參以禪旨，令人莫測高深，有“詩妖”之名。江南張澤、華淑，閩人蔡復一等，傾心附和，把鍾惺奉為“深幽孤峭之宗”。不久，鍾惺因喪父，回家守制，竟於天啟五年（1625年）病逝於家，享年五十二歲。卒葬天門縣城南魯家畈（今天門縣李場公社）。至今墓碑尚存。明清時，縣內立有“鍾譚合祠”，坊題“天下文章”四字。遺址在今天門縣人民政府所在地之東。 後人將他的詩文輯為《隱秀軒集》。

他與同里譚元春評選唐人詩，作《唐詩歸》；又評選隋以前的詩，作《古詩歸》，名揚一時，形成“竟陵派”，世稱“鍾譚”。

文學主張

其一：反對擬古文風。他對明中葉以後盛行文壇的擬古主張加以批駁，指出“作詩者之意興，慮無不代求其高。高者，取異於途徑耳。夫途徑者，不能不異者也”（鍾惺《詩歸序》）。他認為“七子”模擬古人詞句，只不過是“取古人之極膚、極狹、極熟便於口手者，以為古人在是”(同前)。因而力求改變這種文風，提出“勢有窮而必變”的變革主張（《問山亭詩序》）。

其二：主張詩人應抒寫“性靈”(或“靈心”)。這種“性靈”或“靈心”是“引古人之精神,以接後人之心目，使其心目有所止焉”，是“求古人真詩所在。真詩者，精神所為也”（《詩歸序》）。即要在古人詩詞的精神中去尋求性靈。但是，他認為這種古人的真詩精神是“察其幽情單緒，孤行靜寄於喧雜之中”，於是他自己的作品極力追求孤僻情懷“別趣理奇”即所謂孤懷、孤詣，且誇耀說：“我輩文字到極無煙火處。”（《答同年尹孔昭書》）

其三：倡導幽深孤峭的風格。《明史·文苑傳》載：“自宏道矯王、李詩之弊，倡以清真，惺復矯其弊，變而為幽深孤峭。”鍾惺認為公安派末端文風俚俗、淺率，企圖以幽深孤峭的風格加以匡救。但他卻走入了另一形式主義極端，往往只顧及字句，忘卻篇章，追求奇字險韻，造成一種艱澀隱晦的風格，以致有些詩句語意不暢，令人費解，如“樹無黃一葉，雲有白孤村”（《晝泊》）等。鍾、譚以這種主張為標準評選《詩歸》。他們所選唐詩，專取清瘦淡遠一格，眾所推重的李白《古風》、杜甫《秋興》等名篇都不選入，試圖以幽冷來洗“七子”的絢爛，足可見其主張的長、短，利、弊。鍾惺的詩，由於追求幽情孤行，所以大多情思狹窄，題材侷促，缺乏深厚廣闊的社會內容。不過他苦心吟事，雕字酌句，不遺餘力，有些五古遊覽詩作寫得還相當好。如《經觀音岩》、《舟晚》等，雖有雕鏤之嫌，然寄情繪景，時有名理。其《上巳雨中登雨花台》、《巴東道中示弟栓》，手眼別出，可見清思。另外,有些詩作對社會現實也有所反映，如《江行俳體》12首，寫及了“官錢曾未漏漁蠻”的賦稅嚴重情況。

鍾惺記敘、議論、散文亦有一些新奇雋永之作。寫景寄情小品《浣花溪記》，以生動細膩筆觸描繪了唐代大詩人杜甫成都寓地浣花溪一帶逶迤、清幽的景色，抒寫對杜甫的敬仰之情，並寄寓自己的情懷。清溪碧潭，移步換景，體現了竟陵派“孤行靜寄”的情懷和個性，以及求新求奇的幽深孤峭的風格。此外《游五夷山記》也是此類作品。他的敘議小品《夏梅說》，巧妙地從時令變化，引出賞梅、詠梅人的冷熱，進而揭示人情世態的寒暖；對“趨梅於冬春冰雪者”的趨炎附勢風氣給予嘲諷和批判，構思立意較為新奇。文藝短論《題魯文恪詩選後》（之二）主張詩文創作宜少而精，提出“不能盡善，而止存一篇數篇、一句數句之長，此外皆能勿作”，反對“多多益善”粗製濫造。並將文章分為三等：“選而作者，上也；作而自選者，次也；作而待人選者，又次也。”

總之，鍾惺詩文主張反擬古，主性靈，有積極一面，他的求新求奇文風，對傳統散文有所突破，與公安派一樣，對晚明小品文的大量產生有一定的促進作用。而其狹窄的題材及情懷，艱澀幽冷的語言及文風，無疑也束縛了他在創作上取得更大的成就。清代曾將“公安”、“竟陵”之作列為禁書，詆毀排擊甚烈。